东汉第一个政府官方主持的通过物质奖励，鼓励女人守贞洁的就是邓太后
后汉书安帝纪: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赐民爵，人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脱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贞妇帛，人一匹。
二月己卯，日南地坼。
(元初六年）乙卯，诏曰：“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延光元年）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还徙者，复户邑属籍。赐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级；加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贞妇帛，人二匹】。
《后汉书:孝顺孝冲帝纪》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奸慝缘间，人庶怨讟，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盖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
后汉书桓帝纪: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赐史更劳一岁；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
元初六年邓绥还在诏书里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
乙卯，诏曰：“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邓绥颁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牌坊
方祖猷:晚清女权史
褒奖贞节应始于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诏赐“贞妇顺女帛”，第一次以帛奖励贞妇，但未及牌坊。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范晔在下注：“旌表者，若今树阙而显之者也。”阙指高大的石门，古代用作神庙或坟墓前之用。这里指树在贞妇家所在地的里门前。这才第一次有了既表彰名誉，又赐以财物的贞节牌坊。此后各代沿用，但不是所有贞女节妇都树立贞节牌坊的，《新唐书·列女传》表彰贞节有旌表门闾的，有诏封“永寿乡君”的，有事迹入《列女传》等多种。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
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六十九年（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褒奖贞顺。（见《汉书·宣帝本纪》）过了一百七十七年，又发现旌表贞节的事。《后汉书·安帝本纪》云：
元初六年（民国前一七九三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后世之乌头绰契，照耀闾里，这是滥觞了。秦代只用法律劝导贞节，【汉代竟用法律奖励贞节，足见空口的劝导，已不足化民，所以才设名利以诱之。这种方法，被后来惑世愚民的君主，引用了一千七百多年。一直到现在，宗法的君主专制已经没有了，而奖励贞节的条例，尚存在中华民国的内务部，数典忘祖，都是汉朝作俑的】。

孟祥才:秦汉政治思想史
和帝时期（公元89—104年在位），这个皇朝开始走下坡路，【安帝（公元107—125年在位）继位后更是滑入了衰颓的快车道】。中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最后在献帝时期形成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到三国鼎立的嬗变。公元220年，曹丕以一出“禅让”的闹剧实现了以魏代汉，刘氏皇统也就在这一年画上了句号。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27岁的和帝病逝，26岁的太后邓绥立幼子刘隆即帝位，是为殇帝，其时他生下仅百余日。邓太后临朝，任命其兄邓骘为车骑将军，议同三司（即没有三公的官位而拥有三公的权力和待遇），“议同三司始自骘也”。[30]其他兄弟邓悝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阊为侍中。邓氏外戚控制了朝政。刘隆即位不到一年即病逝，邓后又立章帝之孙、刘庆之子刘祜为帝，是为安帝。安帝继位时年仅13岁，朝政自然掌握在邓太后及邓氏外戚手中。邓太后出身名门，为东汉开国元勋、太傅邓禹的孙女，知书达礼，工于心计。在其临朝期间（公元105—121年）尚能抑制邓氏外戚，笼络士人，关心民瘼，倡导节俭，政治上不太荒唐，因而保持了全国的稳定局面。但是，邓氏外戚的独擅朝政既加剧了与其他勋戚的矛盾，也加剧了与形同傀儡的安帝的矛盾。【邓太后为了巩固权位，往往倚任“家卧之内”的宦官，如蔡伦就成为她信任的重要人物】
【其次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引发的起义和反抗造成军费开支大增，从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从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76年间，历史上留下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数十次。为了镇压这些农民起义，东汉政府付出了巨大的财政支出。这期间，羌人等少数民族的起义更使东汉政府伤透了脑筋，遭遇了空前的财政危机。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爆发了羌人第一次大起义，历时11年方被镇压下去。为了进行对羌战争，“征伐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50]“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51]。消耗军费240亿，等于东汉政府4年的全部财政收入】。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又爆发了历时7年的第二次羌人大起义，花去政府军费80多亿。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至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爆发了羌人的第三次大起义。这次起义尽管被残酷镇压下去，但东汉政府付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消耗超过了前两次对羌战争。陈龟在一次上书中对征羌战争做了沉痛的描述：“战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系马鞍。或举国掩户，尽种灰灭。孤儿寡母，号哭空城。野无青草，室无悬磐。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穑荒耗，租更空阙。老年虑不终年，少壮惧于困厄。”[52]与羌人起事相呼应，居住在今之湖南地区的南蛮，居住在今之湖北、四川地区的板楯蛮，终东汉之世也没有停止对东汉皇朝的反叛
【从汉安帝登基开始，七八十年间，农民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布东汉统治区的每个地方。桓帝时的刘陶就已经预言，这种农民起义对东汉皇朝必将造成致命的威胁：“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99]东汉后期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最后终于酿成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狂飙——黄巾农民大起义，使东汉皇朝在分崩离析中走向灭亡】。

还是关于邓太后开以灾异策免三公职务先河的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而由安帝到桓帝延熹二年（西纪一五九年），一直是外戚专政。延熹二年以后，便一直是宦官专政。到了宦竖以中常侍而把持生杀予夺的大权，便完全无官制可言，无政治可言；而生民及生民中的知识分子，势非大受屠僇不可。此时还谈什么宰相制度。【但自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因灾异策免太尉徐防，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后来遂成定例。无与职位相应的实权，却要代替外戚宦官负实际的责任，这也应算作历史的大滑稽】。

林剑鸣:秦汉史
邓太后擅政期间，一方面依靠邓氏外戚，另一方面亦不得不寄命于“房卧之内”（仲长统《昌言》）的宦官。于是，宦官较和帝时有更多的人参与政事，也拥有更大权势。如宦官蔡伦在和帝时即“豫参帷幄”，至邓太后擅权时又加官晋爵。成为邓氏擅权的重要力量。
因而自和帝死后，至永宁二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前十余年间，东汉政权亦称稳定，间或还出现“岁还丰穰”（《后汉书·皇后纪》）的景象。但是，和帝以前的兴旺局面，毕竟一去不返了。天灾、人祸、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斥，“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后汉书·皇后纪》），及至邓太后一死，宦官、外戚的矛盾立即激化起来。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使阶级矛盾尖锐化，【自汉安帝（107年至125年）时起，以农民为主体的全国各族人民，就开始同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进行英勇无畏的反抗斗争】。随着东汉王朝统治的日趋黑暗，这种反抗斗争愈来愈激烈，到汉灵帝时（168年至188年）终于爆发了“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全国性的、空前统一的大起义——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给东汉王朝以致命打击，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灭亡，促成割据形势的再现。
【自汉安帝以来各地农民起义浪潮时高时低，不绝如缕】。
第一次起义高潮:【东汉安帝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高潮：永初二年（108年）就有被称为“剧贼”的毕豪，率兵战于平原界，打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但这仅是一次小规模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官兵镇压下去，更大规模的起义还在后面。
接踵而来的是张伯路领导的起义在山东爆发。安帝永初三年（109年），被统治阶级称为“海贼”的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众三千余人，转战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二千石、令、长，声威大振。这次起义影响较毕豪领导的起义大得多。东汉政府派侍御史庞雄督兵镇压，永初四年（110年）渤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等部与张伯路部会合，攻厌次，直入高唐（山东禹城西南），杀长吏，烧官府，声势更大。由于东汉政府派来的御史中丞王宗调数万郡兵镇压，张伯路战斗失利，率义军退守辽东海岛。永初五年（111年）张伯路率兵击东莱，不幸失败，为辽东人李久杀害，起义陷于失败。
第二次起义高潮 :张伯路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东汉建立后第一次声势较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三年之久，转战数郡，打乱了东汉封建政府的统治秩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从此，东汉政权再无平静之日了。

葛剑雄:爱上历史丛书·泱泱汉风
汉朝的撤退使残留在阿尔泰山的北匈奴卷土重来，占领伊吾，寇掠河西。一些西域小国再次寻求汉朝的庇护，大臣们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执政的邓太后召见班勇，经过与大臣的激烈辩论，他恢复西域建置的建议被采纳。延光二年（123年），朝廷任班勇为西域长史，驻柳中（今鄯善县西南），长史府的职能与都护府相同。班勇击退匈奴的残余势力，使汉朝再次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但与西汉后期相比，汉朝对西域的控制有所削弱。由于乌孙已成为独立政权，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也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的西北界退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
使东汉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矛盾。地方官吏对羌人的残暴统治，引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朝廷屡次出兵镇压，并将一部分羌人迁至陇西、陇东和关中。羌人的反抗波及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迫使朝廷将西北和关中的行政机构内迁，还强迫百姓随同迁移，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长期镇压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剧了民族矛盾。

《宦者传》曰：“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汉之纲纪大乱矣。”然则宦官之祸，虽曰诒谋之不臧，后嗣之昏乱，邓后亦不能辞其责也】。
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阨，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其辞诚不免溢美，然较诸淫侈之主，则自贤矣。尝学问者，究与恒人不同也。祸莫大于纵弛。后汉政治之宽纵，盖自章帝以来。【邓后女主，虽知诗书，颇存俭德，而督责之术，非其所知。降羌隐患，遂以决裂，几至不可收拾焉。羌兵不若匈奴之强，众不逮鲜卑之盛，而患转甚于匈奴、鲜卑者，以其居塞内故也。故东汉羌乱，实晋代五胡之乱之先声也】。《潜夫论·实边篇》言：“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耳。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边民谨顿，尤恶内留。太守、令、长，畏恶军事，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怒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遣，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大半。边地遂以兵荒，至今无人。”弃地之祸，可谓烈矣
案邓氏在东京外戚中，犹称谨敕，然邓后专权固政大久，故卒不免身后之祸也
【后汉自邓后以女主御宇，朝政不纲，吏治废弛，伏莽之祸，即已潜滋。岁月浸淫，终不能绝。至灵帝之世，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所谓履霜坚冰，其所由来者渐也。安帝永初三年，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掠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明年，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后汉县，在今山东阳信县东南。转入高唐，汉县，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党众浸盛。遣御史中丞王宗发幽、冀诸郡兵，征法雄为幽州刺史，并力讨之。至五年（111年）乃平。时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尚书陈忠上疏曰：臣窃见元年（107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而顷者以来，莫以为忧。州郡督录怠慢，长吏防御不肃。皆欲采获虚名，讳以盗贼为负。虽有发觉，不务清澄。至有逞威滥怒，无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转相赋敛。或随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迮。或出私财，以偿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发露。陵迟之渐，遂且成俗。寇攘诛咎，皆由于此。前年勃海张伯路，可为至戒。”读此，可知盗贼之所由来矣】。
后汉中常侍、小黄门，皆以宦者为之。朱穆谓始于和熹邓后，《后书·朱晖传》：穆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然后遂相沿不改云】。
——吕思勉《中国大历史：秦汉史》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教授）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
自狼莫、零昌被刺杀，羌众群龙无首，于是陆续瓦解。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想起事，为马贤所败，号良被斩③。
《后汉书，西羌传》载:“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后汉书·庞参传》载:
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地军邓骘讨之，参于徒中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纴，然后蓄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
又载，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庞参奏记于邓骘曰:
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役为损日滋，官员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子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城，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故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对于东汉来说，由于和诸羌的连年战争，已经是力不从心，因而造成全国震动，动摇了东汉根基】。

问就是跟邓姐无关
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
【东汉末年，政治极端黑暗，对羌族等少数民族的压迫日益加剧】。当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仇怨”④，从而引起羌人激烈的反抗。从汉安帝刘祜时起，先零、参狼、烧当、卑楠、烧何等部的羌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第一次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历时20年;第二次从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至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历时6年;第三次从桓帝延熹二年至六年(公元159-163年)，历时5年。三次共持续60余年。起义的羌人遭到东汉王朝的血腥屠杀，前往镇压的汉军对羌人“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①。仅桓帝延熹至灵帝建宁年间，就斩西羌人首“二万三千级”，斩东羌人首“三万八千六百级”。为镇压羌人的反抗，【东汉政府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此耗费360余亿钱，以致“府帑空竭，延及内郡”②。这就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当黄巾起义爆发后，先零羌人立即联合湟中羌人起而响应，共同推翻了东汉王朝。

周松:龙裔：黄河流域古代历史研究
第一，【战争严重动摇并一度摧毁了东汉政府的地方行政体制。如金城郡迁往襄武；护羌校尉府避居张掖；汉族民众内迁；阻断陇右交通线，这一切使东汉在今兰州的统治陷于瘫痪】。
第二，【在包括金城郡在内的广大羌人起义区中，除了著名的先零、烧当羌以外，先后有诸如钟羌、当煎、勒姐等不下十种羌人一起结盟反汉。羌人种落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普遍联合。汉族反汉力量的介入又使联合的范围超出了民族界限。由此可见，东汉后期封建专制统治所激化的不仅只是羌汉民族矛盾，而是整个封建统治危机的周期性再现】。《后汉书·西羌传》感慨道：“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王文光:中国民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到了东汉，羌人不断发动反抗汉朝的军事行动，东汉花费了巨大人力和财力来镇压西羌。【范晔十分客观地认为，羌人的反抗主要是由于东汉政策出现了失误，再加上用人不当，所以虽然东汉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仍得不到长治久安】，【“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可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之大】。
在朝廷与地方少数民族发生冲突的时候，哀牢人常常作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参加与朝廷的博弈，故《华阳国志·蜀志》说，【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因为越巂郡官员“赋敛烦数”，所以引起了遂久县少数民族的反抗，“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影响相当大】，“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
【在东汉明帝、章帝、和帝在位期间（公元58～105年），乌桓都认真保塞，边境无事】。【但是，安帝、顺帝、桓帝时，乌桓一方面接受朝廷安抚，守卫边疆，另一方面不断联合南匈奴、鲜卑攻击东汉的北部边境郡县，从而使北部边境动荡不安】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除了正规羌骑外，临时征发羌人充军，更是羌人最繁重的负担。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远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终于引起了羌人的大起义。
安帝永初年间的东羌大起义，诞生了东羌的第一个政权。先零种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郡，“招集武都、参狼、西郡、西河诸**,众逐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寇钞三辅,断陇道。”先零政权已经抛弃了解仇结盟的旧有形式,走上了军事政治的组织结合。招集诸郡**，也意味着打破了种姓家支界线，而且不限于内郡，象武都羌、参狼羌都是在边郡者。因此，他们比起过去的解仇结盟，力量要强大的多,以至能够南入褒中、益州，东入河东、河内，【猛烈地震撼了东汉的统治】。他们还与汉族的反政府力量相结合,“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入上邽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他们被政府军击败后,杜季贡亡从滇零,而羌族政权接纳了杜季贡,“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这在羌族史上也是首见的】
先零政权,建立了继位制度，永初六年(112年)，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同种狼莫为其辅佐。这种比较稳定的统治集团，对保持和发展起义力量是有利的。起义政权已知使用汉文文书，颁授印信，建立称号。元初四年(117年)零昌被任尚所遣刺客刺杀,狼莫继续领导斗争,直至元初五年(118年)狼莫又为刺客所杀，羌族人民的大起义才归停息。自永初元年(107年)零昌称帝，至元初五年狼莫被杀，斗争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东汉政府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京都中国通史
东汉末的乱离状况
东汉衰亡的征兆开始显露于安帝元初元年至四年(114-117年)羌族的入寇。相关概况已在内篇叙述。为了解当时汉族蒙受的惨状，现摘取王符《潜夫论》部分章节如下:
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楯，惶惧扰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尔，郡县皆大炽。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仇。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於逢虏。
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

邓太后摄政的十七年间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爆发了十次水旱灾害,而且还要担心外族入侵和境内治安问题,据说邓太后曾经因为听闻民间爆发饥荒而忧心得一晚上睡不着。多亏了邓太后的尽心尽力,整个社会总算熬过了灾年,恢复稳定、丰收。
【然而讽刺的是,邓太后的善政埋下了颠覆王朝统治体制的祸根】。如前所述,光武帝改革之后,内外廷的联系被完全隔断,深得儒家之道的邓太后自然不会打破严禁男性进出的规矩,也就是说她在宫中绝对不会和大臣之下的官僚接触,一切政令均经由宦官传达。尽管邓太后的侧近有忠心耿耿、曾为汉和帝铲除外戚立下功劳的郑众,还有监管博士们校订经书文本的饱学之士蔡伦,可是从整个制度的角度而言,虽然宦官传令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客观上的确让宦官取得了话语权,导致宦官人数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
宦官：侧近政治的构造
三田村泰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