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国通史
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六有“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条，列举大臣三年不服丧的例子，称根本原因是汉文帝在遗诏中规定了以日易月，不必服丧三年之久的制度。然而，也许是因为礼的学问慢慢兴盛，尽管有如此制度，但有的官吏愿服三年之丧，并被当时的人称许。到了汉安帝初年邓太后执政时期，由于礼学的兴盛，还颁布了不为双亲服丧者不可为地方官的诏令。当时还有人进言说，州、郡的刺史太守也应当这样做，于是让公卿们商议此事。结果，不少大臣认为服丧三年会带来许多不便，只有刘恺上奏说，刺史是一个地方为人的榜样，应当以身作则。如果百姓行三年之丧，却说刺史行之不便的话，那不等于是浊源清流吗？【邓太后最终采纳了刘恺的意见。但是实际上这个想法在后来基本没有实行。例如，赵岐建议刺史辞官归家为父母守丧，荀爽也认为公卿大臣乃国家政教之本，如果不能为父母服丧，无法教人。由此便可知，即便在邓太后定制之后，高官也未服丧】。后来，行丧不行丧，直到汉亡时也没有定制。不过一般来说，为官之人服丧三年也并不算是件坏事，这样做是一种名誉。人们一般的倾向是尊崇守礼的行为，这是无疑的。

(六年正月甲寅')，(邓后)谒宗庙，率命妇群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亲荐，成礼而还”，李贤注“交献”:“周礼宗庙祭之日，旦，王服衮冕而入，立于阼;后服副袆，从王而入。”[插图]正与《礼记·礼运》“君与夫人交献”的记载相合，明帝“务遵经典”即源于此:在宗庙中行交献之礼的应是帝、后夫妇。邓禹之所以赞成阴太后与明帝交献而不惜违背礼制，或许是从庶人伦常出发，毕竟阴氏与明帝为亲母子，而至邓太后时复行此“故事”，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应该说不过是为了特意提高自己的地位。北魏孝明帝时，
“(胡)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访寻故式。门下召礼官、博士议，以为不可.....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插图1，这里也说明胡太后入宗庙祭祀本就不合礼数，以邓后为托词【，正说明邓后之举是对东汉宗庙礼仪的破坏】
——蒋晓光《汉赋与汉代礼制》

问就是破除迷信
后汉书杨厚传: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三年，太白入斗，洛阳大水。时统为侍中，厚随在京师。朝廷以问统，统对“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晓读图书，粗识其意”。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太后从之，星寻灭不见。又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

一对strong兄妹：虽有辞让，而实无谦谦自牧之心；虽有推进，而实无休休有容之度【计大受：《史林测义》卷十一“邓骘”条，嘉庆十九年枫溪别墅刻本。】

邝士元:国史论衡：一部评论版的中国通史
自东汉以来，弃边的念头像幽灵一般，常常在朝廷间出现，且有恶化的趋势。【到安帝年间，弃边之议大作，议弃之地几乎包括当时整个的西北区域。主张弃边的人自有一番道理，然而反对弃边的人也振振有词。当时似乎什么事都在可与不可的两难之间徘徊颠踬，这种情形反映了帝国的没落】。而当时民间的意见大致上是反对弃边的。【永初四年，朝廷间弃边的议论虽被否决，然而这种反映帝国没落的想法却于次年因一次羌乱而又由边吏传上来，在大臣与边吏的一片喧嚷声中，朝廷遂决定弃边。到桓帝时，西河、上郡又告内徙。拿东汉的这种情形来跟武帝时代之城朔方、开河西、通西域、伐匈奴等相比，颇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感。汉朝之所以落得此地步，似乎并非由于羌人突然比以前强大，而是由于汉朝本身的腐败所造成】。【凉州一带，人民习兵尚武，对于羌寇也深恶痛绝。朝廷不去善为发挥这种力量，反而把国防重任交到一批无战斗意志的官僚手里。由此可见，当时边疆问题的根本在于朝廷为中心的政治权力之运用不当】。

所谓的让宫人读书受教育，这里的宫人并不是指普通宫女，宫人是刘秀设置的低级嫔妃，让太监读书还被后世皇帝当成前代之戒
后汉书皇后纪: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
后汉书:皇后纪: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后汉书:皇后纪:( 梁女莹）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
日知录
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朱八八）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

邓绥不把底层小吏当人，大冬天派人侮辱他们，只为了督促他们给汉和帝造穆
永元十六年，征拜将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顺陵。时盛冬地冻，中使督促，数罚县吏以厉霸。霸抚循而已，初不切责，而反劳之曰：“令诸卿被辱，大匠过也。”吏皆怀恩，力作倍功】。

邓绥治下的治安真的一流，
发展到灵帝时，发生连官员家的儿童都被当街绑架，并被撕票这样恶劣的社会事件，官员靠着不顾人质死活，这股绑架风气才被刹住
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关于东汉“京师劫质”的猖獗，有“法禁益弛，京师劫质，白昼群行，而汉亡矣”的说法，以为导致王朝衰灭的政治危局重要表现。对人身安全的威胁“不避豪贵”，确实也是下层社会暴力反抗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然而从维护法制的角度看，“劫质”罪行危害了社会安定。这种行为的冲击，和“法禁”之“弛”互为因果，以致动摇了汉帝国的政治根基，于是桥玄斥之为“国贼”。
——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官吏的“苛刻”、“奸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灾害的打击，使百姓生活日趋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治安状况也出现滑坡。史称：“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范晔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浸横，缘隙而生。”

羌族简史
第一次大起义。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汉王朝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民数千前往西域作战，羌民被迫举行起义反抗。他们以竹竿、铜镜、板案为武器，凭着坚刚勇猛、顽强无畏的战斗精神，打败了车骑将军邓陇的五万军队。各地羌人纷纷响应，陇西、安定、北地等郡官吏弃城逃走，为胁迫汉民同行，竟然割去禾稼，拆毁房屋，引起汉民的无比忿怒，大量投入羌人的起义洪流中。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汉人杜琦等与羌人联络，攻入上邦(今甘肃天水市)。东汉王朝大为震动，遂增加军援，并求助于南匈奴。与此同时，不惜以封侯及赐钱百万为代价，实行卑鄙的刺杀手段。又对投降的羌酋封职授印，以示宽厚，藉以分化反抗力量。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7年)起义军与东汉护羌校尉马贤等军在北地相持六十多天后失败，至公元126年起义才暂告结束。】
第二次大起义。
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9年)来机任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他们“天性虐刻”，异常横暴，“到州之日,多所拢发”，激起羌人的再度起义。次年，且冻和傅难羌攻金城，东汉以马贤为征西将军，领军十万镇压。羌人采取避实就虚、迂回包抄的战
略，大大分散了东汉王朝军队。阳嘉六年(公元141年)打死马贤。面对严峻的形势，东汉王朝改变乎法，大肆招抚，罕羌五千余口，离浦、狐奴等五万余口投降，历经六年，战争平息。
第三次大起义。
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东汉以残酷镇压山东农民起义而发家的段颖为护羌校尉，东、西羌起而反抗。东汉改派皇甫规为中郎将，前往处置。皇甫规能清楚地认识到，羌民反抗是因为地方官吏所驱逼，他及时而坚定地将“受取狼籍”的安定太守孙儒、“多杀降羌”的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不遵法度”的凉州刺史郭囡、汉阳太守赵嘉全行奏斩。羌人极为感动，降者十余万。皇甫规难能可贵的行动，引起贪图财货，以鱼肉羌人为能事的官僚们的强烈不满，遥蔑他“货赂群芜”，而被调职。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又以段颍为护羌校尉，更加凶残地推行屠杀政策。五年之间，羌民被杀三万八千六百余人，虏去牛羊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历时近十年的东、西羌入起义，最终被血腥镇压下去了。段颎这个刽子手被封为“破羌将军”。
【羌人的起义斗争延续六十多年，甘青地区的羌、汉及其他族人民遭到了东汉王朝的空前屠杀，人口大量减少。以户数计，北地那只及西汉时的百分之五，金城郡、陇西郡只及百分之十;安定那只及百分之十四;汉阳郡只及百分之四十五。但起义斗争极其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使之消耗军费三百六十余亿之巨。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繁苛的徭役激化了东汉王朝和广大汉族人民的矛盾。】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爆发了，北地羌人和湟中义从胡，以及抱罕、河关的汉人也积极响应，并击败了东汉破虏将军董卓的军队。【《后汉书·西羌传》说得正确，羌人起义虽然失败，东汉王朝也随之而垮台，羌人用自己的重大牺牲，为瓦解东汉王朝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
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另据《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一》载:永初元年“西域都护段禧等虽保龟兹，而道路隔塞，檄书不通。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畔，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可见东汉王朝放弃西域的原因是西域诸国数叛，朝廷难以及时援助和费用无已。
关于西域诸国屡叛的原因，班勇认为:“前所以时有叛者，皆有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②即认为反叛原因在于东汉官吏的政策失当。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西域都护任尚不听班超劝说自行其是，行事苛刻，失去了西域诸国的支持而致反叛。
【所谓难相赴援是指西域绝远，朝廷难以赴援，这只是东汉王朝的托词】。【实际上则是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东汉王朝遣骑都尉王弘征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愈惊，遂同时奔溃”，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断陇道，大为寇略，“郡县畏懦不能制”，即是说东汉王朝征西羌前往西域平叛，遭到了西羌的反抗·诸种多叛，阻塞了东汉王朝和西域来往的通道，从而造成了东汉王朝难以赴援西域的局面。】
所谓“其费无已”是指统治西域耗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东汉王朝成立以来一些大臣反对经营西域的主要借口。对此，班超在前引史料中已虽有阐述，但其理由也欠充分。
基于此，【东汉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遣骑都尉王弘等发关中兵迎还西域都护段禧、副校尉梁懂及伊吾、柳中等地屯田吏士，东汉再次“绝”西域。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由于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领兵千余人屯于伊吾。翌年，北匈奴杀索班，占据北道】，于是曹宗上书建议“出兵五千人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曹宗的上书引起了朝内大臣的争论，唯班勇认为:“旧敦煌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田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东汉王朝终从班勇之计，置副校尉于敦煌，“复羁縻西城"。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王朝以班勇为西域长史，领兵五百屯柳中。翌年，勇纳降楼兰，招降龟兹王白英及姑墨、温宿，击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占据车师前部。四年(公元125年)，班勇领敦煌、张掖、酒泉及鄯善、疏勒、车师前王部军队击斩后王军就】。
以“以夷制夷”为主的东北边疆政策
东汉王朝统一东北边疆各族后，相应恢复了郡县建置，同时也确立了“以夷制夷”为主的统治政策，其中主要是以乌桓制鲜卑、【以夫余制高句丽、以乌桓和鲜卑制匈奴的，等等】。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高句丽、秽貊等屡寇边郡，幽州剌史冯焕领二郡太守征讨高句丽、秽貊，“不克”。四月，秽貊与鲜卑再寇辽东，辽东太守蔡讽战死。冬十二月，高句丽、马韩、秽貊联合围攻玄菟城(今辽宁沈阳市东)。延光元年(公元122年)春,夫余王遣其子尉仇台领兵二万救玄菟，败高句丽等】。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汉王朝为平息西域叛乱,遣骑都尉王弘征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群羌惧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滇零、种羌等奋起反抗,“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像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又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同年,东汉王朝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领五万余人屯汉阳,欲进兵讨叛。【永初二年(公元108年),种羌乘东汉大兵未至,先败任尚于冀西(今甘肃天水西北),再败邓骘,“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抄三辅,断陇道”②,东汉王朝在羌地的统治趋于崩溃】。
羌人的大规模反叛,致使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极度恐慌,被迫采取了退守防御的政策。先是移汉中郡于褒中(陕西汉中西北),调任尚退守长安(今西安),“使北军中侯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后又徙陇西至襄武(今甘肃陇西东南),安定至美阳(今陕西扶风东),北地至池阳(今陕西泾阳),上郡至衙(今陕西白水北)。【东汉王朝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加强对关中的防守,但是这些措施，却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恶果。东汉王朝在徙上述诸郡时,郡内百姓依恋故土,不愿内徙,东汉遂“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万民怨痛.泣血叫号”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汉阳人杜琦等联合诸羌，自称“安汉将军”,起兵上邦(今甘肃天水市)。西羌的反抗变成了汉羌的联合反叛】。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
汉羌的联合反叛,迫使东汉王朝改变了退守防御的政策,转而采取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护羌校尉庞参“以恩信”诱降号多,发益州刺史部诸郡兵击零昌羌吕叔都慕人刺杀叔都,败零昌羌。三年(公元116年)，任尚领兵大败杜琦弟杜季贡于丁奚城(今宁夏灵武)。翌年,东汉再遣南匈奴兵击败零昌于灵武,再败于北地。同年,任尚遣人剌杀杜季贡，又招诱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再遣人剌杀零昌!击狼莫，虔人羌降。五年(公元118年)，邓遵遣人剌杀狼莫。“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东汉王朝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以武力征伐为主.佐以招降、刺杀首叛等手段平息了羌叛。但是西羌的这次大规模的反叛给东汉王朝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后汉书·西羌传》称,“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東漢一代的羌禍，以安帝在位的幾年爲最烈，整個的朝野都爲了羌事煩悶。這一次的發動地點，不在邊外而在内地。這是東漢初年馬援一班人徙羌的結果。本來遷羌於内地是一個同化的最好機會，不幸只把他們送給一班官吏和土豪去剥削，於是羌人積怨越來越深，只在等待時機的到來。永初元年，詔發羌人當兵，援救西域，羌人不樂遠征，相率逃亡，郡縣逼迫，騷擾殊甚，羌人驚恐，個個想反。這時有一個燒當種人名麻奴的，原徙居在安定，乘機逃出塞外，號召種人，侵擾塞上，内地的羌人也都聞風而起。不過，這時他們的勢力究竟有限，如果守邊的官吏認真辦理，總不至釀成大患。可惜太守令長個個畏怯怕事，敷衍的結果，他們的實力充盈，就造成了東漢的空前大禍。這件事在王符的潛夫論邊議篇裏説的很明白，他說:
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
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偄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彊，破州滅郡，日長炎炎。
你看，當時守邊的官吏是怎樣的昏庸?
羌禍起後，受任征羌的大員是鄧随，他是漢朝的貴戚，然而他的兵一登隴坂就被羌人擊破，涼州各地到處都受到羌人的騷擾，兵匪遍地。鄧陵在破敗之餘，主張乾脆把涼州丢掉，以便休養精力。這個計劃本來發於龐參，據參本傳參奏記於鄧隱説:
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青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内困征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贷於民:民已穷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絶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龐參這一段話恰能道着當時的困弊情形，所以他的扔掉涼州的議論很容易得到鄧随的贊同。朝中的大臣們接到這個提議，一方面覺得事情重大，不容易處理，一方面又懼怕鄧氏權高，恐因此得罪了當朝貴戚，便都唯唯否否，不敢自作主張。幸而太尉府的郎中虞詡向太尉李修提出了不可放棄的理由，纔把這個計劃打消。虞詡説:
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涼州離暫時因虞詡之説而得保全，而漢朝上下對於消除羌禍依然想不出整個有效的方法。在政府因循的期間，羌人的騷擾已由涼州延及關中，關中雖說是形勝之地，無如羌人在東漢初年已經散布其間，昔爲星火，今成燎原，使人措手不及。他們更東渡黄河，侵入河東，再及河内，河束爲今山西的西南部，河内則爲河南的河北部，所以漢朝的京師這時就不得不急作禦羌的準備，和漢文帝防匈奴於細柳，倒前後有點相像。這時西北的并、涼二州的大部分都被羌人擾及，司隸校尉所部也都有了烽烟。就連太行山束的魏郡、趙國、常山、中山，亦皆繕起塢堠，趕作防羌的工事。到了這時候，亂子鬧得這樣厲害，可是一般士大夫還想敷衍下去，主张捐土徙民。尤其是那班住在内地的人，没有親罹其禍，更不主張同羌人作戰。那位家在安定郡的王符到這時再也忍不住了，不禁在他的著作裹破口大駡起來。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潛夫論救邊篇說:
往昔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束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州削跡，間迥千里，野無孑遺，……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哉!
又説:
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内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内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又説:
乃者邊患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猋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息，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
你看他駡的何等沉痛!可是一個人的忠言讜論那裏改得了一般昏庸官吏的敷衍根性，王符的話只算是白説了。這時一班朝臣紛紛上書，求徙郡縣，安帝没有辦法，只好聽從，【於是徙隴西於襄武，安定於美陽，北地於池陽，上郡於衙，這一次的廢徙郡縣，弄得生民又遭了一次塗炭】，西羌傳記當日的情形說: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撤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年旱蝗饑荒，而驅贓刧略，流離分散，随道死亡，或損棄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
這雖説是一種堅壁清野的辦法，可是人民怎麽受得了啊!
【這時羌禍的蔓延又牽及益州。政府隨地立了塢堠，一方用武力征討，一方又用財貨招誘，逼得諸種羌人慢慢分散，或來降附，纔得平定下去。這一次軍旅和轉運委輸的經費，據説總共用了二百四十餘億，朝中帑藏，亦爲空虚，而人民因爲官吏的搜索剽奪，以至覆宗滅族，賣兒鬻女的很多很多，并、涼數州虚耗殆盡，真要算是束漢時一次最大的禍亂了】。
【大股羌寇平定之後，各地小部分的擾亂還時時發生，雖不見得鬧的怎樣利害，卻使關西諸郡永遠不得安寧，所以安帝時東徙的安定諸郡一時不能遷回本土】，人民照舊東西飄流，過那悲慘的生活，經過了鄧遵、馬賢一班將士的征討，餘慆稍殺，【到延光三年，把隴西遷回狄道故治，順帝初年，馬賢破降鍾羌於臨洮，涼州稍得平定，安定、北地、上郡三郡方纔搬到原來的地方】。可是當時人士總是只圖目前苟安，不想長久的辦法，所以那時所得到的也只是一時的安靜，到陽嘉時，西羌又動刀兵，擾亂三輔地方，於是又把安定徙到扶風，北地移在馮翊，一切是驚恐和慌亂都和安帝時候差不多，各處衝要的地方又都立起塢壁來，作嚴密的警備，前後總共擾攘了十幾年，一直到冲帝永嘉時才得平靜，這樣一鬧，漢廷的府庫又少了八十餘億，許多物質的損失和人民的艱苦還不在數内。【我們可以説，安順二代的羌禍簡直把東漢開國以來的精力和元氣都一齊消耗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