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绥时期爆发了多次民变
邓绥时期民变记录：
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
——《后汉书.独行列传》
《后汉书·虞诩传》:(没有写具体时间，但联系原文是永初四年以后）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
(永初四年）海贼张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
——《后汉书.安帝纪》
(永初五年）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种羌攻陷上邽城。
——《后汉书.安帝纪》
(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
——《后汉书.安帝纪》
吕思勉先生认为海贼风波是因为邓绥时期吏治废弛导致的
后汉自邓后以女主御宇，朝政不纲，吏治废弛，伏莽之祸，即已潜滋。岁月浸淫，终不能绝。至灵帝之世，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所谓履霜坚冰，其所由来者渐也。安帝永初三年，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掠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明年，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后汉县，在今山东阳信县东南。转入高唐，汉县，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党众浸盛。遣御史中丞王宗发幽、冀诸郡兵，征法雄为幽州刺史，并力讨之。至五年（111年）乃平。时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

羌乱以来，百姓受尽了苦难，百姓的苦难并不来自羌人而是汉庭，来自东汉征服，于是他们联合羌人起义反叛
后汉书.西羌传: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刘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戚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诱杀降者二百余人，乃罢孟津屯。其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入上邽城，琦自称安汉将军

冉光荣、李绍民、周锡银:羌族史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东汉王朝派遣骑 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千骑兵前往西域作战，路程遇远，去而无还，羌人惊惧愁怨，行至酒泉，纷纷逃散。东汉王朝命各郡发兵阻截，勒索骚扰，毁捣庐舍，羌人被迫发动反抗东汉王朝的第一次大起义。“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版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羌人利用这种极端低劣的装备,凭借他们坚刚勇猛、顽强无畏的战斗精神,却打败了由车骑将军邓骂、征西校尉任尚等统率的五万军队,杀其万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与此同时，原西走的当煎、勒姐羌攻克破羌县;陇西种羌则占据临洮县，生擒陇西南部都尉;而后滇零也乘势袭褒中。由于“众羌乘胜，汉兵数挫”,郡县官吏皆无心战守，纷纷胁迫所属汉民内迁:陇西徙襄武(属陇西郡)，安定徒美阳(属右扶风)，北地徙池阳(属左冯翊)，上郡徒衙县(属左冯翊)。百姓留恋故土，不愿离开家乡，郡县官吏竟然残忍地“刈其禾稼，发撤室屋，夷营壁，破积聚”，以此“塞其恋土之心”，“防还顾之思”。①切断生路，驱逼起程。“时连早蝗饥荒，而驱臧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苦难深重的汉族入民对东汉政府的暴行无比忿怒，纷纷反抗，响应并参加了羌人的大起义】。
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7年)起义军和护羌校尉马贤等军在北地相持六十多天，最后在黄河边被打败，牺牲达五千余众。北地地区的起义虽然被平定，陇西、金城及河西地区的斗争还在继续，至公元126年才暂告结束。【这次起义严重地削弱了东汉王朝的力量,难怪《后汉书·酉羌传》说:“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货，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羌人的起义斗争先后延续六十多年，遭到东汉王朝残酷的屠杀和镇压。对此，一些封建史学家、政治家都予以尖锐抨击。司马光说:“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②而广大的汉人，同样蒙受了极大的苦难。《潜夫论》指出:羌人刚起义时，“计谋未善，党羽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但将帅、太守、令长，“皆怯劣顿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小而谓之多……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遗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使所搜索剽夺，游踵塗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胜数也。”特别驱赶汉民离开家园，“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早饥遗，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兗、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兵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就是那些未死于途中，勉强到了内地之人，“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这完全是空前的浩劫。

爱民如子的邓太后哦
马长寿:氐与羌
金城长史上官鸿建议在逢留河北岸的归义、建威二城附近屯田二十七部。这次屯田规模较大,开始于永元十四年(102年)⑥。屯田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恢复西海故郡或扩大金城郡的统治地区至临羌塞外之地①。但五年之后,金城、陇西、北地等郡普遍爆发了羌民反抗汉暴政的战争。在金城者,当煎、勒姐二羌攻陷破羌县;在陇西者,钟羌攻陷临洮县,生擒陇西的南部都尉。更严重的是,“先零别种”滇零羌在北地郡建立了政权。西州起义的烽火既然到处燃烧，河湟地区统治羌民的机构就陷入被包围的状态
汉阳、安定、北地、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诸郡外,还有并州的西河、上郡,上党三郡,益州的汉中郡,以及直属于司隶的三辅和河东、河内诸郡。从起义到战争完结，前后凡十二年。王符在《潜夫论·救边篇》总结这次战争影响说:“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可知这次起义战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以及对于东汉王朝的摧毁作用之巨,都是空前的。
正因为滇零政权是既代表羌民利益，同时也代表汉族农民利益的,所以在永初五年的下半年,汉阳郡的一个以杜琦为首的汉族农民起义集团,乃与滇零政权合作，攻下上邽城，最后他们也参加了滇零政权。杜琦和他领导的农民集团是在永初二年起义的②。起义军称杜琦为安汉将军，他的部将有他的兄弟季贡和同郡人王信。
由于羌民军所反对的不是各郡的汉民,而是同汉羌人民作对的统治阶级，所以当下诏移民时，各史皆记载:“百姓恋土,不乐去旧”。而东汉统治阶级对于不愿南徙、东徙的汉族农民,“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①。由此知强刈田禾,劫掠财产、驱人民于死亡一途的，并不是羌民军，而是东汉的统治阶级。
【从永初元年至元初五年，羌民的第二次起义和战争凡十二年。在此十多年内，羌民所建的滇零政权自始至终是反抗东汉政府的徭役暴政和民族压迫的。这一政权虽然最后瓦解，但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十多年的战争，使东汉政府的军费用去了二百四十多亿，“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①。二是经过这次起义之后，给内地的降羌播下了不断起义的种子】。江统说:“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①，就是指这第二次羌民大起义而言的。
至于“剽略人物,发冢露尸”,这也要作具体分析,主要是看剽略了哪些人和谁的财物,看发掘了哪一阶级的冢墓,暴露了哪些人的尸体。《西羌传》记载汉顺帝时,东、西羌大合,“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段颎所云剽人发冢，即指此事。
、
那么,只准皇帝派兵杀戮西羌,不准西羌烧发园陵、杀伤长吏，这算什么道理呢?而且在永初五年(111年)，为了迁徙郡县之故，统治阶级强迫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的汉民南移,至于“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皆积,以防顾远之思”。然则破坏人民生产、生活资料者,不是羌民,而是东汉统治阶级自己。【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汉阳诸羌南入益州，安帝遣中郎将尹就出兵讨羌,蜀人不堪其扰,为之作谚语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①。谁“剽略人物”,在人民心目中是一目了然，不容任何诡辩或捏造】。

东汉人王符评价邓绥时期的羌乱状况，邓绥制羌无能，羌人没有兵器而且队伍散乱，起初是很好对付的，结果军官们胆小懦弱，谎报军情，中饱私囊，欺辱百姓，抢夺民财，让那些百姓或灭族，或被贩卖的不计其数，带给百姓的伤害超过匈奴人，邓绥创造促成了妇女被贩卖的机会和事实
王符潜夫论：
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楯，惶惧扰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郡县皆大炽。【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仇，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哀民之死亡也。
【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

邓绥手上整个金城郡全部放弃，政府搬到了陇西郡的襄武县
后汉书庞参传：(永初）四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参奏记于邓骘曰：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抄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
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四年）三月，南单于降。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徙金城郡都襄武。】
后汉书.西羌传：时，羌复攻褒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与勤俱死，【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
而本襄武属于陇西郡
后汉书.郡国志
陇西郡（秦置。雒阳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城，户五千六百二十八，口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安故〗
〖氐道〗养水出此。
〖首阳〗有鸟鼠同穴山，渭水出。
〖大夏〗
〖襄武〗有五鸡聚。

邓绥将四郡郡治内迁
(永初五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
——《后汉书.安帝纪》
安帝亲政后将陇西郡治迁回狄道
(延光）三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
——《后汉书.西羌传》
顺帝将另外三郡郡治迁回故地
(永建四年）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
——《后汉书.顺帝纪》
至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书奏，帝乃复三郡】。
——《后汉书.西羌传》

关于邓绥弃地，引用教授写的书
廖伯源：秦汉史论丛续编之上
《后汉书·续郡国志》载金城郡之首书县为允吾(志23/3529)。金城郡之郡府本在允吾县。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金城郡在陇西郡之西北方，襄武县地处陇西郡之东南部，靠近汉阳郡。金城郡之郡府自允吾(约 E103°8'N36°10')徙至陇西郡之襄武县(E104°42'N34°50')注，恐金城郡全部及陇西郡之部分皆已弃守。
据《后汉书·安帝纪》，上引文之“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下诏之时间为永初五年三月(5/216)。又前文述永初四年三月，已徙金城郡治于陇西郡之襄武。则金城郡与陇西郡之郡府，皆徙置于襄武县，一县之内有二郡之郡政府，为此战乱弃边之怪现象。又金城、安定、北地、上郡之郡政府迁离本郡，虽各郡或有留守人员以协助驻屯讨伐之汉军，就民政事务而言，此四郡实已全部放弃。

吕思勉.秦汉史(谈邓绥时弃边)
案羌乱情形，详见王符《潜夫论·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救边篇》言：“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论者多恨不从或议。”此篇作于羌乱既起九年之后，犹有持是论者，可见公卿之怯耎。然《庞参传》谓骘及公卿，欲从参议，以众多不同而止，可见持是论者实不多也。是时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战守意，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是年，【三月，既徙金城郡居襄武。县名，属陇西，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明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复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县属右扶风，今陕西武功县东南。北地徙池阳，县属左冯翊，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上郡徙衙。县属左冯翊，今陕西白水县东北。盖已几弃凉州矣】。《潜夫论·实边篇》言：“民之于徙，甚于伏法。[插图]伏法不过家一人死耳。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边民谨顿，尤恶内留。太守、令、长，畏恶军事，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怒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遣，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大半。边地遂以兵荒，至今无人。”【弃地之祸，可谓烈矣】。
延光三年，陇西郡始还狄道。顺帝永建元年，凉州无事。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

边防线内缩
曹宁:从《后汉书》重新审视东汉对羌政策
永初四年时，凉州大部已被滇零政权所控制。随着暴动的上升，【凉州最终还是不弃而弃了。一方面逐步将边郡的治所内迁，内缩边防线。“徙金城郡治于襄武，徙护羌校尉营于张掖”，另一方面内徙边地民众。“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徒衙”】。
东汉朝廷的保守性举措，激化了政府与边地民众的矛盾。地方官员的畏懦与朝廷军队的步步败退，使羌民气势大盛，暴动势力快速发展。更糟的是，边地民众对东汉朝廷日益失望，乃至怨恨，最后加入反抗朝廷的队伍。

🌑王子今也说了收缩了其行政控制地域
汉安帝永初五年（111），羌人入河东，又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后“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后汉书·西羌传》）。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又“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六年（141），“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后汉书·顺帝纪》）。《潜夫论·实边》论述这种强制性移民“其为酷痛，甚于逢虏”的灾难性影响：
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于本处，诚不欲去之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产，彊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
【政府因国力削弱不得不收缩其行政控制地域】，虽无力抗御外侮，然而却可以威逼边民，“彊劫驱掠，与其内入”。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

安帝亲政后平定的西域，也就是邓绥丢的那个
西域是安帝亲政后平定的，不是邓绥，请看史料
于是从勇议，复郭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抄，河西大被其害】。
邓绥手上，丝绸之路的北道没了
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
——《后汉书.班梁列传》
是班勇打败北匈奴和车师后部，重新复通的西域
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绥。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首虏八千余人，马畜五万余头。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以报其耻，传首京师。
——《后汉书.班梁列传》
至安帝时，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为西域长史，复讨定诸国
《后汉书西域传》
(延光二年）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
帝纳之，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驰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
——《后汉书.西域传》

引用教授写的
木琴:两汉民族关系史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从敦煌太守曹宗之请，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西域，车师前王、鄯善王来归。没几个月，【北匈奴与车师后部王攻没索班，并击走车师前王，控制了西域北道】。鄯善情急，求救于曹宗。曹宗请兵击匈奴复西域。【最后邓太后赞成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名，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但仍未能出屯西域，而北匈奴与车师常入河西骚扰】。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与鄯善之间)，次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又招抚龟兹(今新疆库车)王白英，白英乃率姑墨(今新疆温宿东)、温宿(今新疆乌什)降勇。班勇“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稍西)，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

傅乐成：中国通史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以年老求归，他于八月返回洛阳，九月便死去。他在西域前后达三十余年，深受诸国的爱戴。他返国后，汉以任尚继为都护，尚性格严急，不善驾驭。殇帝延平元年(106)，西域诸国反，围攻尚于疏勒。汉以段禧继任为都护，诸国仍不亲附，禧仅保龟兹，与内地隔绝。【安帝永初元年(107)，汉撤销西域都护，遣兵迎回段禧及其他若干地区的屯田吏士，于是西域三度绝汉】。【此后汉仅于敦煌置西域副校尉，以示羁縻而已】。
【西域绝汉后，北匈奴余孽与车师屡次入寇河西，当时有人主张封锁玉门关和阳关（今甘肃敦煌县西南）以绝其患。延光二年(123)，汉纳陈忠议，以班超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经营西域。三年(124)，鄯善、龟兹、姑墨、温宿相继归附，勇并发诸国兵击破车师。至顺帝永建元年(126)，又发诸国兵击走北匈奴的呼衍王，降其众二万余人。二年(127)，又击定焉耆，降服龟兹、莎车、于阗等十七国。六年(131)，汉复屯田于伊吾卢，以制西域。但汉在西域的声势，已远不如昔，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诸国，皆不复听汉命。这是东汉时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平定西域】。

邓太后采纳了班勇建议的前一半，“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西域绝无汉吏”的状况并未改变。其后，北匈奴与车师不断“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至延光二年（123年），安帝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汉军再次进入西域。班勇“破平车师”，后又“击降焉耆”。兹、疏勒、于寘、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领已西遂绝”。顺帝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又日渐削弱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