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西域诸国反叛,攻击都护任尚于疏勒,虽然由于梁懂的努力，龟兹得以安定下来,但西域的局势仍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永初元年(107年),汉安帝因“西域反叛”[1]1587,将班勇封为军司马。当时,西域都护段禧等人尽管力保龟兹,但通往西域的道路已被隔绝,连檄书都无法通达。公卿在讨论西域问题时，大都认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3]1570汉安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永初元年(107年)六月下令撤除西域都护,班勇和其兄班雄奉命从敦煌出发,迎接西域都护及西域的甲兵。从此,北匈奴又重新控制了西域达十余年之久,并在边境不断制造麻烦,对东汉王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带领一千余人驻扎在伊吾，招抚西域诸国。于是车师前王和鄯善王都来降服。【但是,几个月之后,即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三月,北匈奴率领车师后王军就杀害了敦煌长史索班,并赶跑了车师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见状十分焦急，便向曹宗求救，曹宗则向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重新夺取西域。当时公卿大都认为,应当关闭玉门关，丢弃西域。
尽管邓太后和汉安帝也认为班勇的看法很有道理,但面对大臣的诘问和发难,邓太后和汉安帝也不愿得罪其他大臣,于是搞个折中方案,既满足了班勇的要求恢复敦煌郡的营兵,设置西域副校尉,以此照顾了大臣们的反对情绪。【其实,邓太后和汉安帝的做法既无助于羁縻西域,也没有解除匈奴的威胁,其后匈奴多次与车师共同侵扰东汉,河西更是深受其害，就很能说明问题】。
【延光二年(123年)夏天,汉安帝将班勇封为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出屯柳中。班勇对犹豫不决的龟兹王白英犹“开以恩信”[1]1589，使白英率领姑墨、温宿降服。然后,班勇征发西域的一万余步兵和骑兵赶到车师前王庭,赶跑了匈奴伊蠡王,重新开通了车师的前部】。延光四年(125年)七月,班勇又征发敦煌、张掖、酒泉的六千名骑兵和鄯善、疏勒、车师前部的官兵,击破车师后部王军就,俘虏了八千余人，【活捉了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并将他们带到索班被杀之处予以斩首,以报复北匈奴】。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车师王。接着,班勇又派别校斩杀东且弥国国王，“更立其种人为王”[3]1645,于是卑睦、蒲类,东且弥、移支、车师前部和车师后部全被平息下去。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汉桓帝延熹二年(159)相继爆发的均历时10年以上的羌人大起义，造成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剧烈的社会动荡。羌人武装力量甚至深入到河东、河内、蜀郡等地。在羌人武装的强大压力下，汉临羌边郡相继内徙。

欠钱不还的老赖，与王符说的那段对上了
【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

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
东汉后期的农民武装斗争，呈现出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来潮早，持续久，次数多。从安帝永初三年(109年)至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七十五年之间，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数十次之多,有的发展到数万甚至十多万人,有的坚持数年甚至十几年。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总是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其次,起义地区不断扩大。规模较大的起义队伍，活动于数郡以至数州的广大地区，起义形势逐渐向南方扩展到长江下游一带而兴起于江南,这反映了江南的开发和人口南移，封建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更大范围的武装反抗斗争。第三，少数民族卷入起义。由于豪族地主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所以少数民族也卷入了起义风暴，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汉族人民起义。这说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即豪族地主阶级与各族人民的矛盾。第四，官兵哗变并转向起义队伍。官兵本来是封建政府的统治支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而东汉后期的官兵却不止一次反戈转向起义队伍，从而使动荡局面更加动荡不安。这充分反映出东汉政府的腐朽和虚弱以及其统治地位的日益动摇。

羌人都快打进洛阳了，一史盲邓粉说羌乱算不了什么威胁
后汉书.安帝纪:二月丁卯，诏省减郡国贡献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
后汉书.西羌传: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
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高帝置。【雒阳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永初五年(111),起义军进至河东、河内,威胁汉都洛阳】。东汉王朝为了孤立羌人起义,竟强令接近羌族起义军占领地区的汉族人民向内地迁移,由此又引发了汉阳人杜琦等领导的汉人起义,大败当时代理护羌校尉庞参的队伍。经过历时十余年的镇压,这次羌汉人民联合起义才被残酷镇压下去。由此可见,东汉王朝“三绝”西域也是必然,因为东汉政府不仅不能从金城、陇西增调羌胡兵去增援西域打击北匈奴,【而且羌人起义切断陇道,进击三辅,威逼洛阳,直接威胁到东汉王朝统治】
黄今言:东汉军事通史
东汉战略防御的重心便进一步移至三辅地区。其次，在同年，又因金城郡完全失控，而将郡治移至陇西的襄武(今甘肃陇西)。护羌校尉营也不得不从金城徙至张掖③。骑都尉任仁累战累败，而对于其部又放纵掳掠，本已闾阎攘扰的三辅之地，就愈发人心惶惶，骚动不宁。为此，汉廷“槛车征(任仁)诣廷尉诏狱死”④。五年春，又以“任尚坐无功征免”，希图借此调整兵力部署，督迫汉军将士用力作战。但是，东汉的军事策略似乎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当羌人武装向河东、河内发起进攻之时，屯驻于三辅地区的汉军并未能予以有力的阻截，【结果，造成河东和河内二郡“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这样，羌军兵锋直逼东汉统治中心洛阳。情急之中，汉廷被迫于洛阳外围，再次筑起新的防线】
廖伯源:秦汉史论丛续编
（永初）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87/2887）
东汉之三河，如西汉之三辅，乃京畿之地。河东、河内二郡在黄河之北，河南在黄河之南。【羌“寇河东，遂至河内”，是越过三辅往东入侵；河东、河内百姓惊恐，欲渡河到首都所在之河南郡。】汉廷发遣京师之警备武力五营士屯孟津，盖巩固黄河之守卫，以防羌人自河内渡河南下。

邓太后确实爱民如子
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
在东汉时期，还有一个事例证明中央政府是如何关心地方封国的经济收入的。《后汉书·冯鲂传》记载说：“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于是特诏以它县租税足石，令如旧限。”这里必须指明的是，《冯鲂传》这段文字并没有讲清楚造成“王侯租秩多不充”的真相。【其真相是在兵荒之后，中央政府借王侯租秩的结果。现在中央政府又在替王侯解决“租秩多不充”的问题，其办法是调拨其他县的租税充数，颠过来倒过去，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冯鲂的孙子获嘉侯冯石，就是从这个“特诏”中获得了实利，冯石的封国应该“岁入谷三万斛，钱四万”，就是用其他县的租税得到补足。
在卖爵方面，西汉只卖低爵和中级爵而不卖高爵。【在东汉，除列侯不卖外，关内侯及其以下的爵位都可以卖。如安帝永初三年（109），“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安帝永初六年，“五月，旱。丙寅诏；令二千石以下至黄绶，一切复秩还赎，赐爵各有差”。
【这是因天旱赐爵，对象只限于官吏，而且准许以钱赎罪降秩的官吏，退赎复秩。这是对贪官污吏的特殊照顾】
安帝元初元年（114），“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赐民爵人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脱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贞妇帛，人一匹”。
【这是为改元而赐爵，恢复了赐爵二级、三级的级数，再一次申明爵不得过公乘，其他与常例同。但第一次提到赐贞妇帛，说明对妇女的贞节观要求加强】。

国史论衡：一部评论版的中国通史（套装共2册）
造纸术为后汉和帝时蔡伦所改进。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明帝、章帝、和帝时代,皇帝重视吏治,那些品行卓著、精通经义的士人被选任为官员的途径较为畅通,【但是从安帝开始,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正常的仕宦之途已被堵塞】。权贵们不断提拔亲信为官,这些亲信大多是趋炎附势、不学无术的小人,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主要是依靠与权贵的私人关系,甚至是通过行贿的方式谋取官位。这些人充斥于朝廷，阻塞了士人的进阶之路。面对外戚、宦官独断官员任免的做法，士人们自发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久而久之,士人们结成与权贵阶层相对抗的政治集团。外戚、宦官掌控的宫廷与士人占据的外朝之间的政治对立,形成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治的特点。
【和帝去世以后,邓太后操纵皇帝的选立,以维持外戚邓氏的特权,其做法引起朝臣的不满。司空周章想效仿西汉时代的周勃,通过发动宫廷政变铲除邓氏,迎立皇长子刘胜为帝,但计划暴露，周章被迫自杀。周章反对外戚专权的做法赢得士人们的普遍同情。此后又有很多朝臣不顾安危上书,请求安帝亲政。安帝初年,朝臣们反对邓氏专权的行为大多出于自发,还没有出现结盟的局面,但却是后来士人集团崛起的先声。】
【安帝以后,朝廷政治逐渐陷入混乱,年幼的皇帝不能亲政,外戚、宦官、士人集团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惨烈的政治斗争严重消耗了东汉王朝的国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不断削弱，而处于中原王朝边疆地带的民族政权率先感受到中央王朝国力的下降,开始尝试突破原有的臣属关系。】
元兴元年(105)，和帝去世,西域诸国随即反叛,将任尚围困于疏勒。大将军邓骘闻讯,命梁懂率河西四郡五千羌胡骑兵增援。西域各国听说汉朝援军将至,纷纷退兵。【朝廷将行事不当的任尚撤换,由段禧接任西域都护。段禧上任后，认为西域都护驻扎的疏勒城过于狭小,想迁治龟兹城，于是采取诱骗的方式,迫使龟兹国王同意西域都护进驻。此举引发了龟兹贵族的不满，他们联合温宿、姑墨等国于永初元年(107)再度反叛,将段禧围困。朝廷得到消息,又命王弘率领陇西羌兵增援，未料羌兵中途反叛,致使中西交通断绝。朝廷见无力增援西域,下令撤销西域都护,把驻扎在西域的汉朝官吏、军队调回,中原王朝的势力暂时撤出了西域。】
延光二年(123),西北羌乱平息,安帝也已亲政,开始筹备收复西域。安帝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从敦煌出发,宣谕西域诸国。【自永初元年东汉势力撤出西域后,西域诸国纷纷投靠北匈奴,北匈奴派伊蠡王驻牧车师国,管理西域事务。班勇抵达西域后,首先说服鄯善.龟兹等国与汉朝联合攻打车师。永建元年(126)，班勇又将驻牧于车师附近的匈奴呼衍王部击溃,将北匈奴势力逐出西域。次年,班勇将拒不归降的焉耆国击破,自此西域诸国重新归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虽然重夺西域,但却没有恢复西域都护,而是改置西域长史。西域长史由敦煌太守节制,级别较低,表明朝廷对西域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阳嘉年间(132-135)以后，不断有西域国家反叛，西域长史只能勉强维持局面。到了灵帝时期,中原大乱,中原王朝势力彻底撤出西域。
【安帝以后,中原王朝之所以对西域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除了王朝内部政治混乱的因素,西北地区持续不断的羌乱也是重要原因,而东汉中后期的西北羌乱也严重破坏了东汉王朝的边疆统治秩序,加速了东汉的灭亡】。
东汉初年,朝廷把反叛的羌人部落迁徙到陇西、关中安置,这些羌人部落成为地方政府压迫的对象。【永初元年西域叛乱，朝廷征发陇西羌人赴西域平叛。羌人不愿背井离乡,再加上行军途中汉朝军官对羌人十分粗暴,最后导致羌兵的集体反叛。羌兵调转兵锋,杀回陇西,攻破沿途郡县,导致中西交通断绝。面对羌兵的内侵,大将军邓骘亲征,结果被羌人击败,羌人由此控制陇山以西大部分地区。永初二年(108),先零羌首领滇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建立政权,同时召集关中的羌部共同反汉。元初二年(115)，东汉政府征调关东军队，同时联合南匈奴一同反扑,终于在元初五年平定羌乱,但东汉王朝却因此元气大伤。】
【安帝永初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羌人的三次大规模反叛,前后持续了五十余年,严重动摇了东汉王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基础。陇西、关中地区经济萧条,县邑残破,尸骨遍野,很多郡县名存实亡,朝廷已经无力阻止羌、氐等民族在当地的发展。】
【安帝以后,随着朝廷政治的腐败和地方门阀的兴起,大量平民因官府和豪强的压榨而破产,成为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流民。这些流民游荡于乡间田野,四处躲避官府的追捕。而山林池泽因为便于隐藏，往往成为流民的聚集地。当流民聚集到一定数量,便会形成对抗官府的强大力量，一旦时机成熟,立刻会演变为武装集团,走上暴力反抗官府的道路。】

余太山:西域通史
安帝之后,东汉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豪强势力嚣张,鱼肉百姓,加上天灾不断,农民到处流亡,社会动荡不安。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已极,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规模越来越大,东汉王朝终于瓦解。

仗糊行凶

秦士金:两汉羌族社会状况及民族关系简析
从永初元年(107年)开始到东汉末年,是第二阶段,也是整个羌族人民的大规模的起义阶段。
平定烧当羌的反抗以后，汉王朝采用大规模的屯田政策，利用羌族人民所开发的肥沃田地，大规模地驻军电田。屯田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把这种政策当作解决本已充满火药味的羌汉关系的唯一办法时，却是极大的失误。这种政策与羌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其实是一种和羌人争夺土地的斗争，而且在实施屯田中，难免要骚扰邻近羌人的正常生活，引起羌人的反抗，羌人看到屯田日益扩大，牧地日益缩小，就会日益积累仇汉情绪。
【其次，东汉政府对羌人的残酷掠夺和沉重的压迫，是羌人起义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点，历代史学家，如班彪、范晔、司马光以及近代、当代史学者多有论及，不赘。
【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前后延续了六十多年。这些起义和全国的农民起义遥相呼应，给腐朽的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最后在统治阶级灭绝人性的屠杀下失败了，东汉政府也因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薛小林: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
安顺时期，羌患陡然升级，严重威胁到东汉政权的安全。安帝永初元年(107)，朝廷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千骑屯戍西域“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强征的羌兵逃散，【事件本身并不是非常严重，但官方对此事的处理，使得事态严重化了，“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①西晋时江统描述说“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②滇零甚至称天子于北地，联合诸种“寇钞三辅，断陇道”,③反叛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次叛乱直到元初五年(118)才稍平息。】顺帝永和五年(140)，且冻、傅难种羌反叛，攻金城、寇三辅，杀长吏，平羌战场的主将征西将军马贤战死，东、西羌大合，羌人的反叛规模和作战水平达到相当的程度“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④西州震恐，成为朝廷不得不正视的严重边患。

秦士金:两汉羌族社会状况及民族关系简析
从永初元年(107年)开始到东汉末年,是第二阶段,也是整个羌族人民的大规模的起义阶段。
平定烧当羌的反抗以后，汉王朝采用大规模的屯田政策，利用羌族人民所开发的肥沃田地，大规模地驻军电田。屯田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把这种政策当作解决本已充满火药味的羌汉关系的唯一办法时，却是极大的失误。这种政策与羌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其实是一种和羌人争夺土地的斗争，而且在实施屯田中，难免要骚扰邻近羌人的正常生活，引起羌人的反抗，羌人看到屯田日益扩大，牧地日益缩小，就会日益积累仇汉情绪。
【其次，东汉政府对羌人的残酷掠夺和沉重的压迫，是羌人起义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点，历代史学家，如班彪、范晔、司马光以及近代、当代史学者多有论及，不赘。
【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前后延续了六十多年。这些起义和全国的农民起义遥相呼应，给腐朽的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最后在统治阶级灭绝人性的屠杀下失败了，东汉政府也因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陈可畏:略論羌族与东汉战爭的性质.
【例如安帝永初元年，因征发内迁羌人远征西域激起羌人第一次大起义后，邓太后为了让她哥哥邓騭立功，好加官皆极，派他統兵五万去鎭压。邓騭被憤怒的羌人打得大敗，】这本是内迁羌人正义的战事。但当羌軍进入关中、山西、河南、汉中和四川以后，在羌族上层分子的唆使下，他們对汉区进行了极其野蛮的破环，“自涼、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鈔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无孑遣。寇鈔涡害，書夜不止”①。至此，战爭完全变了质。【东汉政府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下令将沿边郡县迁入内地,“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同时强迫人民内迁，汉人不愿内迁时,官吏就“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連早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牛”。】但是羌人并没有因为东汉政府的这种退让而停止向汉境腹地推进和破坏。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助种，分兵鈔掠武都、汉中”。东汉改用骑兵和謗南匈奴帮助，同时采取招誘叛羌投降的办法，战局才扭轉过来。
【在这里，我們应当說明，羌汉战争完全是由汉族统治阶級和羌族上层分子造成的，两族人民不负任何責任、羌汉人民之間沒有什么利害矛盾;相反地，他們友好地杂居在一起，交流生产經驗和文化知识，互通有无。正是由于这样关系，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一个統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問题总是和阶級問题相联系的，由于过去統治阶极的挑撥和剥削、压迫,各民族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隔閡，也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結和发展。】

乾隆:邓骘于侯族中尚称贤者。然后为大将军，本无大功。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光震都鄙又何为者？则此辞让亦不过矫情好名之举耳。不可谓真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