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提乌斯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主题学的研究，主题学英文源自于希腊语，指的是寻找文学中已经成为套式和恒定修辞的话题，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话题如果变成主题，则拥有一种时间性，在历史上不断被人模仿，沿用与创新。而库尔提乌斯研究的主题学以古代和中世纪的修辞为主。其核心论点是，古典通过修辞研究来自我散播，自我保存，同时古典传统展示其连续性的方式乃是“主题”的重复再现。主题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比如研究文章开篇的写法，比如各种文本中相似的隐喻，比如西方文学中的英雄与君主形象，比如哲学与诗歌的关系在文本中的传承都属于主题学。翻开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一大部分的章节都是使用了主题学研究这种方法。库尔提乌斯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和很多文学史写法不一样的是，库尔提乌斯不是把全书作为时间顺序来写各个时代的文学，而是按照主题学的类型，一章对应一种类型，然后在这一章才按照时间顺序写法来写作。这种写作方式要求作者必须熟读欧洲古代中世纪的文学才能写出来。书中引用的各种文学段落，断断不是初读一遍的人可以记忆住的，甚至光有记忆也不足以提炼出各种类型，必须有深度的理解力。这也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把库氏和钱钟书作对比的原因。主题学研究显示了跨文化和超历史的同一性，就好比修辞从古至今有一些隐秘的原则一样，作者的志业则是以零敲碎打（各个时代各种文本引用）的方式重构一个完整的欧洲文学血脉，在碎片的世界上发现隐秘的和谐，在游魂墟墓、断垣残壁之间建构罗马象征体系。以下我通过几个典型的主题来具体诠释一下库尔提乌斯这本书的方法论与写作旨趣。

但是让这种比喻真正流传下来的是，12世纪时期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的一本书《论政府原理》，约翰将世界剧场的隐喻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概念联系起来运用，因为他要讨论一种德性生活，于是基督教义与西塞罗的政治学在此处汇合，库尔提乌斯名之为基督教人文主义。此后《论政府原理》在几个世纪不断印刷（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从图书馆目录可以知道当时阅读人数很多）。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就是直接受到约翰这本书的启发，我想研究莎学的人也注意过这个问题。在17世纪继承学术衣钵的是西班牙文学，那是西班牙文学最辉煌的时代，《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十二章这位有名的文学人物向他的同样有名的随从说明了戏剧与人生的相似之处，桑丘说这个比喻很好，但并不新鲜。随后塞万提斯用很大篇章来谈论这个老生常谈，其中涉及到修辞手法等等。这就是很多现代读者在阅读第二部分会觉得吃力与枯燥的原因，就像普鲁斯特的那本大书一样，并不是全部用来叙述小说情节，其中夹杂了作家很多观念，这是文学理论。之后葛拉西安的小说《批评家》中第二章的标题就是《宇宙大剧场》，然后还有卡尔德隆（我认为重要性不在莎士比亚之下的一个剧作家）。卡尔德隆在他的知名剧作《人生如梦》中，借着塞西斯蒙多这位被囚禁的王子谈论了梦中的世界剧场，此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把上帝执导的世界剧场作为神迹剧主题的诗人。莎士比亚的运用不曾达到整个戏剧的程度，卡尔德隆做到了。曾几何时柏拉图的这个思想隐藏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后来这一思想从神学领域转移到人学，成为伦理学的一个概念，经过17世纪西班牙文学的大放异彩，古代与中世纪哺育的剧场隐喻，不但重现于戏剧艺术，还把人生于神或者宇宙或者自然为中心的思想带入戏剧，这在之前的英国法国戏剧中是闻所未闻的理念。

第九章英雄与君主，论述的已经属于比较神话学的范畴。库尔提乌斯举了三种类型的英雄，阿喀琉斯、齐格弗里德、罗兰。也即希腊史诗、日耳曼史诗、法兰西史诗。严格意义上，我觉得为了理解库氏的理论，只有希腊能称得上史诗，其他两个翻译成诗歌更好。希腊史诗是古代诗歌中唯一带有悲剧存在观的，且都是能追本溯源的鸿篇巨制。在部落迁徙时代，日耳曼人创作了英雄叙事诗，这种叙事诗长度在80行到200行不等，所以不能算史诗。且日耳曼的诗歌中缺少希腊史诗的宗教意味，与诸神世界毫无联系。因为日耳曼人当时的社会组织是氏族，所以你看齐格弗里德身上就感觉不到那种半人半神的希腊式英雄特征。罗兰则是为查理曼大帝献身的，为基督教信仰，这与希腊神话又不同，民族国家的味道跃然纸上，所以古法语的诗歌是受到民族、朝代与教会限制的诗歌，阅读这种诗歌唤醒的不是悲剧感，而是民族使命感。如此塑造的英雄肯定截然不同。库尔提乌斯接着分析了荷马笔下英雄的特征以及在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影响，史诗经历了变化，形成后来传奇故事的模式。荷马笔下的勇武与智慧到了中世纪逐渐转变为对逝者的哀悼，对君主的歌颂。库尔提乌斯的这一章现在来看虽然过时，但是他写作的时间很早，现在研究比较神话学很多理论还能追溯到他那里。

从方法论上来说，库尔提乌斯是绝对以语文学为基础的，就像他说的数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语文学（研究文章结构，修辞这些，不是常人认为的语文）是历史的婢女。修辞的作用不是连篇累牍的条条框框，而是涉及艺术表现的问题。库尔提乌斯通过中世纪与古代作家，建立了拉丁文学的一脉谱系，他探讨了修辞学，然后是主题学，惯用手法与修辞，这些就是语言的形式资源。并且揭示了欧洲文学有一个连续性，这种文学的传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但丁脱胎于维吉尔，在整个中世纪古典学术与修辞学保持的连续性是通过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本书并不好读，不是因为页数多，而是因为库尔提乌斯引用的中世纪原典很多是小众文献，加上语种众多，其实这本书的翻译者也叫苦不迭。但是我想如果你想对于中世纪拉丁文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库尔提乌斯的《欧拉》是绕不过去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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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2本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仇鹿鸣 上海古籍出版社

仇鹿鸣这本书在史学界非常有名气，虽然作者是1981年出生，算比较年轻一代的学者。但是仇鹿鸣通过精湛的分析，打破了魏晋中古史研究的一些既有研究框架。在细节上下的功力，无疑是这本书优秀的地方。《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结合了政治史与家族史，探讨了司马氏是如何取代魏国，西晋的政治权力结构是如何形成，如何崩溃的。同时通过个案研究，来揭示魏晋之间的世家大族是如何在政治变局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仔细爬梳史料，进行合理精细的分析，会发现，传统的一些过于粗疏的史学框架是有问题的。因此为了论述这本书观点之前，有必要讲一讲史学界在魏晋历史研究上的一些学术史问题。

在魏晋历史这一块，对于现代学术框架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陈寅恪在1950年发表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对于魏晋政治转折作了经典的表述“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叡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陈寅恪的观点是从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考虑问题的，其次魏晋嬗代的实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阶级之间的更替，即儒家大族代替法家寒族。最后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是曹马之间的斗争。陈先生的观点长期以来被学者用来当做分析历史的框架，从万绳楠到田余庆都有这种研究取向，只不过万绳楠细化了曹操集团中汝颖与谯沛的区别。1970年台湾学者刘显叔在儒法二元分析框架下，把东汉末年士大夫细分为清流士大夫与儒家士大夫，并且认为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是清流与儒家的对抗。陈寅恪的学生徐高阮则延续了曹马党争，分析了西晋初年山涛、羊祜亲魏力量与贾充亲司马力量的冲突。

此外像曹文柱、王晓毅、卫广来等人虽然分析有新意，但是基本框架没有跳出陈寅恪的二分法。我把陈氏观点称为经典表述，这种表述的优点是能从宏观上把握魏晋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化形态，但是二分法的劣势也很明显，如果我们把魏晋时期所有人物的家世整理出来，会发现。曹马之间的界线并不是那么分明的，司马懿甚至在继承曹魏政权的力量，而不是完全翻新。有些宏观的框架需要微观的修正，在这里我并不是说陈寅恪不对，陈先生的史识之优秀，历代有人夸赞，不用我去多费口舌。我想说是历史研究需要微观视角修正宏观。如今我们研究魏晋历史，不能再局限于陈寅恪的二分法，而是不要断细化。这就是学术进步的隐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