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英雄与君主，论述的已经属于比较神话学的范畴。库尔提乌斯举了三种类型的英雄，阿喀琉斯、齐格弗里德、罗兰。也即希腊史诗、日耳曼史诗、法兰西史诗。严格意义上，我觉得为了理解库氏的理论，只有希腊能称得上史诗，其他两个翻译成诗歌更好。希腊史诗是古代诗歌中唯一带有悲剧存在观的，且都是能追本溯源的鸿篇巨制。在部落迁徙时代，日耳曼人创作了英雄叙事诗，这种叙事诗长度在80行到200行不等，所以不能算史诗。且日耳曼的诗歌中缺少希腊史诗的宗教意味，与诸神世界毫无联系。因为日耳曼人当时的社会组织是氏族，所以你看齐格弗里德身上就感觉不到那种半人半神的希腊式英雄特征。罗兰则是为查理曼大帝献身的，为基督教信仰，这与希腊神话又不同，民族国家的味道跃然纸上，所以古法语的诗歌是受到民族、朝代与教会限制的诗歌，阅读这种诗歌唤醒的不是悲剧感，而是民族使命感。如此塑造的英雄肯定截然不同。库尔提乌斯接着分析了荷马笔下英雄的特征以及在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影响，史诗经历了变化，形成后来传奇故事的模式。荷马笔下的勇武与智慧到了中世纪逐渐转变为对逝者的哀悼，对君主的歌颂。库尔提乌斯的这一章现在来看虽然过时，但是他写作的时间很早，现在研究比较神话学很多理论还能追溯到他那里。

从方法论上来说，库尔提乌斯是绝对以语文学为基础的，就像他说的数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语文学（研究文章结构，修辞这些，不是常人认为的语文）是历史的婢女。修辞的作用不是连篇累牍的条条框框，而是涉及艺术表现的问题。库尔提乌斯通过中世纪与古代作家，建立了拉丁文学的一脉谱系，他探讨了修辞学，然后是主题学，惯用手法与修辞，这些就是语言的形式资源。并且揭示了欧洲文学有一个连续性，这种文学的传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但丁脱胎于维吉尔，在整个中世纪古典学术与修辞学保持的连续性是通过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本书并不好读，不是因为页数多，而是因为库尔提乌斯引用的中世纪原典很多是小众文献，加上语种众多，其实这本书的翻译者也叫苦不迭。但是我想如果你想对于中世纪拉丁文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库尔提乌斯的《欧拉》是绕不过去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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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2本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仇鹿鸣 上海古籍出版社

仇鹿鸣这本书在史学界非常有名气，虽然作者是1981年出生，算比较年轻一代的学者。但是仇鹿鸣通过精湛的分析，打破了魏晋中古史研究的一些既有研究框架。在细节上下的功力，无疑是这本书优秀的地方。《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结合了政治史与家族史，探讨了司马氏是如何取代魏国，西晋的政治权力结构是如何形成，如何崩溃的。同时通过个案研究，来揭示魏晋之间的世家大族是如何在政治变局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仔细爬梳史料，进行合理精细的分析，会发现，传统的一些过于粗疏的史学框架是有问题的。因此为了论述这本书观点之前，有必要讲一讲史学界在魏晋历史研究上的一些学术史问题。

在魏晋历史这一块，对于现代学术框架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陈寅恪在1950年发表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对于魏晋政治转折作了经典的表述“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叡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陈寅恪的观点是从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考虑问题的，其次魏晋嬗代的实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阶级之间的更替，即儒家大族代替法家寒族。最后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是曹马之间的斗争。陈先生的观点长期以来被学者用来当做分析历史的框架，从万绳楠到田余庆都有这种研究取向，只不过万绳楠细化了曹操集团中汝颖与谯沛的区别。1970年台湾学者刘显叔在儒法二元分析框架下，把东汉末年士大夫细分为清流士大夫与儒家士大夫，并且认为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是清流与儒家的对抗。陈寅恪的学生徐高阮则延续了曹马党争，分析了西晋初年山涛、羊祜亲魏力量与贾充亲司马力量的冲突。

此外本书绪论部分中对于魏晋史料性质的论述与魏晋历史研究类著作的推荐是非常精彩的，如果你想研究魏晋历史，又苦于没有门径，不想乱翻书，想系统研究。仇鹿鸣的这篇超长绪论是必须看的。其中提到的很多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的论著，国内目前还没有引进，是非常可惜。不过前两天看到福原启郎的书被翻译介绍过来，我稍稍松口气，学术毕竟是要前进的嘛。

关于魏晋史料问题，作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魏晋史料数量不如明清时期的丰富，不管你是什么学派，目前可以用的四大史料即《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在此基础上辅以唐宋诸类书中保存的佚文。其次魏晋时期的史学编纂在中国史学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因为此一时期严格的官方修史传统尚没有形成，私人撰述历史风气浓厚，这就是《隋书.经籍志》为什么著录多的原因。百花齐放的历史书写，造成同一个历史事件出现好几种说法，对于优秀的史学家来说这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当官方正史形成之后，史料会呈现一种单向度，即使你拥有再好的史识，也难以分析一种记录的史料。百花齐放的背后，恰恰可以帮助史学家分析史料撰写背后的意图，这是后现代史学非常惯用的分析路数，我在今年一月写的三篇王明珂的书评中就分析过后现代史学思潮。我在接下来的个案分析中会点明为什么魏晋史料多元化很重要。仇鹿鸣在这一部分还论述了几种史料之间史源的问题，这是史学基本功，有志于研究历史的人，史源学是必须过硬的。

司马氏之所以能成功取代曹魏，主要原因是司马氏靠着家族权力网络的逐步扩大。那么在一本以研究嬗代问题的书中，讲明白司马氏家族网络形成发展，以及它的性质，是首要任务。因此我发现，作者把全书第一章用来探讨司马氏家族。研究河内司马的学者其实并不在少数，仇鹿鸣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采用了一种长时段视角，即不仅仅研究魏晋时期，把视角延伸到东汉时期河内司马。这样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司马氏是不是陈寅恪说的是儒家大族。如果笼统地看，陈先生说的没错。但是我在文章开头说过，陈先生的框架忽略了历史连续性一面。河内司马氏从长时段中看，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儒家大族。他们家族的文化有一个转向的过程，且司马氏家族一开始远远称不上是大族。

司马氏所在的河内，以地理位置而言，南倚黄河，北缘太行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汉代有宗室不能典河内之说，防止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因此我们在《史记》与《汉书》中看到的河内是民风彪悍，文雅一点说就是豪侠横行。司马懿的家乡河内温县在春秋时代就已经置县，且很长时间以商业闻名。所以至少从西汉前期来看，河内并没有形成重视儒家学术的文化圈。司马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司马懿的高祖司马钧，此人曾经跟随邓骘出击西羌，《后汉书》有关司马钧的文字大多都是讨伐羌，可以推测此时司马氏家族还是以武将居多。这与陈寅恪说的儒家大族差别很大，其实陈寅恪说的是魏晋时期，但是陈寅恪没有注意到司马氏一族在东汉时期从武转向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