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攸的问题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晋书》是在唐太宗时代撰写的，其中武帝部分甚至是李世民写的。众所周知李世民是逼父杀兄夺得帝位，他之所以很推崇齐王司马攸，贬低晋武帝司马炎，是为了突出自己继承的合法性。因为晋武帝没有选择才能德行兼备的司马攸，而是选择痴呆的司马衷。司马攸本身是司马昭的儿子，早年过继给司马师，实质上是晋武帝的亲弟弟。晋武帝的这层考虑明显是想把传承权力保持在司马昭这一系。所以没有选择贤能的司马攸。司马攸到底是否真的很贤能，对于权力没有欲望，仇鹿鸣主张并非没有欲望，且司马攸的优秀有一部分原因是被唐代撰写《晋书》神话出来，李世民是在突出历史借鉴作用，来突出自己的合法性，也就是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而撰写历史。如此得出的司马攸形象是否能准确，是很让人怀疑的。

陈寅恪的学术贡献是将王朝兴亡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从而跳出了易姓革命，王朝循环这些框架。就是因为这种视角，丰富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层次，因此成为中古史研究的范式。但是陈寅恪的一些框架在细微的地方是需要修正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魏晋政权儒家化的时间是起始于曹魏还是西晋，现在来看应该是前者，比如魏明帝下诏使用郑玄章句作为法律，魏文帝时期立太学，晋武帝时期礼学尊王肃，而王肃之学早在曹魏时期就被立为官学。所以把曹魏等同于法家寒族是非常标签化的行为，曹操确实颁布过求贤令，曹氏三世立贱，给人以法家的表相。但是从曹魏官僚集团人物的家世来分析，它的底色还是儒家。从曹魏到西晋连续性是主体，西晋初年政治上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成是曹魏中后期政治变化的延续，而非新朝的创制。
仇鹿鸣这本书是他在2008年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作为复旦大学新一代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虽然他研究的是政治史这门历史学中的传统，但是仇鹿鸣运用了新史学的方法。书后最后一篇考证司马芳碑文时间与内容的文章，更是显示这位新秀对于新史料的关注。我想有兴趣研究中古史的人，这本书可以代表最近几年该领域的前沿（修订本后记去年7月份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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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3本《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仇鹿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连续阅读同一个作者的书，是我的爱好。就像今年一月连续看三本王明珂有关族群的书，三月连续看两本中古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仇鹿鸣的书。因为这样可以达到一种系统的阅读，同一个作者的很多方法论与分析框架是相似的。拿这本书来说，仇鹿鸣的分析框架是沿用了陈寅恪提出的有唐一代，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河朔藩镇与长安唐朝之间产生了离心倾向，并且这个倾向是在两地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陈寅恪的这个论点是60多年前提出的，如今经过几代人的研究，证明是对的。仇鹿鸣就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央与藩镇问题，不同的是仇鹿鸣把问题做细，不仅仅满足于中央与藩镇对立这个大的框架，比如研究河朔藩镇之间的关系，河朔藩镇与长安关系的演变过程，这和《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那本书旨趣相同，就是微观史研究。第二仇鹿鸣这本书运用的史料已经不仅仅是传世文献，更多的运用出土资料，以墓志铭与各种碑铭为主。全书八篇论文，题目中直接揭示新史料的就有三篇“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安史乱中的政治与社会一瞥”、“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其余几篇也都是使用大量碑志资料，只不过在题目中没有显现出来罢了。

第三仇鹿鸣使用了很多社会科学理论工具，比如藩镇如何通过碑志来展示一种政治讯息，这和传统历史学研究重视考证传世文献的方法不一样。甚至也不是王国维意义的历史学研究，即用地下资料来证明历史文献。因此这本书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新史学在中国最早是八十年代台湾发起的，旨在运用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其他工具来研究历史。其实我今年读的王明珂正是台湾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对于史料撰写意图的研究无疑受到福柯等人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仇鹿鸣的方法则受到一部分图像学的影响，开拓了艺术造型与话语表达关系的研究。这本书最精彩的文章恰恰就是运用此方法的第四章与第五章。以下书评我将要以这两章为基准来论述一下，仇鹿鸣新史学的特点，对于藩镇历史的研究他是有开拓之功，我想再过五十年，这本书同样会像半多世纪前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样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七大罪愤怒的审判第9集√
七大罪愤怒的审判第10集√

中国虽然没有出现过金字塔，帕特农神庙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但是中国古代很早开始就有纪念碑，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巡幸各地时以纪念功绩为目标的刻石。在宋代中国出现了专门研究金石的学问。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学者更是使用碑志资料来对堪传世文献。到现在很多碑志资料被整理出版，可以看到石刻文献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如果按种类分，碑志大体可以分成纪功碑（德政碑）、神道碑、墓志。前两者在公共性上更加突出一些，墓志主要以私密性著称，但也不是必然的，有些墓主因为生前显赫，他自己的墓志铭往往会通过传抄或者文集的形式传播到公共场域。以数量来说墓志占多数，前两者比较少，也可能是地上文物不如地下文物保存的容易。在史学界墓志近十几年被运用的很多，我每每看史学专业期刊，发现以墓志为个案进行的历史研究比比皆是。但是德政碑与神道碑则相对冷门一些。仇鹿鸣这本书的一大学术贡献，就是用自己的研究来唤醒学术界多多留意纪念碑的价值。第二仇鹿鸣不仅仅注意到纪念碑上的文字与史料的异同，进而做出分析，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他更加注意到纪念碑作为一个物体，在政治场域中的功能。这是新史学的一个标志，用作者的话说叫政治景观学。然后通过建立纪念碑的过程来讨论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宏观问题。

本书第四章即是以唐代现在所能看到的德政碑为例子，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尤其是河朔藩镇）的问题。在展开论述前，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选用德政碑而不是墓志与神道碑来研究，首先按照传播影响来说德政碑大于神道碑大于墓志，墓志铭的作者一般是志主的亲戚，僚佐，同志主有着私人关系的群体。作者群的性质决定了撰述的文字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公众，当然我说过例外有。神道碑往往立于死者墓的旁边，虽然在唐朝有法律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可以制作不同规制的神道碑，且撰写人要是著作郎，神道碑虽然和墓志有互文关系，但是因为作者群的公开性，导致神道碑和官僚身份等级存在联系，可以成为朝廷展示政治权威的一个场域。但是神道碑所立的地点比较偏僻，这就和纯粹展示个人功绩，并且就是以对外开放的德政碑比起来，公共性略差一点。所以仇鹿鸣很敏锐的选择了德政碑用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德政碑建立在交通发达，人口稠密地区的居多，举几个例子。玄宗朝两大权臣李林甫的德政碑竖立在国学都堂前，因为李林甫当年为国子司业。杨国忠的德政碑立在尚书省门外，此地是百官日常出入的要津，也因为当时杨国忠兼领文部的身份有关。唐代名将李晟的德政碑立在长安外的东渭桥边，此地在长安东北，是长安进入渭北的交通要道，且李晟平定朱泚之乱就是从东渭桥边克复长安，立碑之地本身就有纪念意义。地方上的德政碑主要立于所在地官府办公处，比如节度使衙、州衙、县衙等等。

德政碑（纪功碑）被安置在这些地方，无疑增加了传播效应，或者说制作的目的就是要让普通人看到，以此来塑造一个政治景观。唐朝最大的纪功碑是唐玄宗在华岳祠南通衢上立的碑，玄宗出生于乙酉岁，华岳是他的本命，对于华山祭祀在玄宗朝一直很频繁，这块碑的高度是15米，并且配套有碑楼。在古代建筑天际线普遍低的情况下，巨型纪功碑无疑强化了自己的存在。玄宗通过此碑宣扬了自己的天命与功业。有意思的是，从碑的高度，我们可以发现唐代河朔藩镇的节度使往往僭越自己的等级，制作巨碑来宣扬自己的业绩。河朔藩镇制作巨碑的风气在全国数一数二，中晚唐巨型石碑的普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藩镇拥有很大的独立性质。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唐代什么人可以配得上德政碑，是由朝廷说的算。爬梳史料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德政碑建立的过程。德政碑是对于去任官员的一种奖励，当你在一个地方做官有很好的业绩，在你离开此地时，拥有立碑的可能性。具体程序大约是吏民诣阙上书请留不许，官员任满离任，州司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许立德政碑。在中国古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在士人精英的心理非常有认同感，除了个别圣人式的人可能不在乎立功，其余大多数人是想拥有自己的德政碑。因此德政碑的建立需要经过筛选，在封建王朝此项权力是中央独有的，中央借着立碑的契机，可以加强和地方的联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河北跋扈的地方恰恰在于很多节度使强迫朝廷允许建立德政碑，仇鹿鸣分析之后认为在频繁更换节度使的河朔藩镇，德政碑的建立可以增强某任节度使的合法性，不单单是为了纪念业绩这么简单。但是同时藩镇需要依靠朝廷，而不是完全超然物外。

李德裕曾经说过“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需借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而唐王朝每当在河朔藩镇出现权力交接的时刻，总是拖延颁授的进度，以促使河朔藩镇内部自乱阵脚的把戏，在历史上也是屡屡上演。传统史学界认为河朔在中晚唐已经不依赖朝廷，这种说法现在需要修正，其实在晚唐的时候，由于牙军的兴起，军将阶层有被架空的趋势，此时是最需要德政碑颁授的，恰恰在此时唐朝一定程度上控驭了藩镇，唐朝依然拥有着不小的政治权威。作者通过分析，认为有唐一代德政碑的颁授经历了三次性质的转变，从最开始单纯奖励官员业绩的工具，变成了中晚唐中央与地方博弈过程中地方节帅的政治权威象征物，到唐末五代中央羁縻地方的礼仪道具。河朔藩镇中节度使的权力在晚唐其实已经不大，我说过和牙军兴起有关系，这也是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汉等割据势力为什么不是兴起于河朔的原因，因为这些势力属于新的藩镇类型，将与兵的结合程度大于河朔。我从仇鹿鸣分析德政碑的政治功用这一章看出了藩镇在唐宋之间转变的影子。

仇鹿鸣的研究打破了静态模型框架，以前研究唐代藩镇问题，都是强调唐朝衰弱与藩镇做大的老调。把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看做一个整体来论述，甚至把唐朝所有藩镇看做一个整体。静态模型忽略了很多问题，首先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我上文分析的德政碑揭示了政治权威大小的变化非常复杂。第二藩镇内部之间的关系，没人注意到。因为你把藩镇作为整体，当然忽略藩镇之间区别。仇鹿鸣这本书有两篇论文，一篇论述魏博（河朔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藩镇），一篇论述昭义军。昭义军是唐朝为了应付河朔藩镇成立的缓冲区，也是藩镇，不过长期掌握在朝廷手中而已。河朔藩镇属于骄藩，昭义军属于防遏型藩镇。本质不同，虽然昭义军经历过动乱，但是总体来说唐朝一直把这里当做顺地。河朔藩镇之内，也有区别，成德相比魏博胡化更严重，安史之乱之后很多旧将来到成德，所以我举个例子，从兵种来说，成德以骑兵为主，相对汉化的魏博更加倚重步兵。传统史学研究太重视安史之乱，认为安史之乱导致了藩镇跋扈，这么说大体看没错，但是我认为不易过高的估计安史之乱的影响力，这就是仇鹿鸣说的反思唐宋变革论的史学思潮。魏博的形成，不是来源于安史之乱，而是安史之乱后唐朝调整行政区划造成的，河北原来是四镇，后来魏博与唐朝分割了相卫，这些事情不是安史之乱的影响，也就是说传统史学界由于过于重视安史之乱，造成对于藩镇形成的复杂过程缺少分析。所以我注意到，仇鹿鸣这本书采用了个案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宏观史，这种写法本身就是还原历史复杂性的一种尝试。

最后我认为本书对于中晚唐藩镇内骄兵化的论证，会成为后来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必看的文献。就是分析罗让碑文那一篇，罗让的碑文在《全唐文》中只收录了不足200字，陈尚君编纂的《全唐文补编》从《大名府志》中辑出3000多字，仇鹿鸣又通过原碑进行对堪，碑文解读这种枯燥的基本功，虽然不是人人乐意去做的，但是仇鹿鸣写唐末魏博转变的论文，就是以这个枯燥的解读为基础。我想对于参加修订新版点校本24史中三史旧旧新的仇鹿鸣来说，更加知道寻找史料之外的史料的重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