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军制在唐玄宗时代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早期的府兵制转换成了一种军镇制度。府兵制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削弱地方，因为折冲府的兵力需要经常调到京城，且将领经常换任。从唐高宗时期开始府兵制逐渐崩坏，其次来自北方边境的藩族入侵压力增加，先是吐蕃，然后是北突厥与契丹。唐朝在公元678年建立第一个军镇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边军的数量以应对藩族。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更是加强了军队的职业化。在以前，行军的指挥官或者折冲府的武官是由朝廷官员来担任的，当然这些人拥有军事才能。但是随着边军的发展，已经从行军变成了长驻军，地方将领在所在地的时间越来越长。且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唐玄宗时期的节度使往往自己领有御史职衔，这在前代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御史的目的是监军，如果节度使自己领有则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必然下降。这从技术条件上支持了安禄山后来的叛乱。

蒲立本这本书想表达的意思是安禄山与李林甫其实并没有史料中写的那么糟糕，当然作者本意不是为两人翻案，而是要我们从唐代整个历史背景去思考两人所走的道路。如果以安禄山为什么反叛为题，我想可以作如下解答。唐玄宗时代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引起民间大的动荡，毋宁说玄宗解决了很多小农佃农无地的问题，加上漕运的改善，在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传统观点认为安禄山叛乱有农民起义的性质就很难站住脚。但是财政政策引发的其他问题，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影响着唐代的历史。首先财政政策在中央，导致了玄宗大量启用关陇贵族，如果说唐玄宗朝的前期继承了一些武则天时代的班底，宰相中有很多新兴科举人才，那么从宇文融到裴耀卿到韦坚与王则是不折不扣的关陇贵族。两个集团的矛盾在玄宗朝也是开始于财政改革。也就是说财政改革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在政治上却带来了灾难。玄宗在位期间，宰相换了25人，政权中尔虞我诈的斗争不觉，可能不仅仅是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问题。如果朝廷出现派系，一定双方都有问题，比如张九龄在正史中之所以是正面形象，与他罢相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把张九龄的文集都看了，你会知道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对于军人是有点过于看不起了，这本身是不理性行为。以至于因为不通文墨，他会反对武将去担任边将。唐玄宗本人知道关陇与科举两派的斗争，所以他力求做到平衡，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避免不了朋党问题。那么你把问题全部扔给李林甫就有点太简单思维了。李林甫专政16年，其实并不是一直稳稳的操控大权，他本身至少有两次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第一次是在李适之在宰相期间，也就是开元末年，李林甫丢了对节度使的控制权，天宝元年丢失了兵部。随后他在户部的权力被逐渐夺去，此时科举一派渗透到御史台，你很难说这种情况状态下的李林甫可以说一不二。第二次是在天宝七年之后，这次是新贵杨国忠的挑战。到天宝十一年李林甫病死。四年时间，李林甫阵营中的人被贬逐的很多。安禄山在河北时很多上司都算科举一派的人，比如李适之，裴宽，这两人毕竟都担任过幽州节度使。天宝二年时吏部选官案的时候，安禄山肯定知道李林甫与李适之的矛盾，所以他此时是有意识站在李林甫的对立。再到后来和杨国忠联手，安禄山最后再和杨国忠对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远在河北的安禄山与朝廷中朋党问题有关，且此人是一个成功的政客（贬义）。与杨国忠决裂的时刻，就是安史之乱最终爆发的原因。然后唐朝的兵制造成了安禄山叛乱的技术支持。府兵制的崩坏与募兵制的建立，让边将拥有强大的军力与不受限制的权力。安禄山后来身兼三镇节度使，如果算上盟友，整个唐朝的北方岌岌可危，他最终叛乱不是简单的自负。最重要的一点是，唐朝时期河北山东与中央一直以来就有离心力，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安史之乱结束几十年，河北当地还为安禄山史思明建立寺庙祭祀的原因。说的酷炫一些不是安禄山成就了河北，而是反过来河北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安禄山。河北与关陇的离心力远在唐朝之前就埋下了，就是北齐与北周，而北周，隋，唐是一脉的。隋炀帝时期与唐朝对于高丽的征伐，直接导致河北的衰落，唐朝统一中国最强大的敌人也出现在河北山东。使得唐朝对于这里不太喜欢，你从唐朝不在河北设置军府就能知道。公元698年突厥与契丹的侵入，河北最快放弃抵抗，要不是狄仁杰安抚可能真出事了。因此我们发现当安禄山反叛的时候，他手下无论异族还是汉族人都相当团结。我想这就是唐代史中著名的河北问题的表现，从陈寅恪到谷霁光到蒲立本到仇鹿鸣多少代史学家都被这个问题吸引就一点也不奇怪。且河北与江南的漕运比关中更方便，所以安禄山的粮食有充足供应，这就是历史的反讽。这就是为什么蒲立本在书中最后附录玄宗朝宰相家世，这就是为什么要附录宇文融裴耀卿的财政奏文，这就为什么在说安史之乱前用博士论文去论述整个玄宗朝的财政与朋党军制问题。因为这些长程因素（年鉴学派意义上的）蝴蝶效应能成功解释安禄山叛乱的根源。唯一令我遗憾的是，蒲立本后来去研究中国汉语音韵学了，他后来成为这个领域的巨擘那是另一个学术故事，在这里不去赘言了。如果他当年坚持作唐代史研究，仅从他这本博士论文中拥有的非凡史识，我能断言他一定会为唐代史研究开出另一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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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两张观铃的图缓解这学术感满满的楼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

今年第11本，《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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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是二十世纪三大文艺批评经典著作之一（为了方便行文以下全部简称《欧拉》），其他两部是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和柯默德的《结局的意义》。这部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作者的阅读量惊人，如果拿同一时期中国的学者类比，非钱钟书莫属。钱钟书的《管锥编》与《谈艺录》也是文艺美学批评，也是旁征博引，有趣的是，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两次引用《欧拉》，这一东一西两位文艺理论家冥冥之中有缘。

《欧拉》在宏观层面阐述了欧洲文学从古代到中世纪以降，贯穿了罗马象征体系，它为欧洲精神提供了一种统一架构，赋予了欧洲历史化图景的灵魂，呈现了人文主义的原始母体，且是理解欧洲传统的坚如磐石的知识结构。中世纪早已经不是黑暗能概括的，在文学领域中世纪的重要性是直接继承了罗马象征体系，事实上中世纪欧洲文学辉煌程度让人目瞪口呆。我想如果不是像库尔提乌斯这种看过计算不出来多少欧洲中世纪文学原典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古典人文主义通过中世纪通往了现代世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的意义绝对不是重组了世界秩序那么简单，一战同时把欧洲的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打断，《欧拉》与《摹仿论》这两本经典同样都是两位流亡者离开德国，在瑞士伯尔尼出版的，其实这也隐喻了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现代的流亡之路。库尔提乌斯这本700多页的巨著，横亘整个古代与中世纪（当然中世纪篇幅是主体），从文学到修辞、主题学，从隐喻到神话学、诗歌与哲学的关系，从荷马维吉尔到但丁。分门别类的为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在文学中的历史，这种写作已经远远溢出学术范畴，库尔提乌斯想为欧洲文学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想让现代世界重拾古典人文主义。这种文化流亡者的心理与钱钟书一样，我深深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