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本书绪论部分中对于魏晋史料性质的论述与魏晋历史研究类著作的推荐是非常精彩的，如果你想研究魏晋历史，又苦于没有门径，不想乱翻书，想系统研究。仇鹿鸣的这篇超长绪论是必须看的。其中提到的很多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的论著，国内目前还没有引进，是非常可惜。不过前两天看到福原启郎的书被翻译介绍过来，我稍稍松口气，学术毕竟是要前进的嘛。

关于魏晋史料问题，作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魏晋史料数量不如明清时期的丰富，不管你是什么学派，目前可以用的四大史料即《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在此基础上辅以唐宋诸类书中保存的佚文。其次魏晋时期的史学编纂在中国史学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因为此一时期严格的官方修史传统尚没有形成，私人撰述历史风气浓厚，这就是《隋书.经籍志》为什么著录多的原因。百花齐放的历史书写，造成同一个历史事件出现好几种说法，对于优秀的史学家来说这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当官方正史形成之后，史料会呈现一种单向度，即使你拥有再好的史识，也难以分析一种记录的史料。百花齐放的背后，恰恰可以帮助史学家分析史料撰写背后的意图，这是后现代史学非常惯用的分析路数，我在今年一月写的三篇王明珂的书评中就分析过后现代史学思潮。我在接下来的个案分析中会点明为什么魏晋史料多元化很重要。仇鹿鸣在这一部分还论述了几种史料之间史源的问题，这是史学基本功，有志于研究历史的人，史源学是必须过硬的。

司马氏之所以能成功取代曹魏，主要原因是司马氏靠着家族权力网络的逐步扩大。那么在一本以研究嬗代问题的书中，讲明白司马氏家族网络形成发展，以及它的性质，是首要任务。因此我发现，作者把全书第一章用来探讨司马氏家族。研究河内司马的学者其实并不在少数，仇鹿鸣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采用了一种长时段视角，即不仅仅研究魏晋时期，把视角延伸到东汉时期河内司马。这样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司马氏是不是陈寅恪说的是儒家大族。如果笼统地看，陈先生说的没错。但是我在文章开头说过，陈先生的框架忽略了历史连续性一面。河内司马氏从长时段中看，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儒家大族。他们家族的文化有一个转向的过程，且司马氏家族一开始远远称不上是大族。

司马氏所在的河内，以地理位置而言，南倚黄河，北缘太行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汉代有宗室不能典河内之说，防止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因此我们在《史记》与《汉书》中看到的河内是民风彪悍，文雅一点说就是豪侠横行。司马懿的家乡河内温县在春秋时代就已经置县，且很长时间以商业闻名。所以至少从西汉前期来看，河内并没有形成重视儒家学术的文化圈。司马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司马懿的高祖司马钧，此人曾经跟随邓骘出击西羌，《后汉书》有关司马钧的文字大多都是讨伐羌，可以推测此时司马氏家族还是以武将居多。这与陈寅恪说的儒家大族差别很大，其实陈寅恪说的是魏晋时期，但是陈寅恪没有注意到司马氏一族在东汉时期从武转向文的过程。

从司马钧之孙司马儁开始，其家族受到儒学影响，司马儁是司马朗的祖父，从《三国志.司马朗传》中，我们知道司马儁博学好古，司马儁之子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司马氏虽然转向文，但是他们所喜好的比如《汉书》依然拥有军事色彩，或者说是一种治国术，讲究实用。不是正统的经学，汉儒重视章句之学，专守一经，累世家传。在司马氏家族中看不到正统儒学的影子。司马氏后来成为儒学家族，但是他们的儒学与颍川荀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正统儒学不一样。且司马氏家族在郡望上远远比不上我说的那些家族。因此司马氏家族开始通过婚姻与当地的望族进行联合，汉代地方大族是以郡为单位进行通婚，司马懿的发妻是同郡的平皋张氏，张氏之母是同郡的山氏，山涛就出自这一家。司马朗与赵威孙更是乡里姻亲。作为儒学家族，司马懿后来虽然显贵，但是对于乡里齿序依然保持一种尊重，陈寅恪所说的儒家大族在这一层次才是适用的。

司马氏与其他家族不同的是，它没有仅仅局限于在同郡扩展关系，而是越出了河内。司马师娶夏侯尚之女夏侯徽，夏侯尚是夏侯渊的侄子，夏侯氏则与曹氏关系密切。后来司马师又与泰山羊氏联姻，司马昭与东海王氏联姻。泰山羊氏是两汉名族，是以国为单位的大家族，司马氏家世肯定比不上羊氏，司马师在夏侯徽死后娶了羊衜之女，羊衜的两个妻子，一个是孔融的女儿，一个是蔡邕的女儿，地位如何我就不吹了。司马懿家族与泰山羊氏的联合，使他的家族跨出郡这个单位，跻身汉末一流名士的通婚网络中，可以说很有战略眼光。中古历史非常重视门第，可以说你能否有权力和你是否是名族可以划等号（当然有例外，比如灭蜀的邓艾，灭吴的王濬，西晋时期的石苞，但这是特例，且这三人下场都不好，跟他们家世不显赫有关）。司马氏通过不断联姻，走进了曹魏统治集团的核心，且与曹魏功臣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西晋嬗代曹魏的过程中远远不是曹马相争这种二元对立解释框架可以说清楚的。

本书对于案例的分析，就是在司马氏家族网络基础上来论述。仇鹿鸣关注的问题，有些属于史学界几十年都在研究的，比如司马懿与曹爽之间的高平陵之变，曹魏后期淮南三次叛乱，邓艾与钟会的矛盾。有些则是长时间没有受到关注的问题，比如司马师的地位，因为西晋后来落入司马昭一系，导致对于司马师的研究一直很薄弱，西晋时期司马孚与陈泰的问题研究的人也比较少。此外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从哪一年开始是转折点，仇鹿鸣提出了咸宁二年说也很有新意。这本书之所以写得精彩，在于作者既能发掘新问题，也能在旧问题上提出新的见解，且分析框架跳出了二元法，比如以党争，地域为标准的框架，赋予历史更大的复杂性与连续性。作者从高平陵之变写起（正始十年）到司马炎受禅，这16年恰好是西晋嬗代曹魏的时间段。虽然本书不是通俗读物，不是通史，但是把这些个案串联起来，对于理解宏观史帮助很大。

高平陵之变中祈起重大作用的除了司马氏自家人之外，作用最大的为蒋济、高柔、王观。高柔是陈留高氏，在曹操时代得不到重用，因为陈留高氏与袁绍关系好，虽然高柔进入曹魏集团很早，甚至早于司马懿，但是一直是边缘人。其家族世代以法律为业，长于吏干，与儒学关系不大。如果把曹马相争比喻为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的对抗，那么高柔就套不进这个框架。其余两人王观出身寒微，蒋济同样也不是儒家大族或法家寒族，他曾经举荐过阮籍，可以说算两汉士大夫向魏晋风度过渡的一个人物。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就是在曹魏时代是边缘人，司马懿本身也是曹操时代的边缘人物。所以如果想找一个分析框架，毋宁说在政治取向上比较合适，而不是家族出身。曹爽与司马懿的纷争，不是因为儒法，事实上司马懿阵营里有很多曹魏老臣，曹爽可以代表新兴派别，司马懿在政治上更加保守一些，曹爽在前期大量启用新人，架空司马懿，间接造成曹魏元老的利益受到损失，这为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利用老臣同情他的心理，敢于挑战当时占优势的曹爽。当然司马懿的成功得力于他能迅速控制禁军，仇鹿鸣就特别分析了曹魏中军的制度以及当时的洛阳城内地理布局。

司马师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在于，司马懿长期在外带兵，无论是坐镇关中应对诸葛亮，还征讨过辽东。政治业绩非常的多，司马师没有这些加持，所以司马师继承司马懿政治遗产的时候，用严厉的法律来代替他功绩不足的问题。治理朝廷中反对司马氏势力的人很铁腕，正是在司马师掌握政权的时期，废了张皇后与齐王芳。此外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曹魏老臣虽然默认高平陵之变，但是这和西晋嬗代曹魏是两码事，这些人不会允许司马氏改朝换代，他们支持司马氏是因为反对当时的曹爽。可以拿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来类比，新党旧党着眼点在于政策。所以司马氏后来起用的人不是曹魏老臣，而是司马懿的旧吏与曹魏功臣的后代。这些后代在道义上没有什么大的负担，可以帮助完成嬗代的任务。司马氏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受到很大阻力，其中淮南三次叛乱正好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一人碰到一次。就是最大的反弹。我早就说过，西晋立国，关键不在于灭蜀和灭吴，关键在于处理好淮南的问题。仇鹿鸣这本书把很大一部分章节用来讲淮南叛乱，与我的观点差不多。

从反面看，我觉得能更加让人清楚司马氏与曹魏的关系密切，那就是反对司马氏建立西晋的人中，很多人与司马氏有着很深的关系。第一次淮南叛乱的王凌是司马懿多年的同僚与好友，夏侯玄的妹妹则嫁给了司马师，许允是司马师的好友，第三次淮南叛乱的诸葛诞是司马懿的儿女亲家，钟会所出的颍川钟氏与司马氏家族长期来往。司马氏与曹魏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嬗代的人中都有双方成员，这是政治网络交叉的产物。所以司马氏对于反叛者采取了只打击个人，很少牵连家族的策略，因为司马氏正是依托这个家族间的网络才形成了权力体系。但是也正是这样，为后来西晋短促的王朝埋下了危险，与很多开国的功臣集团团结一致不同的是，司马氏领导的曹魏功臣中有分裂的倾向，就是司马氏自己人也是如此。仇鹿鸣分析司马孚的那个案例就很说明问题，此外由于司马师意外身亡，让皇位传承的权力从司马师一支转到司马昭一支，后来晋武帝为了确保太子的安全，不惜和司马攸决裂，对于宗室实行很严厉的限制，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功臣与宗室集团的分化是西晋灭亡的最大原因。

接下来我以三个人为例，来分析史料如何辨析的问题。这三人一个是安平郡公司马孚，一个是西晋权臣贾充，一个是齐王司马攸。这三人的特殊性，造成史料对于他们的描述有意遮蔽了真相。司马孚是和司马懿一代人，是司马氏家族最长寿的一员，从汉末一直活到晋初，活了93岁。他是晋武帝的叔祖，在西晋初年宗室封王中（27王），司马孚一家共有10人封王，是司马氏支系中最多的一支。足见他的影响力，但是在《晋书.司马孚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谦退自守的政治旁观者的形象。如果我们爬梳史料，会发现西晋嬗代曹魏的过程中，很多关键时刻有这位“隐逸者”的身影。高平陵之变中司马孚辅佐司马师夺取司马门，司马师掌权时，面对东关惨败，是司马孚率军20万击败诸葛恪。淮南第二次叛乱，朝中多数人主张由司马孚平叛。正元元年姜维进击陇右，雍州刺史王经失败，又是由司马孚力挽狂澜，坐镇关中稳定局势。

你很难说这是一个消极主义者的作为，正史中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司马孚是司马氏家族中少有的不赞成代替曹魏的人，虽然他参加过高平陵，但是正如我前文分析的，高平陵的目标是推翻曹爽而不是代替曹魏。高贵乡公后来被杀，百官莫敢奔赴的情况下，司马孚枕尸恸哭。司马孚临死前说自己是大魏之纯臣。因此西晋开国，虽然司马孚一家封王最多，但是同样在司马孚去世之后，他们家的封国被削弱的最厉害。晋武帝在司马孚生前，不敢跟这位家族长辈对峙，从这里能看到司马氏一家受到儒学影响，看重乡里亲族长幼顺序。但是司马孚的政治取向与当时西晋的意识形态相悖，晋武帝私下对于这位长者是比较忌恨的。司马孚的一生可以用他临终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周不伊，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不周不伊讲的是自己虽为曹魏元老，却没有尽到伊尹周公的责任。后一句指的是不学伯夷和柳下惠，行事折中。司马孚同情曹魏，甚至说自己是曹魏臣子，但是他也无意学习汉末党人那种激烈抗争的手段，在国家与家族中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才是真实的司马孚。所以我说过，历史人物不是脸谱，但是史料中为了遮蔽一些真相，会把一个人变成平面化，做历史研究恰恰要还原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后现代史学的方法分析史料撰写意图，就是一种祛魅。

贾充是西晋开国功臣，《晋书》一改历代正史对于功臣褒多于贬的写法，把贾充当做反面人物来描写。“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除了对于他“抽戈犯顺”一事的道德谴责之外，西晋短促而亡的历史，也被归结为贾充和贾南风，这就是正史中常见的恩幸标签。传统史学界认为贾充的出身是寒族，因此在魏晋嬗代时候，可以不讲原则。但是随着史料研究的加深，我们发现贾充的父亲虽然少孤家贫，但是却为著姓，即河东贾氏，他们家和司马氏早年应该差不多，以兵学见长，算诸生。贾充是颇有一些文化素养的，晋初的律令的主要制定者是他，在《隋书.经籍志》中除了《晋令》40卷，贾充还是《刑法律本》21卷的作者。晋代的法律在中国法治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开始儒家化。这从侧面又说明贾氏不能算寒族，应该是有文化的儒家家族。贾逵那一代就和司马朗关系好，贾充更是帮助晋武帝获得世子地位。传统史学界认为贾充是晋武帝的亲信，这么说忽略了贾氏从司马懿一代就在曹魏官僚集团中的作用，贾充的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和后来晋武帝提拔的杨骏不一样，贾充家族世代帮助司马氏，这是政治资本的积累。所以不能把贾充单纯看成一个恩幸。贾充后来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晋武帝有矛盾，在武帝朝后期逐渐边缘化。日本学者小池直子近年研究贾充、贾南风与武帝关系的文章很有名，这位学者指出，贾南风的婚姻的主导者是晋武帝，而不是《晋书》中说的贾家，正史这么写有女祸论的影响，用来突出西晋灭亡和贾充有关。如此书写就是一种标签化写作。忽略了历史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