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的出台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欧阳修因上疏青苗法不便被贬后，翰林学士范镇也因三次上疏反对青苗法而被罢免。御史中丞吕公著也因反对新法自请贬出朝廷，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也因反对新法相继被贬到地方任职。
随着许多的反对派官员离京，朝中的反对派官员开始由对新法的反对，上升到了反对王安石本人。
他们指责王安石是“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而王安石觉得，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畏惧强权，立场不够坚定。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开拓进取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要想成功改革，绝不能妥协。
王安石认为这是一场代表正义的战争，改革又不是为了谋求他个人的私利，所以无私者无畏。
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冲破利益集团与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社会经济与国家财政会得到飞速发展。

因此，不管反对派的反对之声有多么强烈，王安石都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他也经常鼓励宋神宗，向宋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神宗表示理解，并继续支持王安石变法。
数日之间，台谏官员被罢免一空。

司马光也非常反对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同时也认为王安石主张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夺了中书省、枢密院、三司的权太不要脸，这是变相侵官，觉得王安石的目的就是为了独揽大权；而且颁布的新法都是在挣百姓的钱，与民争利，简直就是在丢朝廷的脸。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理财，司马光在财政方面主张的是节省开支，觉得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在追逐利益；在法律方面，王安石主张法治，司马光主张人治，他们的矛盾可以在熙宁元年登州发生的一起案件中看出一二。

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丧期间私自嫁给了一个叫韦阿大的男子，阿云嫁过去后嫌韦阿大长相丑陋，于是韦阿大在阿云眼里就变成了：站也是错，坐也是错。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觉得跟韦阿大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煎熬。
阿云不想再忍受跟丑男在一起生活，遂起了杀心，打算趁着晚上韦阿大睡着之后杀死他。后来阿云刺杀失败，被押送到了官府。
这个案件的争议之处在于阿云杀害韦阿大到底算不算谋杀亲夫。据宋代的律法《宋刑统》来看，谋杀亲夫是犯了“十恶”，犯了“十恶”者查明后立即问斩，都不用再等秋后。

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丧期间私自嫁给了一个叫韦阿大的男子，阿云嫁过去后嫌韦阿大长相丑陋，于是韦阿大在阿云眼里就变成了：站也是错，坐也是错。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觉得跟韦阿大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煎熬。
阿云不想再忍受跟丑男在一起生活，遂起了杀心，打算趁着晚上韦阿大睡着之后杀死他。后来阿云刺杀失败，被押送到了官府。
这个案件的争议之处在于阿云杀害韦阿大到底算不算谋杀亲夫。据宋代的律法来看，谋杀亲夫是犯了“十恶”，犯了“十恶”者查明后立即问斩，都不用再等秋后。

不过登州知州认为阿云在母丧期间嫁人是不合礼法的。宋代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同居不算正式夫妻，必须是办了拜堂仪式，且在嫁到夫家之后的三个月里，要去拜夫家的祖庙。
阿云在母丧期间嫁人，没拜过韦阿大的祖庙，没有被韦阿大的祖先认可，就不能说婚姻关系的正式成立。所以，阿云和韦阿大的婚姻关系是不被北宋法律承认的。
既然婚姻关系不被法律承认，阿云杀韦阿大的性质就变成了一个女人杀一个男人，而且还是未遂，加上阿云认罪态度非常好，因此阿云并未被判处死刑。

案件的判决结果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人主张要杀，其中就有司马光。
司马光用儒家的道德观评判此案：妇人终身的事业就是相夫教子、孝敬公婆，阿云身为妻子居然敢嫌弃丈夫丑陋而下毒手，如此大逆不道，该杀！
王安石则主张按律法审理此案，应当尊重法律。
两方意见争持不下，案件判决一直拖一直拖，拖到了王安石当上了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才按照王安石的意见，判了个“管编之刑”打了阿云板子，发配原籍服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