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官员为了邀功，不允许百姓拖欠贷款且必须以钱还贷，导致许多贫者到期没法偿还，出现了催逼债务的现象，也因此无力偿还债务的人有可能求助于富家大族，在一定程度上非但没有抑制兼并反而加剧了兼并。
不过，在水利发达的地区青苗法对百姓还是利大于弊的，但在干旱、经济落后的地区对百姓来说则是深受其害。

李定少年时曾受过王安石指点，在他中进士后任秀州（浙江嘉兴）判官。孙觉向朝廷推荐李定，李定到了京城，李常问：“君从南方来，人们对青苗法怎么说？”
李定说：“人民感到便利，无有不欢喜的。”
李常说：“朝廷上下正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你且不要谈论这件事。”
李定后来禀告王安石说：“李定只知道根据事实讲话，竟不知京师是不可以讲实话的。”
王安石听李定说新法利民，非常开心，立即向宋神宗举荐他，后来宋神宗任命李定为监察御史。

七十三章——第一波反对变法潮
富弼非常反对青苗法，眼见自己提反对意见毫无用处，就多次声称有病告退。宋神宗最后允许富弼罢相，在富弼离开前问他：“谁能够代替你担任宰相之职？”
富弼推荐曾在仁宗朝担任过宰相的文彦博，宋神宗沉默不语，很久后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听了也沉默不语。

六十二岁的欧阳修上疏言明青苗法的不便，被贬知亳州。欧阳修看宋神宗如此信任王安石，动了退休的念头，到了亳州后欧阳修接连上了九道奏章要求退休。
结果宋神宗不但没批准他退休反而任命欧阳修为青州知州兼京东路安抚使，负责管辖青州附近其他八个州的事物。
欧阳修急了，在青州又连上两道奏章，表示就算不让我退休，请让我管一个小州，越小越好。

这奏章一上去，好了，不但没给他安排个小州，而且比现在的职务还要多，改判太原府、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宣徽南院使。
欧阳修简直要哭了，他马上给宋神宗上奏章，说：“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说自己年事已高，强烈要求宋神宗要么让他退休，要么安排他到一个小州去任职。
于是欧阳修被调到了蔡州做知州，一年后，欧阳修又五次上疏请求退休，宋神宗终于答应了欧阳修的退休请求。

青苗法的出台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欧阳修因上疏青苗法不便被贬后，翰林学士范镇也因三次上疏反对青苗法而被罢免。御史中丞吕公著也因反对新法自请贬出朝廷，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也因反对新法相继被贬到地方任职。
随着许多的反对派官员离京，朝中的反对派官员开始由对新法的反对，上升到了反对王安石本人。
他们指责王安石是“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而王安石觉得，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畏惧强权，立场不够坚定。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开拓进取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要想成功改革，绝不能妥协。
王安石认为这是一场代表正义的战争，改革又不是为了谋求他个人的私利，所以无私者无畏。
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冲破利益集团与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社会经济与国家财政会得到飞速发展。

因此，不管反对派的反对之声有多么强烈，王安石都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他也经常鼓励宋神宗，向宋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神宗表示理解，并继续支持王安石变法。
数日之间，台谏官员被罢免一空。

司马光也非常反对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同时也认为王安石主张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夺了中书省、枢密院、三司的权太不要脸，这是变相侵官，觉得王安石的目的就是为了独揽大权；而且颁布的新法都是在挣百姓的钱，与民争利，简直就是在丢朝廷的脸。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理财，司马光在财政方面主张的是节省开支，觉得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在追逐利益；在法律方面，王安石主张法治，司马光主张人治，他们的矛盾可以在熙宁元年登州发生的一起案件中看出一二。

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丧期间私自嫁给了一个叫韦阿大的男子，阿云嫁过去后嫌韦阿大长相丑陋，于是韦阿大在阿云眼里就变成了：站也是错，坐也是错。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觉得跟韦阿大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煎熬。
阿云不想再忍受跟丑男在一起生活，遂起了杀心，打算趁着晚上韦阿大睡着之后杀死他。后来阿云刺杀失败，被押送到了官府。
这个案件的争议之处在于阿云杀害韦阿大到底算不算谋杀亲夫。据宋代的律法《宋刑统》来看，谋杀亲夫是犯了“十恶”，犯了“十恶”者查明后立即问斩，都不用再等秋后。

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丧期间私自嫁给了一个叫韦阿大的男子，阿云嫁过去后嫌韦阿大长相丑陋，于是韦阿大在阿云眼里就变成了：站也是错，坐也是错。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觉得跟韦阿大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煎熬。
阿云不想再忍受跟丑男在一起生活，遂起了杀心，打算趁着晚上韦阿大睡着之后杀死他。后来阿云刺杀失败，被押送到了官府。
这个案件的争议之处在于阿云杀害韦阿大到底算不算谋杀亲夫。据宋代的律法来看，谋杀亲夫是犯了“十恶”，犯了“十恶”者查明后立即问斩，都不用再等秋后。

案件的判决结果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人主张要杀，其中就有司马光。
司马光用儒家的道德观评判此案：妇人终身的事业就是相夫教子、孝敬公婆，阿云身为妻子居然敢嫌弃丈夫丑陋而下毒手，如此大逆不道，该杀！
王安石则主张按律法审理此案，应当尊重法律。
两方意见争持不下，案件判决一直拖一直拖，拖到了王安石当上了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才按照王安石的意见，判了个“管编之刑”打了阿云板子，发配原籍服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