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被排除出官学体系，让那些急于求得功名的士子们不必在这上面耗费时间。王安石推行的科举改革，连一向反对他的司马光也誉之为“百世不易之法”，只是批评王安石不该以“一家私学”作为取士标准。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成为科举历史上唐代诗赋与明清八股文之间的一个转折点。清代史家王鸣盛甚至认为宋代有义士，唐代则没有，其中原因就是宋代重道学而唐代重文词。

北宋初期，富户的田产有增加的，官府规定其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而贫穷农户的田产减少，官府规定其缴纳的赋税却没有减少。
据《宋史》记载，当时有很多逃税漏税的情况，甚至有百亩田只缴纳四亩田税的情况。
早在仁宗景祐年间，郭咨和孙琳丈量肥乡县的土地，免除400家没有地却要缴税的民户，纠正100家有地却没有缴税的民户，收逃漏税款80万贯。
随后郭咨在蔡州又清查出26930多顷的漏税田。郭咨将清查田亩的方法步骤等归纳了四十条，打算继续清查，却招致豪强的强烈反对，清查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在古代，有“支移”和“折变”等刮民脂的名目。支移，是百姓交税粮的时候，官府要你送到指定地点去，如果你嫌远不想去也可以，乖乖地掏运输费。甚至还有要求运送到千里之外的，这样一来“支移”附加的钱款比税粮还高。
折变，是指百姓交税的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或布匹，官府偏要你折算成钱交。当然，折换率是官府说了算。甚至有更狠的，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本来只需要交三匹布，经黑心的贪官污吏一折算就变成了需要交五六匹布。南宋时的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几折之间，百姓要缴纳的布帛税率上升了数倍。

有官吏说了，粮食入官仓后，会被老鼠鸟雀虫子偷吃，这个损耗得让老百姓补交，即鼠雀耗。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过了，又要求提前交明年的，这叫预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正百姓是冤大头，没得选择。

在税收方面，王安石也制定了新法，颁布了方田均税法。“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情况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方田均税法的目的是对没有使用的土地，如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等都不征税，使良田税重，贫瘠田地税轻，还规定各地税收总额不得超过配赋的总额，防止官员中饱私囊。

方田均税法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隐田逃税的现象，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贫户的负担。
但方田均税法触犯了豪强地主阶级的利益，部分官员也拥有大量田地，同样也存在着隐田逃税的情况。
因此土地丈量工作障碍横生，官吏徇私舞弊，到元丰八年（1085年）被迫停止，共推行了十四年。

在这十四年的时间里，仅测量出了京东、陕西、河北、秦风、鄜延五路（相当于五个省）的田地，但这五路的田地就有2484349顷，占到了全国田税登记在册的54%，这还不包括物产丰富的淮、浙、江、湖、闽等地区，隐田漏税之严重可见一斑。
由于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元丰八年后，方田均税法时断时续，到了宣和二年（1120年）已经完全废止，已清丈的田地全都依照旧法纳税。

熙宁五年（1072年），颁布了市易法。政府出钱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允许商家贷款或赊账，收取二分利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到后来逐渐发展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甚至批发零售也受政府官员操控，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宋人和苏轼等人大量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呈现了萎靡下滑的景象。

七十五章——以旁观者的角度评判新法
今天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会发现王安石是将国家利益排第一位，百姓利益靠边站。但是治国之道是以民为本，这一点王安石却没意识到。
熙宁变法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执行之严厉都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正是由于范围广，力度大，使得很多改革措施实施起来都显得急迫、粗暴。

由于王安石在变法中表现得十分专断，宋神宗也是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说贬谁宋神宗就贬谁。在熙宁变法时，官员只要敢指出新法不利的地方，王安石就会将该官员贬出朝廷；谁夸新法好，王安石就提拔谁。
有趋炎附势的官员看出了其中契机，为了升迁，常常在王安石面前猛夸新法的好处，对于新法实施过程中的不利民之处一概不提，这导致王安石对一部分新法有了错误的判断，无法看出新法的不足。
反对派官员因为王安石的专断，也因为变法派阵营有些纯粹是为了升迁而趋炎附势的小人；有的也是因为新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为利益而战。因此，朝中反对新法的声音越来越越强烈。

也因为“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家只是在开你的玩笑你就要报复人家，未免太过小气。所以当时有俗语说“台官不如伶官。”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被伶人嘲讽的宰相，也绝不是只有王安石。
有学者统计过，有史书记载的两宋间至少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的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宰相。

有一天，宋神宗去向曹太后问安，曹太后向宋神宗说：“吾听闻民间深受青苗法、助役钱之害，为了百姓，应当罢免新法。”
宋神宗说：“新法是利民之法，并没有百姓深受其害。”
曹太后就说：“王安石虽然是饱学之士，但是现在朝中讨厌怨恨他的人很多。如果官家真的为了他好，不如暂时让他先出朝廷避避风头，等朝中官员的情绪平息了一些再召王安石回朝也不迟。”

宋神宗说：“可是现在朝堂之上堪当重任的只有王安石呀。”
宋神宗的伯伯祁王赵宗谊当时也在旁边，说：“太皇太后说的话非常在理，陛下不能不考虑呀。”
宋神宗听了生气地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听不进忠言，在败坏天下吗？”之后不欢而散。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老天已经很久都没有下过雨，北宋遭遇了十分严重的大范围干旱。
郑侠是汴京守城门的的官员，因为大旱，有非常多灾民涌入汴京。郑侠就画下了灾民们的惨状，献给宋神宗，同时还上了一封奏疏。他在奏疏里起誓：“陛下看了我的图，如果罢免新法十天之后还不下雨，可以将我斩首于宣德门外示众。”
宋神宗看了郑侠的画和奏疏非常震惊。

曹太后、高太后、还有神宗的皇后向氏都经常在神宗面前提新法的不便，宋英宗、宋神宗这一系并非是宋仁宗的子嗣，只是因为宋仁宗没有长成年的儿子，才把宋英宗赵曙选为皇储，所以宋仁宗的皇后曹氏对宋神宗有着较大的威慑力。现在天又久旱不下雨，古人迷信，认为大旱和大涝是苛政暴政惹得民怨引起的，是天怒人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