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的考古都是由中国人自己主持（90年代和日本法国联合考察除外），如果说之前考古对于历史时期遗址发掘很多，则80年代之后对于史前时期遗址发掘呈井喷数量增长，在此我不把所有遗址都报上名字，因为新疆到现在为止发掘的遗址几百个，遍布全疆。陈戈这套论文集的文章基本都是有关史前时期的。新疆现在有定名的四个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即查吾乎沟口文化、苏贝希文化、焉布拉克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基本都是陈戈提出来，并且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所以说陈戈是新疆考古学的巨擘一点也不过分。什么是史前时期，严格来说当一个地区还没有文字记录或者文字记录过于少的时期，就是史前时期，那么对于新疆来说直到西汉，我国才有大量文字记录（《史记》），那么公元前往前推，都算作史前时期。这和中原不一样，中原在殷商王朝就已经走出史前时期范畴，虽然殷商在考古学上属于青铜时代，但是已经有文字系统。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考古学分期词语新疆和中原是不一样的，有着一定的地域特性。在80年代之前，很多考古学家以中原考古为标准来看新疆，比如如果一个遗址墓葬中发现大量彩陶，如果放到中原，像仰韶龙山文化那就是新石器时代，于是新疆的考古遗址，发现彩陶一开始全部算新石器时代。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新疆彩陶和铜器甚至铁器一起从地层里出来，那么这时你就要思考，出现铜铁，是否还能算作新石器时代。于是在80年代学术界开始改变传统的看法，把以前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放到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到今天，新疆真正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没有，有几个属于推测。大部分遗址属于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现在学术界都在青铜铁器时代搞分期分类型的工作，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新疆史前时期至少由六个部分组成，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我们哪一天能把这六个时代的遗址都整理出来，新疆考古学才走上系统的道路，所以陈戈说道路依然很长。学术不是吹吹，上嘴皮碰下嘴皮就完事了。

下面我从几个考古学上经典问题来论述这本书。首先就是彩陶，彩陶在考古学上一般属于新石器时代产物，出现彩陶的遗址大多数是已经定居的农业文明，且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彩陶。我国黄河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就有了农业生产，这些农业文明一点点向四周传播，其中向西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达河西走廊东端，经过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火烧沟类型文化，公元前1500年农业文明传播到河西走廊西端。彩陶就是伴随着这个过程进入新疆，上世纪安特生曾经提出中国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学术界否定了。如果按照安特生的逻辑，从西往东走，那么新疆地区彩陶出现时间一定早于中原，但是现实考古地层资料正好反过来，新疆彩陶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比中原晚很多。且我们对比彩陶图案可以知道新疆地区彩陶，至少是东疆区受到甘肃各种考古文化影响很大。从时间来看新疆东部彩陶最早，越往西越晚，从数量来看也是东疆区最多。安特生当年认为新疆是解决他的假说之关键，现在看来安特生说的没错，只不过他的假说被新疆这个关键证明是错误的。但是陈戈通过彩陶类型学又说明了新疆西部地区受到一点中亚影响，我当年在研究楚斯特文化时，在彩陶纹饰上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西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空间，此处彩陶应该至少分成两大区域，虽然彩陶是从东面到达新疆，但是西部地区受到中亚一些青铜时代影响也是真实的。

然后就是铁器，新疆史前考古遗址出土的铁器往往要早于中原地区三百年到四百年左右，我国中原地区铁器发掘，最早的大约在春秋中期，新疆的达到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西周时期。当年春秋战国史研究大家杨宽先生在研究铁器年代问题时，说过年代应该定在西周早期，现在从考古学上证明杨宽的史识比较准确。如果说彩陶是从东往西走，铁器是反过来，我想稍微了解史前文化的人都知道，铁器铸造技术是从西亚起源的，我国青铜器虽然创造出非常高超的冶炼铸造技术，但是铁器的使用晚于西亚甚至是中亚。这就是为什么新疆先发现铁器。新疆的特殊性说明了一个道理，考古学一些假设不能无限制的运用，比如出现彩陶就是新石器遗址，新疆这种文化十字路口地区，彩陶和青铜器甚至铁器一起发掘出来的例子就比比皆是。彩陶就不能成为断代的一个标准，我觉得更科学的标准是出土器物最晚的为断代标准。当然你要确定这是不是同一个地层。根据这个标准，新疆地区目前有清晰考古学年代的只有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后）。

考古学就是把一个地区的遗址墓葬进行分期分类，一种考古学文化一般具有这样几种特征，即有一定数量的遗址群和一定的地域范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于他处的文化特征，有一定数量的典型器物，比如史前时期的陶器类型。且必须对这些考古遗址进行科学地发掘，当我们掌握足够的资料时，方可以判断一个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之下的单位是类型，比如仰韶文化下面有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秦王寨类型、海生不浪类型等等。这些类型虽然拥有一些地域差别，但是在总的特征上是相似的，所以是一个文化。

其次就是断代，这个基本就是使用碳十四与树轮校正，查吾乎沟口文化的时间大约落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多说一句新疆目前四个考古学文化都是早期铁器时代，以后我觉得会在青铜时代上找到几个定点，然后研究时间纵轴的传承影响问题。然后通过考古出土文物，我们可以研究很多文化与经济形态问题，像查吾乎沟口文化中查吾乎沟口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畜牧业为主，很多动物骨骼鉴定也证明了猜想，群巴克墓葬则是农业与畜牧业混合类型，群巴克墓葬直接出土过小麦，与今天的小麦基本一样，还有生产工具铁镰，且特别大，这是铁器铸造技术到达一定程度才能有的东西。而查吾乎沟口文化中各种类型遗址反映的经济形态差异，可以用来研究农业与畜牧业演进过程的案例。最后作者研究了一下查吾乎沟口文化与同一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同样可以研究同一时代不同文化关系，或者相邻地区上一个时代与本文化的关系等等。考古学一定程度上就是分类对比游戏。这本书中还有一篇论文，难度更大，就是在查吾乎沟口文化中进行分期问题，就是把同一个文化中不同墓葬分出前后。这是考古学系统化的一个表相。

《新疆考古论文集》中除了纯粹考古学文章之外，最后一部分是运用考古学方法来回答史学问题。其中最精彩的几篇文章都是有关史地考证的。比如“唐轮台在哪里”一篇文章，通过发掘乌鲁木齐南面乌拉泊古城，结合相关史料，从道路里程，地理位置，规模大小等方面论证了唐代轮台就是乌拉泊古城。并且一一说明为什么昌吉古城、米泉古城不是。陈戈写这篇文章是在1981年，学术界现在基本认定乌拉泊古城即唐轮台。再比如“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考证过程更是复杂，焉耆古城在学术界上一直争论不休，陈戈在论证自己的四十里城子说之后，把前人几个比较著名的观点，一一进行挑错。最后的结论是焉耆都城是四十里城子，尉犁都城是夏渴兰旦古城，危须都城是曲惠古城。如果没有考古发掘古城遗址，光靠简单的史料记载是没法找到古代城址。多说一句新疆目前发掘的城址数量有300多个，今后有关史料中古城地望考证的文章，会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越来越多。陈戈这篇文章是目前有关焉耆考证最完备的，我在很多论文索引中看到过引用这篇文章的例子。

此外像考证西域铁门关（区别于中亚那个）、北庭周围（包括北庭）五个城镇的文章都是史地方面的经典。“明陈诚使西域经行新疆路线略疏”这篇文章则论述了一条非常小众的西域路线，这条线夹在西域中道与北道之间，从吐鲁番到阿拉沟穿越天山中部，跨过大小裕勒都斯河，巩乃斯河与特克斯河，直接通往伊犁。现在称为天山道。在历史上很少人走通，史料记载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与明朝使者陈诚走通过，所以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因为详细记录了这条道路沿线地貌民俗，拥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陈戈把这些沿途的古代地名还原成今天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精彩的。这本书看下来，对于新疆考古学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考古学与文献结合的史地考证更是我研究的方向。虽然今年还有7个月才结束，但是这套书一定会成为我今年阅读榜前五之一，对于新疆史前考古学，以及西域史有兴趣的人《新疆考古论文集》是案头必备，是一本精彩的论文集。

今年第25本《北庭和高昌研究》孟凡人 商务印书馆

今吉木萨尔县北护堡子古城古称北庭，从汉代车师后部所在地，到唐代庭州与北庭都护府的建立，再到高昌回鹘时期的别失八里。一直到元代北庭都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同样吐鲁番古称高昌，汉代分姑师为车师前后部之后，是车师前部所在地。最初的治所在交河故城，此后迁到高昌壁。前凉张骏于咸和二年置高昌郡，高昌壁随之更名为高昌城，从此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三年为高昌郡时期。太平真君三年之后，历经沮渠氏二王18年（442年—460年），阚氏三王31年（460年—491年），张氏5年（491年—496年），马氏3年（496年—499年），麴氏十王141年（499年—640年），先后在此地建立高昌国，因此史称高昌国时期。唐贞观十四年，高昌国被灭，设置西州县，咸通七年漠北回鹘占领西州，建立高昌回鹘王国。1283年元朝强迫回鹘王室东迁甘肃永昌，1324年高昌并入察合台汗国。1370年察合台汗国灭亡，此地兴起吐鲁番王国与火州。直到清代收复吐鲁番。我简单说了一下高昌地区史，可以看到高昌是西域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没有之一。

孟凡人的这本书是国内系统研究北庭与高昌地区史的最早著作，他写作本书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完稿。因为孟凡人当时参加了北庭与高昌古城的发掘保护工作，所以当时对于这方面课题非常有兴趣。有意思的是，我前面读的一本书，陈戈写的《新疆考古论文集》，陈戈与孟凡人都在一个考古队工作。其实我早就知道，读完陈戈再来看这本是为了系统阅读，因为发现两人研究了很多相同问题。孟凡人的这本书是研究北庭高昌以及中西交通史，甚至城址考古与佛教考古必须看的经典。孟凡人偏向历史时期，陈戈偏向史前时期而已。

该书厚度相当厚，以至于我拿在手里看，胳膊一会儿就酸痛。这恰恰体现出孟凡人研究问题的系统，本书所收33篇文章全部关于北庭与高昌。这里面有断代一类的文章，比如研究北庭都护府建置沿革，历任都护刺史节度使的文章，因为史料记载的很零散，有关纪年问题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他考证回鹘占领北庭，以及回鹘从摩尼教转变到佛教的时间问题大体都是研究时间。另一类文章研究空间，比如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地域，乌孙西迁前活动地域，唐代轮台方位（孟凡人与陈戈观点一样，现在已经是学术界定论），弓月城与阿力麻里城地望，有关北庭与高昌在古代交通史上路线问题。交河故城与高昌古城的形制布局都可以算这一类。第三类文章是在考古的基础上，研究吐鲁番出土壁画、木俑，并且和内地相同艺术类型进行对比研究渊源，这其实就是艺术史上的类型学。此外他给《后汉书.班勇传》、《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旧唐书.郭虔瓘传》作了注释，这些人都是在西域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且与北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孟凡人研究北庭高昌佛寺形制布局以及渊源传承的文章，我认为是本书中最精彩的。众所周知，佛教建筑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山开凿石窟，或者用土坯砌成石窟，称为石窟寺。一种是在平地或山前地带用土坯砌筑佛塔、佛殿及其附属建筑，称为佛寺。孟凡人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形制溯源”一文中研究了后一种建筑。并且根据佛塔与佛殿的组合方式，将新疆目前出土的佛寺进行了系统分类。然后从塔的形状，佛殿的形制入手，讲述了佛教建筑在新疆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传承关系，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局限在新疆，而是把视角扩展到印度这个佛教诞生地建筑形式，以犍陀罗塔赫特巴希寺院遗址为例，与高昌古城两座佛寺进行形制对比。说明佛寺建筑形制演变的历史，目前国内佛寺考古使用的方法大体也是这样，孟凡人虽然没有标注他这篇文章完稿时间，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一定的，以当时的资料能写出53页论文的分量，且分析的层次逻辑非常清晰，是很厉害的。孟凡人的一些观点至今还影响着佛教考古学术界，他的这部分文章，我认为对于想系统研究佛寺建筑史的人，必须看一看。
但是也可以看到，有关吐鲁番学与北庭学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很多考古尚没有形成系统的报告，很多遗址的断代也成为问题，而吐鲁番附近的遗址是新疆目前保存最完整，发掘最好的，以后应该以吐鲁番为中心，体系化新疆考古学。孟凡人与陈戈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提到这个现状，这些则是21世纪新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