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钧之孙司马儁开始，其家族受到儒学影响，司马儁是司马朗的祖父，从《三国志.司马朗传》中，我们知道司马儁博学好古，司马儁之子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司马氏虽然转向文，但是他们所喜好的比如《汉书》依然拥有军事色彩，或者说是一种治国术，讲究实用。不是正统的经学，汉儒重视章句之学，专守一经，累世家传。在司马氏家族中看不到正统儒学的影子。司马氏后来成为儒学家族，但是他们的儒学与颍川荀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正统儒学不一样。且司马氏家族在郡望上远远比不上我说的那些家族。因此司马氏家族开始通过婚姻与当地的望族进行联合，汉代地方大族是以郡为单位进行通婚，司马懿的发妻是同郡的平皋张氏，张氏之母是同郡的山氏，山涛就出自这一家。司马朗与赵威孙更是乡里姻亲。作为儒学家族，司马懿后来虽然显贵，但是对于乡里齿序依然保持一种尊重，陈寅恪所说的儒家大族在这一层次才是适用的。

司马氏与其他家族不同的是，它没有仅仅局限于在同郡扩展关系，而是越出了河内。司马师娶夏侯尚之女夏侯徽，夏侯尚是夏侯渊的侄子，夏侯氏则与曹氏关系密切。后来司马师又与泰山羊氏联姻，司马昭与东海王氏联姻。泰山羊氏是两汉名族，是以国为单位的大家族，司马氏家世肯定比不上羊氏，司马师在夏侯徽死后娶了羊衜之女，羊衜的两个妻子，一个是孔融的女儿，一个是蔡邕的女儿，地位如何我就不吹了。司马懿家族与泰山羊氏的联合，使他的家族跨出郡这个单位，跻身汉末一流名士的通婚网络中，可以说很有战略眼光。中古历史非常重视门第，可以说你能否有权力和你是否是名族可以划等号（当然有例外，比如灭蜀的邓艾，灭吴的王濬，西晋时期的石苞，但这是特例，且这三人下场都不好，跟他们家世不显赫有关）。司马氏通过不断联姻，走进了曹魏统治集团的核心，且与曹魏功臣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西晋嬗代曹魏的过程中远远不是曹马相争这种二元对立解释框架可以说清楚的。

本书对于案例的分析，就是在司马氏家族网络基础上来论述。仇鹿鸣关注的问题，有些属于史学界几十年都在研究的，比如司马懿与曹爽之间的高平陵之变，曹魏后期淮南三次叛乱，邓艾与钟会的矛盾。有些则是长时间没有受到关注的问题，比如司马师的地位，因为西晋后来落入司马昭一系，导致对于司马师的研究一直很薄弱，西晋时期司马孚与陈泰的问题研究的人也比较少。此外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从哪一年开始是转折点，仇鹿鸣提出了咸宁二年说也很有新意。这本书之所以写得精彩，在于作者既能发掘新问题，也能在旧问题上提出新的见解，且分析框架跳出了二元法，比如以党争，地域为标准的框架，赋予历史更大的复杂性与连续性。作者从高平陵之变写起（正始十年）到司马炎受禅，这16年恰好是西晋嬗代曹魏的时间段。虽然本书不是通俗读物，不是通史，但是把这些个案串联起来，对于理解宏观史帮助很大。

高平陵之变中祈起重大作用的除了司马氏自家人之外，作用最大的为蒋济、高柔、王观。高柔是陈留高氏，在曹操时代得不到重用，因为陈留高氏与袁绍关系好，虽然高柔进入曹魏集团很早，甚至早于司马懿，但是一直是边缘人。其家族世代以法律为业，长于吏干，与儒学关系不大。如果把曹马相争比喻为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的对抗，那么高柔就套不进这个框架。其余两人王观出身寒微，蒋济同样也不是儒家大族或法家寒族，他曾经举荐过阮籍，可以说算两汉士大夫向魏晋风度过渡的一个人物。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就是在曹魏时代是边缘人，司马懿本身也是曹操时代的边缘人物。所以如果想找一个分析框架，毋宁说在政治取向上比较合适，而不是家族出身。曹爽与司马懿的纷争，不是因为儒法，事实上司马懿阵营里有很多曹魏老臣，曹爽可以代表新兴派别，司马懿在政治上更加保守一些，曹爽在前期大量启用新人，架空司马懿，间接造成曹魏元老的利益受到损失，这为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利用老臣同情他的心理，敢于挑战当时占优势的曹爽。当然司马懿的成功得力于他能迅速控制禁军，仇鹿鸣就特别分析了曹魏中军的制度以及当时的洛阳城内地理布局。

司马师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在于，司马懿长期在外带兵，无论是坐镇关中应对诸葛亮，还征讨过辽东。政治业绩非常的多，司马师没有这些加持，所以司马师继承司马懿政治遗产的时候，用严厉的法律来代替他功绩不足的问题。治理朝廷中反对司马氏势力的人很铁腕，正是在司马师掌握政权的时期，废了张皇后与齐王芳。此外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曹魏老臣虽然默认高平陵之变，但是这和西晋嬗代曹魏是两码事，这些人不会允许司马氏改朝换代，他们支持司马氏是因为反对当时的曹爽。可以拿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来类比，新党旧党着眼点在于政策。所以司马氏后来起用的人不是曹魏老臣，而是司马懿的旧吏与曹魏功臣的后代。这些后代在道义上没有什么大的负担，可以帮助完成嬗代的任务。司马氏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受到很大阻力，其中淮南三次叛乱正好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一人碰到一次。就是最大的反弹。我早就说过，西晋立国，关键不在于灭蜀和灭吴，关键在于处理好淮南的问题。仇鹿鸣这本书把很大一部分章节用来讲淮南叛乱，与我的观点差不多。

从反面看，我觉得能更加让人清楚司马氏与曹魏的关系密切，那就是反对司马氏建立西晋的人中，很多人与司马氏有着很深的关系。第一次淮南叛乱的王凌是司马懿多年的同僚与好友，夏侯玄的妹妹则嫁给了司马师，许允是司马师的好友，第三次淮南叛乱的诸葛诞是司马懿的儿女亲家，钟会所出的颍川钟氏与司马氏家族长期来往。司马氏与曹魏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嬗代的人中都有双方成员，这是政治网络交叉的产物。所以司马氏对于反叛者采取了只打击个人，很少牵连家族的策略，因为司马氏正是依托这个家族间的网络才形成了权力体系。但是也正是这样，为后来西晋短促的王朝埋下了危险，与很多开国的功臣集团团结一致不同的是，司马氏领导的曹魏功臣中有分裂的倾向，就是司马氏自己人也是如此。仇鹿鸣分析司马孚的那个案例就很说明问题，此外由于司马师意外身亡，让皇位传承的权力从司马师一支转到司马昭一支，后来晋武帝为了确保太子的安全，不惜和司马攸决裂，对于宗室实行很严厉的限制，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功臣与宗室集团的分化是西晋灭亡的最大原因。

你很难说这是一个消极主义者的作为，正史中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司马孚是司马氏家族中少有的不赞成代替曹魏的人，虽然他参加过高平陵，但是正如我前文分析的，高平陵的目标是推翻曹爽而不是代替曹魏。高贵乡公后来被杀，百官莫敢奔赴的情况下，司马孚枕尸恸哭。司马孚临死前说自己是大魏之纯臣。因此西晋开国，虽然司马孚一家封王最多，但是同样在司马孚去世之后，他们家的封国被削弱的最厉害。晋武帝在司马孚生前，不敢跟这位家族长辈对峙，从这里能看到司马氏一家受到儒学影响，看重乡里亲族长幼顺序。但是司马孚的政治取向与当时西晋的意识形态相悖，晋武帝私下对于这位长者是比较忌恨的。司马孚的一生可以用他临终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周不伊，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不周不伊讲的是自己虽为曹魏元老，却没有尽到伊尹周公的责任。后一句指的是不学伯夷和柳下惠，行事折中。司马孚同情曹魏，甚至说自己是曹魏臣子，但是他也无意学习汉末党人那种激烈抗争的手段，在国家与家族中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才是真实的司马孚。所以我说过，历史人物不是脸谱，但是史料中为了遮蔽一些真相，会把一个人变成平面化，做历史研究恰恰要还原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后现代史学的方法分析史料撰写意图，就是一种祛魅。

贾充是西晋开国功臣，《晋书》一改历代正史对于功臣褒多于贬的写法，把贾充当做反面人物来描写。“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除了对于他“抽戈犯顺”一事的道德谴责之外，西晋短促而亡的历史，也被归结为贾充和贾南风，这就是正史中常见的恩幸标签。传统史学界认为贾充的出身是寒族，因此在魏晋嬗代时候，可以不讲原则。但是随着史料研究的加深，我们发现贾充的父亲虽然少孤家贫，但是却为著姓，即河东贾氏，他们家和司马氏早年应该差不多，以兵学见长，算诸生。贾充是颇有一些文化素养的，晋初的律令的主要制定者是他，在《隋书.经籍志》中除了《晋令》40卷，贾充还是《刑法律本》21卷的作者。晋代的法律在中国法治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开始儒家化。这从侧面又说明贾氏不能算寒族，应该是有文化的儒家家族。贾逵那一代就和司马朗关系好，贾充更是帮助晋武帝获得世子地位。传统史学界认为贾充是晋武帝的亲信，这么说忽略了贾氏从司马懿一代就在曹魏官僚集团中的作用，贾充的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和后来晋武帝提拔的杨骏不一样，贾充家族世代帮助司马氏，这是政治资本的积累。所以不能把贾充单纯看成一个恩幸。贾充后来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与晋武帝有矛盾，在武帝朝后期逐渐边缘化。日本学者小池直子近年研究贾充、贾南风与武帝关系的文章很有名，这位学者指出，贾南风的婚姻的主导者是晋武帝，而不是《晋书》中说的贾家，正史这么写有女祸论的影响，用来突出西晋灭亡和贾充有关。如此书写就是一种标签化写作。忽略了历史复杂性。

司马攸的问题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晋书》是在唐太宗时代撰写的，其中武帝部分甚至是李世民写的。众所周知李世民是逼父杀兄夺得帝位，他之所以很推崇齐王司马攸，贬低晋武帝司马炎，是为了突出自己继承的合法性。因为晋武帝没有选择才能德行兼备的司马攸，而是选择痴呆的司马衷。司马攸本身是司马昭的儿子，早年过继给司马师，实质上是晋武帝的亲弟弟。晋武帝的这层考虑明显是想把传承权力保持在司马昭这一系。所以没有选择贤能的司马攸。司马攸到底是否真的很贤能，对于权力没有欲望，仇鹿鸣主张并非没有欲望，且司马攸的优秀有一部分原因是被唐代撰写《晋书》神话出来，李世民是在突出历史借鉴作用，来突出自己的合法性，也就是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而撰写历史。如此得出的司马攸形象是否能准确，是很让人怀疑的。

陈寅恪的学术贡献是将王朝兴亡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考察，从而跳出了易姓革命，王朝循环这些框架。就是因为这种视角，丰富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层次，因此成为中古史研究的范式。但是陈寅恪的一些框架在细微的地方是需要修正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魏晋政权儒家化的时间是起始于曹魏还是西晋，现在来看应该是前者，比如魏明帝下诏使用郑玄章句作为法律，魏文帝时期立太学，晋武帝时期礼学尊王肃，而王肃之学早在曹魏时期就被立为官学。所以把曹魏等同于法家寒族是非常标签化的行为，曹操确实颁布过求贤令，曹氏三世立贱，给人以法家的表相。但是从曹魏官僚集团人物的家世来分析，它的底色还是儒家。从曹魏到西晋连续性是主体，西晋初年政治上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成是曹魏中后期政治变化的延续，而非新朝的创制。
仇鹿鸣这本书是他在2008年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作为复旦大学新一代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虽然他研究的是政治史这门历史学中的传统，但是仇鹿鸣运用了新史学的方法。书后最后一篇考证司马芳碑文时间与内容的文章，更是显示这位新秀对于新史料的关注。我想有兴趣研究中古史的人，这本书可以代表最近几年该领域的前沿（修订本后记去年7月份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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