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五年（1072年），颁布了市易法。政府出钱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允许商家贷款或赊账，收取二分利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到后来逐渐发展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甚至批发零售也受政府官员操控，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宋人和苏轼等人大量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呈现了萎靡下滑的景象。

七十五章——以旁观者的角度评判新法
今天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会发现王安石是将国家利益排第一位，百姓利益靠边站。但是治国之道是以民为本，这一点王安石却没意识到。
熙宁变法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执行之严厉都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正是由于范围广，力度大，使得很多改革措施实施起来都显得急迫、粗暴。

由于王安石在变法中表现得十分专断，宋神宗也是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说贬谁宋神宗就贬谁。在熙宁变法时，官员只要敢指出新法不利的地方，王安石就会将该官员贬出朝廷；谁夸新法好，王安石就提拔谁。
有趋炎附势的官员看出了其中契机，为了升迁，常常在王安石面前猛夸新法的好处，对于新法实施过程中的不利民之处一概不提，这导致王安石对一部分新法有了错误的判断，无法看出新法的不足。
反对派官员因为王安石的专断，也因为变法派阵营有些纯粹是为了升迁而趋炎附势的小人；有的也是因为新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为利益而战。因此，朝中反对新法的声音越来越越强烈。

也因为“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家只是在开你的玩笑你就要报复人家，未免太过小气。所以当时有俗语说“台官不如伶官。”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被伶人嘲讽的宰相，也绝不是只有王安石。
有学者统计过，有史书记载的两宋间至少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的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宰相。

有一天，宋神宗去向曹太后问安，曹太后向宋神宗说：“吾听闻民间深受青苗法、助役钱之害，为了百姓，应当罢免新法。”
宋神宗说：“新法是利民之法，并没有百姓深受其害。”
曹太后就说：“王安石虽然是饱学之士，但是现在朝中讨厌怨恨他的人很多。如果官家真的为了他好，不如暂时让他先出朝廷避避风头，等朝中官员的情绪平息了一些再召王安石回朝也不迟。”

宋神宗说：“可是现在朝堂之上堪当重任的只有王安石呀。”
宋神宗的伯伯祁王赵宗谊当时也在旁边，说：“太皇太后说的话非常在理，陛下不能不考虑呀。”
宋神宗听了生气地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听不进忠言，在败坏天下吗？”之后不欢而散。

曹太后、高太后、还有神宗的皇后向氏都经常在神宗面前提新法的不便，宋英宗、宋神宗这一系并非是宋仁宗的子嗣，只是因为宋仁宗没有长成年的儿子，才把宋英宗赵曙选为皇储，所以宋仁宗的皇后曹氏对宋神宗有着较大的威慑力。现在天又久旱不下雨，古人迷信，认为大旱和大涝是苛政暴政惹得民怨引起的，是天怒人怨。

《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记载王安石对宋神宗说：“法固有不及之处，须因事修改，乃全无害。若果有害，惟当立法限定钱数，不许更增足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其其实后来是知道新法有不足之处的，但是当初王安石在新法制度设计尚有缺陷时就颁布实施，对于反对的人又大力贬斥，现在才来说可以根据情况作出修改，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弹劾新法的奏疏纷至沓来，看着案几上堆积如山反对新法的奏疏，宋神宗内心开始有些动摇，难道新法对于百姓来说真的是苛政暴政吗？
当初王安石对“天变”据理反驳时，现在宋神宗认为王安石说的“天变不足惧”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流民图》上灾民的惨状历历在目，“天变”不是小事，再这么干旱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暂停新法的实施。结果，在新法停止实施的第三天，居然天降大雨。

这场雨虽然是场解决久旱的甘霖，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是坏事的开头。也许是因为郑侠的那个赌咒，这场雨让宋神宗相信了新法的实施确实是触动了天怒，自此后，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力度开始有所保留。
王安石也察觉到了这微妙的变化，明白朝中很多人都不喜欢自己。为了新法不被废止，在四月时主动请求罢相，并推荐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主持新法，然后离京出任江宁知府。

七十六章——三驾马车的倒戈
王安石未罢相以前，熙宁变法的成功推行离不开神宗的信任与支持，也离不开另外三个官员的鼎力相助。
当初陈升之和王安石共同主管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陈升之升任宰相，王安石立即提拔了支持变法的韩绛领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后来又提拔了曾布，新法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吕惠卿，这三个人当时被称为新法的“三驾马车”。
王安石被罢相，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后，令各地监司、知州上述给宋神宗言明废除新法的弊端，吕惠卿也多次向宋神宗讲新法的好处，宋神宗便恢复了新法。

吕惠卿主持变法后，制定五等丁产簿，让百姓自报家财，一只鸡鸭都不许遗漏。为了防止有人隐瞒家产，吕惠卿还制定了奖赏制度，凡是告发隐瞒家产被查实的，用被告者财产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励，奖给告发的人。
这条规定一出，一时之间，许多人为了奖励去告发，惹得百姓不胜其烦。

当初在推行市易法时，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市易务，主管市易务的提举是吕嘉问。市易务归三司管理，三司的领导是曾布。
吕嘉问不愿意服从曾布，并且吕嘉问为了邀功，常常多收钱，滥用职权擅自改变新法。这给反对派揪住了小辫子，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纷纷上书告状，宋神宗连夜令曾布和吕惠卿彻查此事。
曾布对吕嘉问也非常反感，于是趁着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结果，反倒令宋神宗又对新法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曾布索性就向宋神宗建议尽快废除市易法。
曾布就这样成为了“三驾马车”中第一个倒戈的人。

曾布的做法让吕惠卿非常不高兴，吕惠卿随后向宋神宗进言说曾布阻挠新法，于是曾布被赶出朝廷到地方任官。
朝中有弹劾吕惠卿的，吕惠卿会示意依附他的人陷害弹劾他的人。吕惠卿在当上参知政事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巅峰享受之后，开始不愿意王安石回到朝廷任职。
“三驾马车”中的第二辆马车吕惠卿开始反对王安石，在王安石离京的半年后，吕惠卿援引祭祀赦免的旧例，极力向宋神宗推荐王安石担任节度使。
宋神宗猜到了吕惠卿的意图，就问他：“王安石不是因罪罢相，为何要用赦免的方式任职？”吕惠卿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