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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爱新觉罗·福临卷】
由于内讧，李定国的反击暂时告一段落。然而，作为目前唯一合法政府的领导人，顺治不能停下来。无论如何，他也要再选任一个统帅，去推进全国统一。
不过，眼前有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到底该选谁呢？
跟尼堪同级别的，还有“理政三王”的另外两位，博洛和满达海，又或者更高级的济尔哈朗？
其实，如果只论带兵打仗，他们都没啥问题，但问题是，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折在战场上。尤其济尔哈朗，目前在诸王中地位最高，但年事也高。万一再被李定国干掉，那大清的脸就算丢尽了。到时候，顺治恐怕只剩两种选择，要么御驾亲征，要么干脆上吊去见努尔哈赤。
正在为难之际，一个刚恢复地位的汉人，提醒顺治应该赶快启用另一个汉人。
第一个提到的汉人，是我们的老朋友范文程。
作为皇太极的心腹之臣，在多尔衮专政时期，政治上受到冷落，也很正常。再加上跟多铎的矛盾（夺妻事件），让他不得不主动退出权力中心。
没想到，清算多尔衮的时候，居然有人把他的名字也给写上。罪名是，谄媚睿王，擅改“太宗实录”。
看过名单之后，顺治当场就笑了。范文程跟自己老爹什么关系，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如果范文程算谄媚睿王，那满朝文武几乎都可以拉出去砍了。
不过，顺治仍然同意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定，予以革职留任。因为删改“实录”的过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然，革职不等于处分，而代表一种姿态。用顺治的话来说：以前的账一笔勾销，以后还要尽心效忠。
范文程没有忘记皇太极的知遇之恩，也尽力辅佐顺治。而他提出启用的汉人，更是我们的老熟人，洪承畴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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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楼去哪了？只是我看不到吗

（276）【爱新觉罗·福临卷】
可能有人奇怪，自打入关以来，洪承畴一直受重用，何谈启用呢？
原来，此时的洪承畴，正处于半休息状态，不仅因为党争的问题，还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
现在人的礼仪观念不强，父母去世，办个葬礼就算完事。古人对此比较重视，除了举行隆重的葬礼之外，还要在家守孝三年（二十七个月）。守孝期间，不可以婚嫁、赶考、当官，更不可以搞娱乐活动，理论上甚至夫妻不可以同房。当然，我估计仅限于理论上。这种形式，称为“守制”。
对于这种形式，官员们可能不太欢迎，尤其高级干部。因为根据规定，现任官必须马上离职，回家守制。虽说完事以后还可以官复原职，可官场瞬息万变，三天以后的事都不好说，更何况三年。
既然官员不愿意离开，那不回去尽孝道不行吗？
绝对不行。
如果那样的话，就会被大家认为不孝。在古代，一旦被打上“不孝”的标签，比现在上失信黑名单还严重，别说做官，基本上干啥都寸步难行。
当然，也有一种例外情况，可以不用回家，就是HD不让走。
天大地大，HD最大。如果HD认为朝廷离不开谁，谁就可以留下，而且不会受到太多谴责。就算有人不识相，上书批评，HD也会替他出头摆平。
洪承畴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顺治下旨，令其“私居持服，照常入值”。意思就是说，在自己的住处该服丧服丧，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来。
对此，洪承畴并不怎么高兴。因为跟上面说的官员不一样，他真想回家。虽说身在两个王朝都能做到一品大员，但无奈到哪都打仗。之前帮着大明抵抗大清，现在帮着大清消灭“帮着大明抵抗大清”的人。等于说，他把矛头指向了原来的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为大清两肋插刀。
经历这么多，他确实也感到很疲惫，再怎么说也六十有一，岁月不饶人。
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时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的洪承畴，再度被委以重任，加太保兼太子太师衔，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顺治明确指示，其他部门（吏部、兵部、户部）必须全力配合，不得掣肘；抚镇以下咸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说直白一点，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是打是逃，悉听尊便。
临出发前，顺治亲自设宴为其送行，跟尼堪一样，也送了御服、佩刀、鞍马等物。
也不知道当时顺治心里有没有犯嘀咕，这一举动似乎有点不吉利。不过也没办法，该送也得送，表面上满汉一家，不能厚此薄彼。
还好洪承畴没有含糊，带着顺治的期望和嘱托，踏上征途。

（278）【爱新觉罗·福临卷】
十八先生之狱
话说孙可望主动攻击李定国，见其不断退让，自信心可能有点爆棚。李定国的顾全大局，在他看来，就是对自己的畏惧。进而他认为，按照战斗力来排行，李定国大于清军，自己大于李定国，由此可证，自己远大于清军。
于是，孙可望居然跑出去跟清军干了两场，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反而觉得失败的原因是政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因为自己不是皇帝。
简直神逻辑，不得不佩服孙可望的心态。
不过，这倒也不奇怪。科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其实有误区，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事物。我们眼中的世界可能不是真实的世界，而只是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世界。
由此看来，孙可望应该打心眼里想当皇帝。
在愿望的驱动下，他开始加紧操作。首先，建造秦王府，一切配置比照皇宫，甚至连太庙都有。接下来，他命令各省（只有三省）文武官员，必须来秦王府朝见。
这样一来，可谓孙可望之心，路人皆知。
永历也不傻，自然心中有数。可惜，他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
中国有句俗话，HD不急太监急。
比喻当事人对自己的事都不是很着急地去处理，而周围的人却在一旁着急，为其想办法出主意。也不难看出，这句话略带有调侃或贬低的意味。
不过，这话用在司礼监太监张福禄身上，倒十分贴切。当然，也没有讽刺的意思，因为他确实一心为主。眼看主子任人欺凌，他实在难以忍受，便找到当时的大学士吴贞毓商量对策。
包括他俩在内的十几个人一合计，要想除掉孙可望，还得指望李定国。
于是，他们私下草拟诏书，以永历的名义，召李定国来龙安府勤王。
李定国接到诏书，当即表示：“一定会忠君报国，不负皇恩，但需要陛下耐心等待，收复粤东之后，便会前往迎驾。”
要说李定国的行为，倒也值得肯定。不过，有一点让人很难理解，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出身的将领，他的“忠君”思想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难道他骨子里也和宋江一样，造反就为了招安。
不管怎么样，对永历来说，总算个好消息。
然而，收复广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留给“永历守护团”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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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楼推书，架空类《这个历史不一般》：男主“婚穿”芙蓉帐……创新“召唤文”，以秦汉为背景，有三国和隋唐等历史名臣和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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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爱新觉罗·福临卷】
其实，肇庆之战，耿继茂能够战胜李定国取得胜利，也很正常。抛去“大势所趋”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讲，他本身的实力也不俗。在他背后，有更为强大的尚可喜撑腰；而前面冲锋陷阵的，还有吴六奇那样有能力的总兵。
很多人听过吴六奇的名号，大概因为金庸的小说《鹿鼎记》。在其中，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天地会洪顺堂的红旗香主。天地会是干嘛的，想必不用说，大家也很清楚。在金庸笔下，吴六奇是打入清廷内部的卧底，有着“反清复明”思想的义士。
然而，现实中，根本就子虚乌有。
之所以金庸要那么写，完全出于个人的主观意愿。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其实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反清复明”的情结。
大概因为金庸的祖辈遭到过清廷的迫害，所以他可能对大清充满仇恨。关于这段故事，我们后面可能还会提到。
金庸本人并不姓金，这应该也是众所周知的，没人感到稀奇吧。金庸只是笔名，而他的真名叫查（zha）良镛。他出生于浙江省海宁一个“文宦世家”，称为海宁查氏。他有个先祖叫查继佐，据说是吴六奇的参军介绍人。
为保证查家的正面形象给观众，吴六奇必须是正面人物。因此，金庸大笔一挥，他成了反清斗士。
现实中，这位“反清斗士”却为大清的统一事业而奋斗，身先士卒，逼退了李定国。
得知李定国战败的消息，洪承畴第一时间派人表示慰问。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主要想表达：大清的门随时敞开，欢迎来降。
李定国再次拒绝“好意”，对其置之不理。
除了洪承畴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很关心李定国，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到，就是孙可望。同年，他派冯双礼偷袭柳州，想来个釜底抽薪，将李定国置于死地。
好在李定国警惕性比较高，对其“落井下石”的行径早有预防，提前设下埋伏。经过一番较量，他生擒了冯双礼，后又将其劝降，挖了孙可望的墙角。
孙可望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双礼”又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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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大，现实很骨感！！

（282）【爱新觉罗·福临卷】
尽管形势已经不怎么乐观，但李定国并不打算放弃，依然想夺取广东。不过，鉴于上一次失利，深感自己兵力不足，他决定寻找同盟。
思来想去，他又想到了盘踞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
此前，郑成功已经接受永历的封赏，成为延平郡王，理论上算自己人。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他曾经试图联系过郑成功，结果没能成功。
要知道，当时的通讯方式主要靠写信，不像现在的微信，按住说话就能发过去，真的要白纸黑字的写，还要有人来回送。
那时的广西、广东、福建基本都属于偏远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即便在和平时期，送信都很困难，何况还在打仗。当时郑成功正在跟清廷平南将军、八旗汉军固山额真金砺作战，自己也一脑门子官司。
虽然之前没能成功，但李定国依然坚持再次联系。因为放眼天下，似乎已经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战友。
还好，这次成功了。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三月，李定国率军再进广东，连破廉州（今广东省合浦县）、雷州（今广东省省海康县），并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等县城。五月，进攻高州（今广东省高州市），清守将开城投降。六月，再攻梧州，虽然没有攻克，但引发了广东、广西各地方武装的群起响应。
形势再次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李定国打算直取广州，与尚可喜、耿继茂决战。
如此决定看似冒险，其实也不无道理。
随着清军的逐步深入，身为地方割据势力，他们的地盘和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与其在慢慢的消耗中灭亡，不如一战定乾坤。
史书或者小说上经常有一句话，欲取__，必先取__。由于自西南而来，对李定国而言，这道填空题的答案应该写作，欲取广州，必先取新会（今广东省江门市）。
按照与郑成功的约定，双方大概在十月底会师广州。一个自西南，一个自东南，正好形成两面夹击。
十月中旬，李定国率先向新会发起进攻，号称二十万大军。如此兴师动众，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初期几轮潮水般的攻击都被打回来。连续攻了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攻克城池。大概因为期间取得了局部的小胜，又或者对郑成功充满期待，李定国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再一次打算长期驻扎，在城外修筑堡垒。
这一次，他倒没有等来耿继茂，却等来了瘟疫。
可能因为战场上死的人比较多，有没有及时处理，又经过个把月的腐化，出现瘟疫倒也正常。
于是，在战役还没有正式打响之前，李定国不可避免的先要战疫。

（283）【爱新觉罗·福临卷】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在战争中，如果形势明显不利，暂时退却也不失为上好的策略。
按理说，这句口头禅在明末应该已经很流行，李定国肯定听过。
然而，他不愿意，也不甘心就此放弃。
他更愿意相信，坚持就是胜利。尽管这种“鸡汤”理论，他可能没有听过。
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终于等来了期待的对手，尚可喜和耿继茂。
不过，他只猜到了开头，却没想到结局。两人没有七彩祥云，却带来了十万八旗大军。
在清军铁骑的冲击下，李定国已经遭遇瘟疫打击的部队再次受到重创，毫无还手之力，全线溃退。
然而，尚、耿二人并没有见好就收，继续一路穷追猛打。
李定国主力损失殆尽，只好连夜撤回南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费了半天劲才占领的广东局部地区，全部失陷。
对于这次失利，后代评论者认为还有个客观原因，郑成功没有及时赶到。
那么，已经定好的事，延平王同志为啥没来？种种迹象表明，他当时正在跟清廷谈判。谈判期间，如果出兵，就会显得没诚意，所以他故意延误了时间。
很有可能，洪承畴早发现两方有联合的迹象，为避免友军双线作战，才建议朝廷跟郑成功谈判。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击败李定国之后不久，谈判就破裂了，明显也有故意拖延的意图。
大清能夺取天下，原因有很多。将领靠谱，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反观前明这边，坑队友的情况太多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怪郑成功，毕竟老爹在人家手里，不谈害怕撕票。事后他可能也觉得憋屈，便主动出兵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逼得守将投降，又收复了一些地方，多少挽回一点局面。只不过，对大局来讲，已经于事无补。
不管怎样，从顺治的角度来看，广东得以全境解放，结果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