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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古人注释，接近实际，较为可靠。古人注书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们当时离经典文献成书年代不远，他们生活的社会和前代社会在制度上一脉相承，因此他们对古书所记载的各方面情况有感性认识，比较熟悉。再加上这些注家大多是皓首穷经的著名学者、训诂专家，因而他们作注一般说来切合实际，可信可靠。例如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是东晋时代的经学家，深通《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同时他还是一位军事家，能领兵打仗，人称“杜武库”。而《左传》一书，讲打仗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这样的一部书，由杜预这样的人来注，自然翔实可靠，大为生色。

再次，古人注是今人注的源头，是今人注的重要依据。翻开今人注本，可以发现今人注的一些说法，并非出自独创，而是来自古注。今人作注时，或把古注径直抄来，或用现代语言把古人之说复述一下。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古注是源，今注是流，读了古注，我们就能知源而识流，同时可以对今人注的优劣得失做出评判。例如，《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历代文选》注：“施（yí）：延，及，作‘跟踪’解。”依照此注，“施”和“从”就是同义的并列谓语，意思是：“一早起来跟踪丈夫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这么说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翻一下赵岐《孟子章句》就会知其有失。赵注：“施者，邪施（同迤）而行，不欲使良人觉也。”所谓“邪施而行”，就是走路时左躲右闪。赵歧把“施”解释成“邪施”是有根据的。因为“施”的本义是“旗貌”（见《说文》），也就是旗子随风来回飘动的样子。“施”做“从”的状语，十分形象地描画出了妻子盯梢时的真实情景。所以读古人注，可以使我们具有鉴别的眼光，对今人的译注不至于人云亦云。

我国古书的注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此外，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chèn）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
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郑兴之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家”。
汉人注疏流传到今天，最著名的有毛亨的《毛诗诂训传》，郑玄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孔安国的《伪尚书传》，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等。经注之外，还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名》，高诱的《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

三国世乱，学术受挫。注家中有名的有王肃、韦昭等人。魏人王肃，治学不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曾为《尚书》、《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左传》等书作注，当时列为官学，世称“王学”。可惜王肃注本，均已亡佚。唐人义疏间或称引其说。王肃注经，笃信贾逵、马融，攻诘郑玄。吴人韦昭好学不倦，精通经史，注书颇多，传于今的仅《国语注》21卷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书注释继续发展。西晋永嘉之乱（291~306）以后，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王学”与“郑学”之争持续不断。南北朝时，北方崇尚“郑学”，注经守东汉经师家法，重训诂章句；南方会采郑、王之学，也兼采玄学，喜好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大谈生命哲理。
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大兴。玄学崇尚清谈，佛教聚徒讲经。在清谈和讲经风习影响下，儒生注书开始采用一种既解经文、又释注文的新体式，“义疏”由此形成。
这一时期注释范围进一步拓宽，除儒家经典外，史、子、集部的古书均有注释。流传至今的注本，较著名的有王弼、韩康伯的《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的《论语集解》，裴骃（yīn）的《史记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张湛的《列子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这一时期的注疏还扩大到了小学著作，最有名是晋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
隋朝注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炫（xuàn）。他通天文律数，深研诸经，然生性机敏而自负，所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春秋规过》、《春秋攻昧》等，专攻前人注释《春秋》之过误。刘炫注本均已亡佚，唐义疏常引其说并加驳难。

三国世乱，学术受挫。注家中有名的有王肃、韦昭等人。魏人王肃，治学不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曾为《尚书》、《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左传》等书作注，当时列为官学，世称“王学”。可惜王肃注本，均已亡佚。唐人义疏间或称引其说。王肃注经，笃信贾逵、马融，攻诘郑玄。吴人韦昭好学不倦，精通经史，注书颇多，传于今的仅《国语注》21卷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书注释继续发展。西晋永嘉之乱（291~306）以后，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王学”与“郑学”之争持续不断。南北朝时，北方崇尚“郑学”，注经守东汉经师家法，重训诂章句；南方会采郑、王之学，也兼采玄学，喜好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大谈生命哲理。
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大兴。玄学崇尚清谈，佛教聚徒讲经。在清谈和讲经风习影响下，儒生注书开始采用一种既解经文、又释注文的新体式，“义疏”由此形成。
这一时期注释范围进一步拓宽，除儒家经典外，史、子、集部的古书均有注释。流传至今的注本，较著名的有王弼、韩康伯的《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的《论语集解》，裴骃（yīn）的《史记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张湛的《列子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这一时期的注疏还扩大到了小学著作，最有名是晋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
隋朝注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炫（xuàn）。他通天文律数，深研诸经，然生性机敏而自负，所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春秋规过》、《春秋攻昧》等，专攻前人注释《春秋》之过误。刘炫注本均已亡佚，唐义疏常引其说并加驳难。

宋代理学盛行，曾兴起疑古标新之风。学者们注释古书，摒弃汉儒训诂章句之学，摆脱古训束缚，直寻经文微言大义，借以阐发理学思想，但有时也能创发新义，提出精彩见解。宋人注家中成就最大的，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推朱熹，撰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著作。朱熹学识广博，深通故训又不墨守，注中虽不免有空言理性的毛病，但总的来说较为平实稳妥，注文简明通俗，易于理解。
清代学者摆脱宋明理学束缚，重振汉学，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建立了形音义的完整体系，开辟了“因声明义，以义证音”的新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随着学术的蓬勃发展，古书注释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清儒继承朴学传统，以求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对历代典籍及汉唐旧注，进行认真的考证，给众多的古书作精审而详尽的新的注释。例如清人对《十三经注疏》不大满意，便起而改作。对于旧注，好的便沿用并为作新疏，不好的则连注带疏一并抛弃，另作新的注疏。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从邵晋涵到孙诒(yí)让有十余家。清人注在文字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上工力甚大，成果卓著，纠正了汉唐以来注疏的许多错误，解决了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清人注释，有的考证过于繁琐，堆砌材料，不切实用，是较大的缺点。
清代注家注本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如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沈钦韩的《汉书疏证》，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等。

此外，清代有些学者还以读书札记的方式，对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加以研究，并总结出一些通律，对文字的校勘、词语的诠释，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就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清代也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注释和疏证小学著作的名家很多，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在中国小学史上堪称杰作。
清代有的学者还开创性地从事经籍训诂材料的纂集工作，如阮元等人收集唐代以前各种古籍的训诂成说，包括经史子集各部中重要著作的各家注释，以及汉晋以来各种字书、韵书的解释，编成《经籍纂诂》。它既集古书传注材料之大成，又兼有字书、辞书的功用。

诂训类（或称“传注类”）
属于这一类的注释，名称繁多，最常见有诂、训、传、注、笺等名称。
诂、训这两个名称，笼统说来没有什么区别，凡侧重于字词、名物解释的，一般称作“诂”（通作“故”）、“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齐、韩三家诗各有“故”数十卷。清马其昶(chǎnɡ)有《老子故》，徐孚吉有《尔雅故》。汉高诱作《淮南子注》，于原书每篇题目下加一“训”字，清王闿(kǎi)运注《论语》，书题《论语训》，皆其例。古人对诂、训之别做过辨析，唐孔颖达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诗·周南·关睢·训诂传第一》疏）。清马瑞辰认为：“单词则为诂，重言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道之，此诂与训之辨也。”综合两家之言，则诂是以今言释古言，侧重于解释单词的意义；训是对古代词语作形象性的描绘与说明，侧重于解释由两个相同的单音节词构成的词语（重言），并兼言其比兴意义。在注书过程中，古人对训、诂往往不作严格区分，还常连作书名，如汉张衡有《周官训诂》（已佚），南宋钱文子有《诗训诂》等等。

传，是传述的意思。传原本指解释儒家六经的书。《论衡·正说》：“圣人作其经，贤者作其传。” 《汉书·古今人表》“传曰……”注：“师古曰：传谓解说经义者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传述《春秋》经义的，故称“春秋三传”。其中《左传》重在阐述史实，证发经义；《公羊》、《谷梁》重在阐明经文大义。西汉毛亨注《诗经》之书称作《毛诗诂训传》，是因为书中既解释词义，又阐述经义。到后代，传也做一般的注释名称，如朱熹《诗集传》，就与集注相似。
注，是注释的通称。晋张华《博物志》说：“上代去先师近，解释经文皆曰传，传师说也。后代去师远，或失其传，故谓之注。注，下己意也。”下己意，作解说，使经义著明，故称注。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谓之传，郑玄则谓之注。”在《礼记·曲礼上第一》下又说：“注者，即解书之名。但释义之人多称为传。传谓传述为义，或样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今谓之注者，谦也。”可见“注”与“传”一脉相承，“注”的名称大致始于东汉郑玄。郑玄对“三礼”有注，其书称“注”，含有对师儒谦下之意。古代经与注本分离，东汉以来，始经、注合载，就经下注。

传，是传述的意思。传原本指解释儒家六经的书。《论衡·正说》：“圣人作其经，贤者作其传。” 《汉书·古今人表》“传曰……”注：“师古曰：传谓解说经义者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传述《春秋》经义的，故称“春秋三传”。其中《左传》重在阐述史实，证发经义；《公羊》、《谷梁》重在阐明经文大义。西汉毛亨注《诗经》之书称作《毛诗诂训传》，是因为书中既解释词义，又阐述经义。到后代，传也做一般的注释名称，如朱熹《诗集传》，就与集注相似。
注，是注释的通称。晋张华《博物志》说：“上代去先师近，解释经文皆曰传，传师说也。后代去师远，或失其传，故谓之注。注，下己意也。”下己意，作解说，使经义著明，故称注。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谓之传，郑玄则谓之注。”在《礼记·曲礼上第一》下又说：“注者，即解书之名。但释义之人多称为传。传谓传述为义，或样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今谓之注者，谦也。”可见“注”与“传”一脉相承，“注”的名称大致始于东汉郑玄。郑玄对“三礼”有注，其书称“注”，含有对师儒谦下之意。古代经与注本分离，东汉以来，始经、注合载，就经下注。

笺（jiān），是表（显示）识（zhì，记下）的意思。作为注释体，“笺”的名称始于郑玄。郑玄有《毛诗笺》，为《毛诗诂训传》作注。《诗·周南·郑睢·郑氏笺》释文：“《字林》云：‘笺，表也，识也。’按，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所以笺这种注释，一般是对原注隐而不显、略而不详之处加以申发，或者注下自己的不同看法。郑玄注诸经皆称“注”，唯独注《毛诗》称“笺”，是要表示对毛传的宗尊之意。
2．章句类
章句之名，是离章辨句的省称，是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意思。刘师培《国语发微》说：“章句之体，乃分析经文之章句者也。”作为一种注释，章句不像传注类注释那样以解释词义为主，而着重于逐句逐章串讲、分析大意。汉代一些儒者治学，从辨析章句入手，故章句体兴于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章句》，《尚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汉儒用章句讲经，大都支离烦琐，故被斥为“章句小儒”，一般人“羞为章句”，故自汉以后，章句日渐亡佚。今仅存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赵歧章句解词串讲较简明准确，在原文每章末尾还用韵语概括“章旨”，在《孟子》注释中有“开辟荒芜”之功。章句体虽不以解释词义为主，但它在对句意的串讲、分析中，往往包含了对原文词义的解释，这是应该注意的。
3．义疏类
义疏，是疏通其义的意思。这是一种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注释。义疏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唐人“正前人之疏义，奉诏列裁，定名曰正”（黄承吉《左传旧疏考证序》），因而义疏在唐代又称作“正义”，也称作“疏”。义疏类注释常常旁征博引，罗列大量材料，证发经注，此其长；但有时不免烦琐冗长，使人目眩。宋代以前，疏和经注是单行成书的。宋代以后，为方便阅读，才将疏和相应的经注合刊在一起。所以义疏类注本都包含经传原文、注、疏等几部分，而且排列有定则，有明显的标记相隔。

．集解类
集解类注释是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意见的一种注释。它分集解、集注、集传、集释等。例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孟子集注》、《诗集传》，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即是。集解类注释在引各家之说时，有的只称人姓氏（称“某氏曰”），不提及名，这是因为所集各家的姓名在书的序言中已作交待。所以读集解类注本应先读其序，以便了解本书集有几家之说。集解类注释也有体例问题，如王先谦《荀子集解》在原文下都是先列唐杨倞注，然后列清人注或“先谦按”。清人注如果同时引了几家之说，这几家就按时代先后排列。对集解类注释的体例，我们应该了解。
需要指出的是，晋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名为“集解”，但它只是将《春秋经》和《左氏传》聚集在一起进行注解，与上面所说的汇集众说的“集解”名同实异。杜预在《春秋序》中解释说，他编这本书是“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这里附带讲一下补注。补注类注释有补、补疏、补释、补义、补正等名称，这是一种对前人注释作补充、订正的注释。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清王先谦《汉书补注》，焦循《论语补疏》，就是这类著作。补注往往能为理解原文提供一些新材料，提出一些新见解，值得参考。
5．音义类
音义是一种注音释义的著作，兴起于魏晋，另有音训、音诂、音注、音解、音证、音隐、音释等名称。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由《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等十四部典籍的音义组成，是音义类注释的代表作。这类著作以注音为主，有时兼有简单释义，或指出经典不同版本的异文现象。音义书在给多音多义的词注音时，注音本身即暗含着释义，这是应该注意的。

．集解类
集解类注释是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意见的一种注释。它分集解、集注、集传、集释等。例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孟子集注》、《诗集传》，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即是。集解类注释在引各家之说时，有的只称人姓氏（称“某氏曰”），不提及名，这是因为所集各家的姓名在书的序言中已作交待。所以读集解类注本应先读其序，以便了解本书集有几家之说。集解类注释也有体例问题，如王先谦《荀子集解》在原文下都是先列唐杨倞注，然后列清人注或“先谦按”。清人注如果同时引了几家之说，这几家就按时代先后排列。对集解类注释的体例，我们应该了解。
需要指出的是，晋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名为“集解”，但它只是将《春秋经》和《左氏传》聚集在一起进行注解，与上面所说的汇集众说的“集解”名同实异。杜预在《春秋序》中解释说，他编这本书是“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这里附带讲一下补注。补注类注释有补、补疏、补释、补义、补正等名称，这是一种对前人注释作补充、订正的注释。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清王先谦《汉书补注》，焦循《论语补疏》，就是这类著作。补注往往能为理解原文提供一些新材料，提出一些新见解，值得参考。
5．音义类
音义是一种注音释义的著作，兴起于魏晋，另有音训、音诂、音注、音解、音证、音隐、音释等名称。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由《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等十四部典籍的音义组成，是音义类注释的代表作。这类著作以注音为主，有时兼有简单释义，或指出经典不同版本的异文现象。音义书在给多音多义的词注音时，注音本身即暗含着释义，这是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