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元代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元末陶宗仪作《辍耕录》，将《河源志》全文收入书中。《辍耕录》中还载有一幅《黄河源》地图。这是一幅比较完整的河源地区图和黄河上游水系图。明初修《元史》，在《地理志》后面有河源附录，收入了《河源志》的主要内容。

1295年，元成宗“遣使招喻”真腊，使节一行在次年二月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使团到达以后，真腊表示愿意进贡，与元朝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使团在真腊停留将近一年，于1297年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到达明州，结束旅行。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温州人周达观，他在回国以后，将此行见闻写成一书，名为《真腊风土记》。

《大德南海志》是现存的广州最早的方志，陈大震等编纂，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全书20卷，现仅存5卷。随着航海事业的开展，对海外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大概在南宋时，开始出现“西洋”一名。在《大德南海志》中则对东、西洋作了“大”“小”的进一步区分。西洋以马六甲海峡为分界线，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一带为小西洋，印度洋地区及其以西则为大西洋。

经筵是中国古代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萌芽于汉，发展于唐，到宋朝正式形成定制，并基本为元明清诸朝继承下来。元朝经筵于泰定元年正式开设。泰定四年七月，明确规定：“经筵讲读官，非有代不得去职。”经筵中进读先朝皇帝的“宝训”“圣谕”在宋已有先例。元朝是一个重视祖先传统、成例的朝代，这种情况就更常见。

元朝平宋以后，南方的书院大部分被保存下来，许多不愿出仕的遗民避居书院讲席，甚或新建书院，讲授其中。元顺帝时期，完成了辽、金、宋史的修纂。1261年，元朝设翰林国史院，其任务之一是“纂修国史”。元朝以前代为模式逐步建立起一套修史制度，包括起居注、时政记等。

元朝修《实录》是从世祖忽必烈时代开始的，当时由翰林国史院纂修的是前五朝《实录》，即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睿宗拖雷、定宗贵由、宪宗蒙哥。拖雷生前并未称大汗，但他是蒙哥和忽必烈的父亲，故亦得与其他诸汗并列。

新即位的皇帝，为已故皇帝修《实录》，成为固定的制度。元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四月，“诏翰林国史院纂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明朝在1368年攻克大都。朱元璋很快下令修《元史》，主要便依靠元朝的国史。

胡岳潭《到元朝打卡生活》（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8章）
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是有画像存世，一般都是一身龙袍冠带。在古画中的元朝皇帝，似乎总是一身民族服装，看起来既简单又朴素。一般中国古代的皇帝画像，用途只有一种，那便是留存后世，让子孙供奉在宗庙中祭拜、瞻仰和缅怀，因此皇帝画像往往力求真实。

元朝皇帝虽然欣赏儒家的帝王崇拜，但对于整个民族的汉化一直是持谨慎态度的。换言之，皇帝虽然喜欢龙袍，但还是想让后世子孙不要忘本，从服饰上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也算是一种防微杜渐。

当年，朱元璋在韩林儿手下做大将，因为战功卓著而得到外号“拔都儿”（蒙古语勇士的意思）。
在元朝，对于平民来说，无论是帽顶或帽带，都不能使用金玉。人们往往会根据女子所戴冠帽的样式来判断其身份和社会地位。

按照身份划分，元朝的服饰分为官服和民服。官服上面绘制着不同的图案。通过这些图案，我们可以看出官员的等级。如衣服上有龙爪图案的官员等级最高，穿有狮子、麒麟、鹤、雉等图案的衣服的官员等级则依次递减。

唐代封演的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提到，有的地区官吏触犯了律令，可以不施加杖罚，而是让犯罪官吏头戴绿巾，所犯罪责越重，佩戴绿巾的时间就越长。这样一来，百姓们看到某个官吏带着绿巾走在大街上，便知道其做了违法乱纪之事；如果过了很多天，这位官吏还没把头上的绿巾摘掉，那就说明这人所犯罪责还是非常严重的。

《元典章》规定，娼妓的家长和亲属男子需要头戴青巾。这与春秋时期“货妻求食”的男子被要求佩戴绿巾的规定颇为相似，但《元典章》将其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正是从这时开始，“绿帽子”开始衍生出新的意义，它不再单纯是地位低下的象征，而成了娼妓之夫的代名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人们慢慢将头戴绿巾与“妻子有外遇”联系在一起。

忽必烈的居所，都是在北京城外的金朝离宫大宁宫内。刘秉忠在规划大都时，将所有街道都设计成横平竖直，如棋盘般规整的格局。当时的中亚西亚一带将大都称作“汗八里”。八里为突厥语，即皇城的意思。所以，“汗八里”又可称作“可汗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