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鲍之交   厚薄之辨
历史上的管鲍之交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这里列子先生有什么新解意呢？且先看原文；
管夷吾、鲍叔牙两人交朋友十分亲近，都在齐国做事，管夷吾帮助公子纠，鲍叔牙帮助公子小白。当时齐国公族的公子被宠幸的很多，嫡子和庶子没有区别。大家害怕发生动乱，管仲与召忽帮助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鲍叔牙帮助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后来公孙无知发动兵乱，齐国没有君主，两位公子抢着回国。管夷吾与公子小白在莒国境内对抗，路上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公子小白立为齐君以后，威胁鲁国杀死公子纠，召忽也被迫自杀，管夷吾被囚禁。鲍叔牙对桓公说：“管夷吾很能干，可以治理国家。”桓公说：“他是我的仇人，希望能杀了他。”鲍叔牙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没有个人怨恨，而且一个人能尽力为主人做事，也一定能尽力为国君做事，您如果想称霸为王，非管夷吾不可。请您一定赦免他！”桓公于是召管仲回国。鲁国把他送了回来，齐国鲍叔牙到郊外迎接，释放了他的囚禁。桓公用厚礼对待他，地位在高氏与国氏之上，鲍叔牙也把自己置于管仲之下。桓公把国政交给管仲，称他为“仲父”。桓公终于称霸于诸侯。管仲曾感叹说：“我年轻穷困的时候，曾经与鲍叔一道做买卖，分配钱财时总是多给自己，鲍叔不认为是我贪婪，知道我贫穷。我曾替鲍叔出主意而非常失败，鲍叔不认为是我愚笨，知道时机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曾三次做官，三次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是我不好，知道我没有碰到机会。我曾三次作战三次败逃，鲍叔不认为是我胆小，知道我有老母要人照顾。公子纠失败了，召忽自杀了，我也被囚禁而受耻辱，鲍叔不认为是我无耻，知道我不在乎小节而以不能扬名于天下为耻辱。生我的人是父母，了解我的人是鲍叔。”这是人们称道的管、鲍善于结交朋友的事，小白善于任用能人的事。
上面是还原史实故事，下面才是列子先生想说的话。他说：“然而实际上无所谓善于结交朋友、实际上无所谓任用能人。说他们实际上无所谓善于结交朋友、实际上无所谓任用能人，并不是说世上有比他们更善于结交朋友、更善于任用能人的事，而是说召忽想去死，是不得不自杀；鲍叔不是能够推举贤能，而是不能不推举贤能；小白不是能够任用仇人，而是不得不任用仇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只因他们个人的品性与器质始然，他们本人都是这个性格。
故事接着发展下去，到管夷吾生了重病的时候，小白问他，说：“仲父的病已经很重，不能再瞒着你了，如果你的病治不好，那我把国家政事交给谁呢？”管夷吾问：“您想交给谁呢？”小白说：“鲍叔牙可以。”管仲说：“不行，他的为人，是一个廉洁的好人，但他不把比自己差的人当人看待，一听到别人的过错，终身也不会忘记。用他来治理国家，在上面会困扰国君，在下面会违背民意。他得罪于您，也就不会太久了。”小白问：“那么谁行呢？”管仲回答说：“不得已的话，隰朋可以。他的为人，在上面能忘掉自己，在下面能使下属不卑不亢，对于自己不如黄帝而感到惭愧，对于别人不如自己表示同情。把仁德分给别人的叫做圣人，把钱财分给别人的叫做贤人。以为自己贤能而瞧不起别人的人，没有能得到别人拥护的；自己虽贤能而能尊重别人的人，没有得不到别人拥护的。他对于国事有所不闻，对于家事也有所不见。不得已的话，隰朋还可以。”
从故事的启承转合，可见管夷吾并不是要轻视鲍叔，而是不得不轻视他；并不是要重视隰朋，而是不得不重视他。开始时重视，有可能后来要轻视；开始时轻视，有可能后来要重视，重视与轻视的变化，并不由我自己。公子小白即齐恒公如当时没听鲍叔牙的话杀了管仲，历史是否会重写呢？但小白非大白，其有成王的气质，有成霸的天赋，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同样的道理，这鲍叔牙之所以看好管仲，也是因为其性格就是喜欢比自己有本事的人，如管仲看穿鲍叔牙的心理一样，其人天性如此，就好象一句俗话说的那样：“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之皆然。”鲍叔牙天生就瞧不起比自己差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尺子去度量他人，不如自己的人如是有了错，那更就会封杀冷藏一世。而管仲之所以不避语失而得有恩于自己的鲍叔牙呢？也是因为他天生就是当二把手的材料，有掌握天下的能力，知人而善任。他不仅看明白了鲍叔牙也看清楚了他推举的那位接班人隰朋，说他有合上意，也能下融群臣，但对于国事与治家事不能考虑的全面周全，也就是说可以稳定之国时安邦，平稳有余，而图谋发展就不能了。列子先生引这段历史典故，是为了再解前节所言的厚薄之语，天命如此，人各有命，这个命为何物呢？我们今天说性格决定命运，这里也可以暂如此理解。但是这性格是如何呢？性格有无变化呢？也就是本节后面所说的，先厚后薄、薄后始厚之语，我们成人之后知道，以已之力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之大境，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当世，即中国人所说的识实务者为俊杰，道家讲不敢为天下先，也是这个意思。大势所致如那忽召不得不自杀，死期之至，非自能所为。说他为了什么节义也罢，总之是有一死。


邓律师犯法
出场人物：邓析   子产
我们的天下第一大律师邓析再次出场，却也是其落幕之戏。
列子先生说：“中华大地上的第一大律师邓析先生，持模棱两可的论题，创设没有结果的诡辩之说，在文字上钻法律的空子，自持有鬼辨之才，得天下之理。在子产执政的时候，作了一部写在竹简上的法律《竹刑》。古时的律法原来是刻在铜制的鼎器上面，是为国器。一般百姓是看不到的，也就只能听任当官的说啥就是啥，不知法当然就不可能懂法了。这邓律师有创举，他把郑国的法律知识写在竹简上面， 也就是今天印成的书册，应该是手抄本的，但这也可以流传，这样郑国人都能学习到了。 不仅如此，邓律师还主动开讲解班，进行法律研习班普及法律知识，郑国人当时是趋之若鹜，辨论之风大行其道。郑国后来也使用它，但因此多次使子产的政事发生困难，人民开始有发言权了，民意难平子产只能屈服。子产当然是不能任其势力在发展下去了，找了个理由便把邓析抓了起来，并当街示众有意羞辱他，羞辱过后不久就杀了他。
列子先生说：“如此可见当朝的子产并不是自己有能力使用《竹刑》，他也许是本就不想百姓知道什么法律内容，也不会自己去发明什么竹简去搞个义务律师当当，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全国人民都在搞这个事情，没办法了才不得不用它；再者邓析并不是能够使子产屈服，因为法律本身的，以及民生民意的缘故，而是不得不使他屈服；子产也是如此，并不是非要诛杀邓析，而是不得不诛杀他。小小一个邓析，你好好过你的小日子，我子产当然不会在意你一只小蚂蚁，可你太不自量力了，搞出这些个妖蛾子来，叫王国失去颜面，失我子产失去管束郑国的权威，那还了得。你是想做啥子嘛？你无情在前，就不怪我义在后了。国家权力与民生之间本来就有不可调和的弊病，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法律，如此公平也就只是相对而言。更何况是人执的法律，那漏洞就不说了。邓析之死说明了什么呢？也是同上节一样，其死也是性格原因，那叫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有得者必有失，人之才能，与世间都是相通相背，其理曲直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这邓律师这样的人材为什么还会被法所制了呢？他不是有一张能辨天下的好嘴吗？原因很简单，他只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却没有制造法律的权力。


列子为命所感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故曰，窈然无际，天道自会；漠然无分，天道自运。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宁之，将之迎之。
这里是不是说列子先生给我们讲所谓宿命论呢？我以为不是，他只是讲出了这样的天道之真相罢了。这天道是什么呢？自然者！它自成、自平、自宁、自来、自去。所以我们今天说它是一种天体物理学规律，引而有化学、生物之变学。却不知道这阴阳之变是为何，只了其用，不知其理。或者说了其用也只是以人类的方式在了解罢了。天道自运而成天地人命始。这可以说是纯客观物理的推理，可以说这是唯心的方式来推理。我们学是杞人忧天，还是学舜帝忧已呢？


熊氏自命 老聃命天
此一段落语言简炼易懂，且文美可咏，就直引原文。
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故贵之或不生，贱之或不死；爱之或不厚，轻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贵之而生，或贱之而死；或爱之而厚，或轻之而薄。此似顺也，非顺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语文王曰：“自长非所增，自短非所损，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语关尹曰：“天之所恶，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熊氏所言正合适文王的口味，南怀瑾大师曾说过，道家所用处就是在这乱世之拔乱反正之功效，轮转法器不在天，称王者自称王，为寇者当也自为寇，称王为寇也不过百年光阴，天道自转，王也罢寇也好，不过自说自话，自叹自怜，自颦自笑一场。想自揣天意，不如自己过自己想要的活路，如此老聃才会自骑青牛散去。


命为何物？
出场人物：杨布   杨朱
此二人为兄弟二人，列子书里有些看重杨朱，这杨朱不是后世主流，所以所存的资料很少，如不是列子先生给记录一二，只怕这杨氏只能意会了。好了且看这杨朱又有什么好事吧！
杨布问杨朱说：“有些人，年龄差不多，资历差不多，才能差不多，相貌差不多，而长寿与早夭大不相同，尊贵与低贱大不相同，名份与荣誉大不相同，被喜爱与憎恶大不相同。我很不理解。”此杨布所提及用词分别为“兄弟、父子”。也就是以自己与兄长杨朱来比较，同样的即为同辈为兄弟，差别大的即用父子来说。其兄长杨朱回答说：“古时候的人有句话，我曾把它记了下来，现在且告诉你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而这样的，这是命运。现有的一切都糊里糊涂，纷杂混乱，有的去做了，有的没有去做，一天天过去，一天天到来，谁能知道其中的缘故？都是命运啊！相信命运的，即知无所谓长寿与夭亡；相信自然之理的，也就明白无所谓是与非；相信心灵的，知道无所谓困难与顺利；相信自然本性的，明白无所谓安全与危险。如此这般都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也都没有什么可不相信的。真实呀，诚信呀，去了哪里，又回到了哪里？悲哀什么，高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黄帝之书》说：‘至人（领悟大道的人）坐下来像死了一样，动起来像机械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坐，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坐；也不知道为什么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动。也不因为大家都来观看而改变情态与形貌，也不因为大家都不来观看而下改变他的情态与形貌。独自去，独自来，独自出，独自入，谁能阻碍他？”
杨朱的一番话说的却是有些云山雾罩，但也借黄帝书解释了得道之至人所为，即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他说至人象死人，如机械，却只是象而非，只是合天道不为人情罢了。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天地只为人而仁者，即不为天地之本。至人之状如天地，似死如械般的运作，是非人而天人。孔圣人言君子惧独！是以人情而语，这里道家的至人偏偏是独来独往，目中无人，是以天论。故修道是去人情为先，当然不会把寿、富、福、智当一会子事情。合天道者，无一般人情。他们活着如同死了，当然这个死字也只区别人活着的来论，什么是活着呢？即为人情所欲？有知有识？若移知去识者，是死还是活？且不可知去计较。命也哉，不知所以然者而然矣！生则命，复于死状，是否复命或者离命呢？恰恰这状死之械，是为知命，归命。


日本人春上春树有本书叫“性的人”，又或者从社会的最原始文化来看，人性是否就是生存与繁殖连贯性呢？达尔文说人与蚯蚓是同一起源，生物学与人文学的分别就是，一个认为生存与繁殖是遗传的结果，一个认为生存与繁殖后天人意志的结果。当然人文世界是后天产生的，所以才会想当然的理解人类的意志力量，而冰冷的生物科学却说，物种的起源与发展都有规律，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完全可以说是道家的根本理论。人文世界的这些看视有趣、无趣的东西，其实只是浮华的泡沫。为谁欢喜为谁忧，到底终是欲还休。爱恨情仇的人间故事，都在这个小小的身体中起伏，三日不食，万事皆空。而为所谓意而自残者，也当是人文的杀阀手段。人类的历史是从人文世界开端，不只为了食而活，才有人所谓的人类社会群体，原始人的岩石壁画，食器所绘的图案，使得人脱离出一般类兽族，而有了所谓意识。当然这首先是自我的认识，也就是适应自己的能力，自我意识的产生经过的250万年的时间，按生物的演化来看，如此之前就有了人类的初祖同类猿也罢，猩猩也好。大部分身体结体都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大脑的区别。而生物学只能判断时间与大脑的演化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演化，只能说这个演化的自然结果，即然自然演化出了猿，那么这个猿必然就会演化成人类。因此达尔文说，物竟为天择，也就是自然的结果，追问下去就得出蚯蚓与人类同源。只都因为生而变，当第一个细胞体出现时，人类的出现也成了必然。这一切都是因为“生”的原因，也就是所谓谷神不死，阴生阳化的规律。而往后人类会演化成什么样子，这是人文的说法，人的意志会左右社会的变化，或者说人的演化吗？道家与生物学家认为，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物归天管，人只能适应罢了。适应的结果就是产生本文所出现的各类人性。


时势与命运
都说时势造就英雄，天下人材多了，有能力的人也当然也多，可好的机会，好的岗位就那么几个。好的年代也就那么几年，天下太平的乱世相差无几，你早出生几年，晚出生几岁的光阴也就错过了你可以留名千古的机会。就如同我们列子先生下面所说的这般情况；
因偶然而成功的，好像是成功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因偶然而失败的，好像是失败了，实际上并没有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人想的当然是胜利成功，比赛就想拿第一，成王败寇的思想也许是从人类的演化中就深入遗传在身体或者是大脑里了。就好象亿万的精子中只有独一的一个可以成功受精一样。因此人一出生就是有一个不可化解的谜团深植入心。成功与失败发生之时，就会有自然有一种得失的感觉，这个似乎好象有的心理状态，从而会有迷与惑，此时最容易使人产生糊涂判断。如果在这样的时候而不糊涂，就会不惧怕外来的灾祸，也不会庆幸内在的幸福；为什么呢？说白也就是一句大白话，叫“想的开”。你真失去了什么吗？你真的得到什么吗？如果仔细想想，其实这是一个很好分别的问题。可是人往往在这个时候就会自己迷惑起来。我失恋了呀！我没发财呀！等等。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中国人的骄傲呢？这里面就有中国人演化历史的大智慧在里面。所以说明白了，就会顺应时势而行动，顺应时势而停止。有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不是一句坏话，这是大智慧。这不能靠聪明才智去想得的，它是无法明白的。聪明才智只是人的左右的算计罢了。相信命运的人对于成功与失败没有不同的心情。那些对于成功与失败有不同心情的人，也就是说因为成功而自得意满，因为失败而自我贬低的，就好比自己捂住眼睛、塞住耳朵、说自己背对着城墙、面朝城壕也不会坠落下来的人。这只能说你暂时的成功了，你能在城墙上站几天时间，只怕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死亡与生存来自命运，你不知道天灾何时就来了，你的身体的出生你无法做主，它要死亡你也拉不住。而贫苦与穷困来自时势。你再有才能，可惜你出生赤贫，又无贵人，你有谋略且孔武有力可天下太平，你有治国良法，可天下大乱。所以埋怨短命的，是不懂得命运的人；埋怨贫穷的，是不懂得时势的人。如果你碰上死亡不惧怕，身居贫穷不悲伤，这是懂得命运、安于时势的人。
当然如果叫足智多谋的人计算利害，估量虚实，揣度人情，他所得到的有一半，失去的也有一半。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全都占了得了，你有得必有失。这个很容易明白，而那些缺智少谋的人不计算利害，不估量虚实，不揣度人情，他所得到的有一半，所失去的也有一半。当然这里说的一般人，有一半什么呢？这个就是看各自的心得了，每个人都会不同，如今天中国不下十几亿人，大都在平凡中生活，他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这个只能是自己去体量了。因此列子先生就反问道：“这样看来，计算与不计算，估量与不估量，揣度与不揣度，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都是两端的猜度，左右的分别，只是在我们人的脑子 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这社会里，可天下不只人类生存是吧？道家说的是我们人要跳出人类的自我局限性，要去体会整体的存在，也就是去感知最真实的当下，是什么？而不是只当一只井底的青蛙，当一群猴子中的所谓王者，而享受自己心里的那一点虚幻的满足感觉。而自为迷失了，当下还有一更广阔的真实存在，而你只是当下的一个自我幻觉当中。佛家说，得道者即为觉者，也是同理。天下人都在做大梦，什么梦呢？也就是自我的认识的局限性。基督教有一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印度的婆罗门教唤醒人的方式是，叫人回忆主奎师那的形象，歌唱主奎那的句号。印度人之所是能歌善舞，也是从其原始宗教传习而来的。基督教的历史应该是从古印度教分支而得的，其演说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句的原意在婆罗门教义里应该是人类是主的千万亿的化身，包括那些所谓的大神；湿婆等等也都是一样。犹太教是分支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又分支于犹太教，佛教是婆罗门教的分支，如此说来，中国的儒家也是道家的分支，可以说战国的百家也都分支于道。而只是儒家的人文思想比较被中国人接受。因此说人以外的思想，也只能搬出老祖宗的道行来了。人类历史上的宗教都说两个字：“无我”。其宗教的最终目的也是教导人类说，你不存在，你的所谓存在是因上帝或神的名誉而存在的。而且这个上帝的形象也就是我们人类所以想象的，或者想象不到的所有物质形象，因此就是说那个上帝或者神就是整体的形象，知与不知的总合。中国的道家不说有一个上帝，只说有阴阳而合的太极之化，出至无极为始。神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可破解的秘密。人类的存在也同样是说明，人类的不完善而会有一个完美的存在。
因此列子先生说只有无所计算，才是无所不计算，才能完全成功而没有丧失。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区别，即并不是心中知道要完全成功，也不是心中知道要丧失。一切都是自己完成，自己消亡，自己丧失。我们往往在修行中说自己在修行，在炼法，在什么什么着。这即是有为之法，有人说有心炼功，无心功成。或者说无为者行无不为之事。如存有无之心，即得有无之法，但这法是后天之法，法并无法，只是依人而得方便法门，佛家说修法如恒河之沙，而得的所谓道只有同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命运，好比你为什么会读到这句话，为什么会见到这般人等，这般光阴天下？有心还是无心，这也是自己消亡，自己丧失。如此人生，也只是自己去完成，去生活去经历。


富人的眼泪与穷人的悲歌
前面说了许多理论术语，接着就有故事转承一下了；
   且说这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突然感慨千万而流着眼泪说：“真美啊，我的国都！草木浓密茂盛，我为什么还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假使古代没有死亡的人，那我又将离开此地到哪里去呢？”这齐景公是睹物起意，想起了自己的家事，也就是自己如何阴差阳错的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一事。没有前王的暴死，那会有今天的景公在这里发感慨呀！跟随的两位大臣叫史孔和梁丘据也都跟着垂泪，真也好假也罢反正是拍马屁的干活，一边哭一边说：“我们依靠国君的恩赐，一般的饭菜可以吃得到，一般的车马可以乘坐，尚且还不想死，又何况我的国君呢！”真是有其君必有其臣。而相国晏子却一个人在旁边发笑。景公一时激动完毕，揩干眼泪面向晏子说：“我今天游览觉得悲伤，史孔和梁丘据都跟着我流泪，你却一个人发笑，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大王呀，假使贤明的君主能够长久地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不死去，那么太公、桓公就会长久地拥有这个国家了；假使勇敢的君主能够长久地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不死去，那么庄公、灵公就会长久地拥有这个国家了。这么多君主都将拥有这个国家，那您现在就只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地之中，一心只考虑农活生计了，哪有闲暇想到死呢？您又怎么能得到国君的位置而成为国君呢？就是因为他们一个个成为国君，又一个个相继死去，才轮到了您，您身为君王却偏要为此而流泪，这是不仁义的。我看到了不仁不义的君主，又看到了阿谀奉承的大臣。看到了这两种人，我所以一个人私下发笑。”景公觉得惭愧，举起杯子自己罚自己喝酒，又罚了史孔、梁丘据各两杯酒。
   查看景公的历史档案会发现，此人是偶然上位，且年幼。在位之初备受手下大臣的左右，几如傀儡。后又经自己吕姓氏族的帮助而重新掌握政权，这早年受了苦也成就了之后的强国之志，他是齐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也是齐国最后一位富国称霸的国君。且看上面的故事就可以知道此人有些略见。便这里列子先生举出他来，却是为了说明命运的法则，景公有命当上国君，却不一定有命争霸于天下诸侯。这争霸之事，是人为，自为。以晏子的才能有雄霸天下的能力，却只有当相国的命。晏子知命，而景公知自为。这自为即为力量，而力量却无法左右命运。景公雄心万丈却终没能完成霸业，而其后三代吕氏竟然就在齐国绝后了，这个当然不是景公能想象得到的。命运的事谁知道。。。。。
魏国有个叫东门吴的人，他儿子死了却不忧愁。他的管家说：“您对儿子的怜爱程度，天下是找不到的。现在儿子死了却不忧愁，为什么呢？”这东门吴却说：“我过去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的时候并不忧愁。现在儿子死了，就和过去没有儿子的时候一样，我有什么可忧愁的呢？”这小家门户之人却有这非常人的见解。人之悲喜，全在自心。佛家说：“非幡动，非风动，亦心动尔。”心动是后世的连贯性反应，一个影像的变化，分解开来却是十二幅定格的动作。光速有多快，却比不上心速。刹那就是生死，呼吸就是生灭。道家是冷静的生物学者，不是后天的人文思想家。可这道是无情，还有情！一切大白于天下，人类就应该坦白的面对自己，面对这个存在世界。而不是自己蒙住眼睛，被风云所惑乱，要冲破青空，豁达虚景。莫要被自我的观念左右，道家讲变，变则通，通才能达。老子说道还本与世间德行，庄子演道济行世消遥，列子化道归天下之心。他说：“农赴时，商趣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列子的法眼洞晰人间万象，也明了世外方境。这因势力导，苦心匠意，是为道化之机尔。
这力命第六就在这东门吴人的口中结束了，命中有子，却只在命中，命里无时，且还挂着那有，这有是幻有，哭是因幻所迷，这儿子原本是有还是无？与这命与力的较量一般，那个是幻？


杨朱第七
出场人物：杨朱 孟氏
这杨朱可是叫列子非常的喜欢，这里专门为他出彩而独立一方地来，可孟氏为何人？不可考据，且文中说其为鲁国人，难道是亚圣孟子先生否？时间也错太多了，也许是后世的牵强，而乱点鸳鸯谱了。都知道这孟子是不喜杨氏的作为的，他说杨朱为：“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而臭杨朱于百年有余。且不说这公案，只看这里的典故如何？
杨朱到鲁国游览，住在孟氏家中。两人聊天时孟氏问他：“先生你说说看，这做人就是做人了是吧，为什么要弄出个名声呢？”杨朱回答说：“很简单嘛，不过是要以名声去发财。”孟氏又问：“那有的人已经很富裕了，为什么还不停止呢，富可敌国了都？”杨朱说：“这也很好理解，不过是为了能做官，贵气一些罢了，所谓富莫于官斗，即富又有官，那才厉害的紧。”孟氏又问：“那已经做大官了，为什么还不停止呢？难道这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品位还不够受用，显摆吗？”杨朱说：“这个是为了死后丧事的荣耀，这就是为了留名于世的缘故了，人活留名，雁过留声。当了大官可以死后记载于史，刻碑于世。”孟氏又问：“人都已经死了，还为什么呢？这名有什么用处，自己也享受不到一丁半点好处。”杨朱说：“这是为了后代子孙的生活，后世是自己名声的继续，人都有姓有名，名出那里就有追溯。”孟氏又问：“名声对子孙有什么好处？”杨朱说：“这名声是身体辛苦、心念焦虑才能得到的。伴随着名声而来的，好处可以及于宗族，利益可以遍施乡里，又何况子孙呢？”孟氏说：“这个我听说的却不是你说的那样，依你说的那些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须廉洁，这廉洁就会贫穷，那里可能富贵？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须谦让，这谦让就会使人低贱，更加不可能叫人富贵了。”杨朱说：“你且看那管仲当齐国宰相的时候，国君淫乱，他也淫乱；国君奢侈，他也奢侈。意志与国君相合，言论被国君听从，治国之道顺利实行，齐国在诸侯中成为霸主。死了以后，管仲不过还是管仲，其后世没有出什么名人，也没有出现管氏的大族姓，只独他一个而已。那田氏当齐国宰相的时候，国君富有，他便贫苦；国君搜括，他便施舍。老百姓都归向于他，他因而占有了齐国，子子孙孙享受，至今没有断绝。这田氏就不同了，他们有心计的去壮大自己的家庭势力，而得了齐国的天下。如先生说的像这样，真实的名声会贫穷，如管仲富也其一个而，又或者是真贫无食也有之，然而虚假的名声会富贵这个当然也不假，田氏夺齐国就是实例子，其他更是不可枚举。”杨朱又说：“另外还有一类是有实事的没有名声，有名声的没有实事的。要知道名声这东西，实际上是虚伪的。先生可知过去尧舜虚伪地把天下让给许由、善卷，而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享受帝位达百年之久。因他们明明知道，许由、善卷的为人，是不可能接受帝位的，却故做姿态表演一番，而骗得天下人的名声。而那伯夷、叔齐却是真实地把孤竹国君位让了出来而是真的失掉了国家，最后竟然都饿死在首阳山上。这真实与虚伪的区别，就像这样明白。”列子先生可是干脆利落的紧，一语就道破了天机与人机。前面还只是隐隐的说说尧舜的心机，这里干脆就直说了。天下之人心莫过如此，真也有，真的可敬，假也假的可叹！这只不过是人为罢了。人类社会莫不出这名利、富贵都是自成，自化，自灭。


？故国秋风春来就，千里雪峰万年同！
嗯嗯。
说的好。

生与死的对话
此段文字洁炼，且易通，故只引原文。
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逢死后？”
好一个且趣当生，只因生死两重天，各自生来各自亡，生不知死事，死又何牵生矣！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因其是无解之迷！还连着天下人的身与心，灵与魂！
都说宗教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还存在的，如果没有死亡，宗教也就没有他的存在空间，今天之所以依然还有宗教的存在，也就是说明我们人类对生与死的追问依然没有答案。虽然都各有说词，但终于还是没有一个总的定论。就如杨朱说的那样，死就是死，万人不离死这个死字，而且这是生人不可能弄明白的无解之迷，那何必去追问不休呢？不如应人事，且管眼前的生活。把今天的当下活明白，搞清楚才是真的道理。所以才会有杨朱的思想理论，各自人人管好各自事，人人为自己的生活操心，人人都管好了自己的事情，那么天下不就自然平安无事了吗？说的似乎是有些道理，可这人的本性却并非如此，人生来就有千差万别，不说生理方面，有东西方的不同，那智力方面也有巧拙的不一样。如杨朱所言的那样，是不是就象回归自然界的方式，来个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呢？那人类社会是否能存在？却也是个问题。生物学与人文学的根本不同也就在这里，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社会只是自然界中的一类罢了，而人文学家认为人类是宇宙的唯一智人，老子天下第二，也没有人敢称第一！道家所属也就应该偏向生物学家多一点，对于人文社会的态度中冷静的旁观，绝不深迷其中。就算杨朱这样的入世者，也是另一套不被人文社会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杨朱的生活理念，应该有点象是今天的西方人的生活样式，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模式下存在了。道家的入世之法在杨朱身上可以找到一点模样，那么列子是入世还是出世呢？


为情所困
人文世界即是人情社会。道家出生阴阳当然是不想反被这四相所移，更不可能被这八卦所惑。
杨朱说：“伯夷不是没有欲望，但过于顾惜清白的名声，以至于饿死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不是没有人情，但过于顾惜正直的名声，以至于宗人稀少。清白与正直的失误就像他们两人这样。”如果人人都如此因名所累，不说人宗稀少，可能根本就不可以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了。因此今天的这么数十亿的人口，从何而来？都说最聪明与最愚蠢的人创造改变了人类历史，中间的那些人繁衍了人类种群。为情所困的人有吗？人情跑不出世故，人情冷暖只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宜，生活中大多数的人的本能。为名者只是极端的少数。也是人类的榜样，或者说理想。他们是一群天才或者说是疯子也未可知。因为今天我们也许祟拜他们，转脸时过境迁，这些人也许就会被置在脚下了，这就是道家所谓的上下高低，变化之宗法。
如何能得幸福人生？
不为情所困，出离世间的人却也极少。能独守山林不入世间的人能有几人。如不是天生大根器的，或者有明师指带的，只怕万中无一人可为。后世什么小隐中隐大隐之说，不过是世人强牵的自说自话罢了。适应自己的都可以说出个二三分所谓道理来，然而这天下的道理千万条，真理却只有一条。这原话是南怀瑾大师说的。他还说：“秋风落叶乱为堆，任它来去自成灰。”
人人都想要幸福美满的人生，可世间繁花似锦，所享之人又有几分。
杨朱说：“原宪在鲁国十分贫穷，子贡在卫国经商挣钱。原宪的贫穷损害了生命，子贡的经商累坏了身体。”“那么贫穷也不行，经商也不行，怎样才行呢？”回答是：“正确的办法在于使生活快乐，正确的办法在于使身体安逸。所以善于使生活快乐的人不会贫穷，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去经商。”古人说的三教九流中，商人是最下等的。却也是最能发财赚银子的行业。商人的名声在中国人心里一直就没有好过。无奸不商嘛，当了商人其根本就是为了一钱字，一个利字老死也刻在他的面上。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大家都知道是个会经商人成功人士，后来还做了鲁国的相国。这原宪也就是子思却是以文立命，文章好的很，思想境界高的不得了。可子思命不长，子贡也没活多久，因为这两种人都不爱惜身体，没把身体当一会回事，一个为名一个为利，却忘记了这名于利都同出一个身体之上的。佛道乃至儒家都不同程度的轻生重死，前面孔子不是指导这子贡吗？子贡累了，打算放弃学业，孔子说你想休息是不可能的，只有那躺在地下的人才能休息。佛家与身虽也将宝船来比喻，也说人身难得如盲龟得木。但却也是把这人身立下了种种戒条，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在一般人看来都是生不如死的规矩。道家与后来的道教却有些微妙的不同之处。虽然也说有禁忌，但却一套专门的养身之法。长生不老一直是道教的梦中理想。中国的医学理论与种种养身技法，都源出道家。这杨朱的人生幸福论虽然另看无什么特别，但他为什么拿孔子的两个门生来说事呢？儒生的中庸之道，在其门内也有各自不同，故流于世间的法当然更是千差万别了，相比杨朱反而更守中一些。然又非一中字可道，实应就善修自身，分明世间名相之乱，回自性原华之态，才是真正的幸福。可这说来容易，真的行得者，天下又有几个可以。


如何能得幸福人生？
不为情所困，出离世间的人却也极少。能独守山林不入世间的人能有几人。如不是天生大根器的，或者有明师指带的，只怕万中无一人可为。后世什么小隐中隐大隐之说，不过是世人强牵的自说自话罢了。适应自己的都可以说出个二三分所谓道理来，然而这天下的道理千万条，真理却只有一条。这原话是南怀瑾大师说的。他还说：“秋风落叶乱为堆，任它来去自成灰。”
人人都想要幸福美满的人生，可世间繁花似锦，所享之人又有几分。
杨朱说：“原宪在鲁国十分贫穷，子贡在卫国经商挣钱。原宪的贫穷损害了生命，子贡的经商累坏了身体。”“那么贫穷也不行，经商也不行，怎样才行呢？”回答是：“正确的办法在于使生活快乐，正确的办法在于使身体安逸。所以善于使生活快乐的人不会贫穷，善于使身体安逸的人不去经商。”古人说的三教九流中，商人是最下等的。却也是最能发财赚银子的行业。商人的名声在中国人心里一直就没有好过。无奸不商嘛，当了商人其根本就是为了一钱字，一个利字老死也刻在他的面上。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大家都知道是个会经商人成功人士，后来还做了鲁国的相国。这原宪也就是子思却是以文立命，文章好的很，思想境界高的不得了。可子思命不长，子贡也没活多久，因为这两种人都不爱惜身体，没把身体当一会回事，一个为名一个为利，却忘记了这名于利都同出一个身体之上的。佛道乃至儒家都不同程度的轻生重死，前面孔子不是指导这子贡吗？子贡累了，打算放弃学业，孔子说你想休息是不可能的，只有那躺在地下的人才能休息。佛家与身虽也将宝船来比喻，也说人身难得如盲龟得木。但却也是把这人身立下了种种戒条，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在一般人看来都是生不如死的规矩。道家与后来的道教却有些微妙的不同之处。虽然也说有禁忌，但却一套专门的养身之法。长生不老一直是道教的梦中理想。中国的医学理论与种种养身技法，都源出道家。这杨朱的人生幸福论虽然另看无什么特别，但他为什么拿孔子的两个门生来说事呢？儒生的中庸之道，在其门内也有各自不同，故流于世间的法当然更是千差万别了，相比杨朱反而更守中一些。然又非一中字可道，实应就善修自身，分明世间名相之乱，回自性原华之态，才是真正的幸福。可这说来容易，真的行得者，天下又有几个可以。


很好。
辛苦啦~！
如果真的能平衡何来的变化？你真的能平衡吗？那你的身体就会停止运作了，可见这是不可能的，你心脏不停的在跳动，呼吸也不得一刻的停止。平衡之说只是相对来说的平衡。实际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人是活的，生机发而不可止，止了就回归了。
这段给某人看。

子产的两位兄弟，公孙朝和公孙穆说：“我们懂得这些已经很久了，做这样的选择也已经很久了，难道要等你讲了以后我们才懂得吗？生存难得碰上，死亡却容易到来。以难得的生存去等待容易到来的死亡，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你想尊重礼义以便向人夸耀，抑制本性以招来名誉，我以为这还不如死了好。为了要享尽一生的欢娱，受尽人生的乐趣，只怕肚子破了不能放肆地去喝酒，精力疲惫了不能放肆地去淫乐，没有工夫去担忧名声的丑恶和性命的危险。而且你以治理国家的才能向我们夸耀，想用漂亮的词句来扰乱我们的心念，用荣华富贵来引诱我们改变意志，不也鄙陋而可怜吗？
这回答来的邦邦硬，你还真别说，这两人却真不是疯子，也不是傻子，他们回答的有条有理。如此说来，这大凡大奸大恶与大圣大贤之人一样，行事之前都经过自己的大脑处理过，还是精加工，精处理过。想的细致程度不比计算机差多少。想来这人呀，如果不是天生之德行，一般人都想不通人生的道理，所以才会被别人扯着鼻子东拉西倒，不知如何才是真，那个是假。人出生都一样，白纸一张，后世为什么却一个个变化那样的巨大，有的成了圣人，有人成了害人精呢？都不过是自己的选择罢了。即前面说的自富，自贵，自生，自灭。如果他没有想明白，也不可能做出非常之举，都说人之所以能站立，就是有了精神支撑着。这个精神也就是意识形态，人与人的不同，也就在这个意识里面，人与人，国与国也同样如此。莫把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说教别人，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所持的意识，是个什么玩意儿。能说的清楚，天下的理能说的清楚的，只有人的本性，人不可能逆自己的本性处事，如人人都以性为畜的做为，那人类早就不存在了是吧。而恰恰这儒家的这套东西，认为天下唯理不出所至。当然正宗儒学是否就去人欲而治天下呢？这个不是这里所讨论的。只说人欲是不是应该正大光明于天下，而不是自掩其目，避而不谈，装大蒜。
这两兄弟是愈说愈来劲了，他们说：“我们又要和你辨别一下。善于治理身外之物的，外物未必能治好，而自身却有许多辛苦；善于治理身内心性的，外物未必混乱，而本性却十分安逸。以你对身外之物的治理，那些方法可以暂时在一个国家实行，但并不符合人的本心；以我们对身内心性的治理，这些方法可以推广到天下，君臣之道也就用不着了。我们经常想用这种办法去开导你，你却反而要用你那办法来教育我们吗？”子产茫然无话可说。过了些天，他把这事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同真人住在一起却不知道他们，谁说你是聪明人啊？郑国的治理不过是偶然的，并不是你的功劳。”
果然如此，这两人的思想水平可不一般，他们都就洞晰了人情，看透了世故。天下之大，莫不出人情二字，困也困在人情二字，展也展在人情二字。治一小国尚可不用人情，可天下的变化，如果都不讲人情，天下即亡。一国不讲人情，还可苟安一刻，变化只是时间的问题，天下的变迁不过如此罢了，你子产还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把郑国给治理好了，国人都信服，别国也信服。却不知，这潜在的危机深藏于人心，都说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难就在这个人心，人情上。如果不懂得人心，人情早晚会乱，而这个乱在民间，也只是因时而发，或因势而导显，明白为什么会乱的，民间的人只怕也是当局者迷，只是因世而乱，顺心而和。所以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重复上演同样的故事，成住败坏的轮回定理，成了不可破的迷团。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根本原因简单的不得了，就是这两位兄弟所说的，“本性”。人类一直没有真正的面对，真正的接受自己的本性。自己都不接受自己，何况他人！都说要安心做人，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子，且自问。杨朱的理论是着眼于真实天下，也就是人的天下。而儒家的天下却是君主的个人天下。能安定否？安则只是一时罢了。今天我们回头学习所谓国学，可这国学的宗旨应该着眼在那里，且莫重回老路，以为会一两句儒词，就是国学了。一个的改变尚且很难，一个国家要改变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其中的分扰，却是天下人的现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