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篇可以称之为“醉翁亭赋”的文章里，行文句式上又有骈文的文学体裁掺杂其中，就成了一篇骈文+散文的文章，这在当时是不合常规的。另外全篇又使用了21个“也”字，显然这也是欧阳修故意为之。
作为古文家的欧阳修故意打破常规采用混搭的方式，把各种文体交织在一起，结果就写出了这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由此，欧阳修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散文赋。

赋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种文体，从先秦到唐代，先后经历了骚赋、辞赋、骈赋、律赋这几个发展阶段。
骚赋，也称骚体，起于战国时的楚国，屈原所作的《离骚》为代表并因此而得名。骚赋篇幅较长，形式也较自由，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多用“兮”字助语势。
辞赋，句式上大多是四个字或六个字，还要修饰文词，开始追求骈偶句式，在声调、音韵、格律上也有要求，骈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辞赋盛于汉，所以也称汉赋。陶渊明的《归来去兮》也是辞赋。

骈赋，是南北朝文学创作的主流势力，也是骈文的全盛时期。骈的意思是马车的两匹马并排，引申为成双成对的意思。骈赋，就是指文章的句式都是成双成对的句式。骈赋的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句式灵活，多用虚词，就像对联串缀成的文章，也讲究一定声律。骈文的美感很强，古人说骈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如张衡所作的《归田赋》就是骈赋。
律赋，指有一定格律的赋体。与骈赋相比，除了对偶工整，在声律方面要求更高，对音律、押韵都有严格规定。唐代进士科举考试命题作赋，除须遵守骈赋对仗声律要求外，还限定了表示立意要求的韵脚字，一般为四言两句八字，即限八韵。唐代文学家王 棨（qǐ） 的《江南春赋》就属律赋。
按照这样高的要求，估计现在高考作文满分的考生去了古代科考，十有八九也都会落榜。

因为律赋对声律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形式上就有些呆板和拘谨，削弱了文学表达的功能。欧阳修当年也是通过律赋博取功名的，为此还落榜两次，所以对于过于注重形式却内容不足的律赋深恶痛绝。
于是他就大胆的进行革新，他将古文中的一些写作手法运用到了律赋当中，以灵活多变的散文句式打破了律赋过于僵化的特征。
一种“骈散兼行”同时又有音律之美的散文赋就这样诞生了。

因为律赋对声律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形式上就有些呆板和拘谨，削弱了文学表达的功能。欧阳修当年也是通过律赋博取功名的，为此还落榜两次，所以对于过于注重形式却内容不足的律赋深恶痛绝。
于是他就大胆的进行革新，他将古文中的一些写作手法运用到了律赋当中，以灵活多变的散文句式打破了律赋过于僵化的特征。
一种“骈散兼行”同时又有音律之美的散文赋就这样诞生了。
宋代文赋的实质是用古文语言写作的具有赋的结构的韵文，所以按照古代传统文论观念来看是赋的一种变体；也有看法认为宋代的文赋既不符合“古诗之流”的要求，又不符合骈偶声律的“俪辞”的标准,实则已不属赋体。
欧阳修不仅文章写得好，诗词成就也颇高，还有“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等。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欧阳修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宋仁宗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宋仁宗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
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欧阳修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新五代史》。 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
当时北宋文坛推崇古文，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很高深，其实只是故作姿态，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

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好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
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tà)洪休。”
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
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五十三章——宋与西夏谈和
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立了西夏。宋仁宗得知后削夺了李元昊的官爵，又对西夏实施了经济制裁，停止了每年都给李元昊的岁赐，关闭榷场，禁止双边贸易，不准青白盐入境。李元昊随即发动三川口战役，宋军大败。
李元昊一路打到了延安，当时天降大雪，包围延安七天后，李元昊因天气放弃了围城，延州才得以保全。宋仁宗想派懂军事的官员去征讨李元昊，安抚使夏竦推荐了范仲淹，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也推荐了范仲淹。
这个时侯的范仲淹被贬官越州（浙江绍兴）。宰相吕夷简也推荐了范仲淹，两人虽然以前有不愉快，但这时他们相约共力杀贼，范仲淹于是走上了西北战场。

经抚使是夏竦，韩琦和范仲淹同为夏竦的副手，在对西夏的作战策略上，对于是攻还是守，韩琦和范仲淹产生了分歧。
韩琦是主攻派，他认为宋军人数占优势，不如速战速决。
范仲淹认为宋军长期没有良将，士卒还需要加强训练，西夏是骑兵为主，非常剽悍，速战速决不现实。
韩琦说服了夏竦，向宋仁宗上疏请求出战，宋仁宗批准了夏竦的进攻计划。韩琦说服不了范仲淹，就请尹洙来帮忙做说客。
范仲淹招待了尹洙二十天，还是不答应，认为反攻时机不成熟。

坚持主战的韩琦派任福率兵出击，李元昊的军队受挫撤退，任福率兵追至好水川，不幸中了西夏军队的埋伏，宋军死伤万余人，任福也战死。
宋仁宗得知，降夏竦为濠州通判，韩琦知秦州，范仲淹知耀州。
范仲淹到耀州后，在西北积极建防御工事，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范仲淹还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鼓励百姓参与训练，训练时范仲淹在靶子上放上银子，谁射中就给谁，百姓们都踊跃参与，极大地提高了百姓的作战能力。

庆历二年（1042年），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西夏军来攻，命副手葛怀敏率军阻击，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宋军死伤万人。
李元昊获胜后，一路挥师南下，进逼潘原。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来援，李元昊率军交战了一番见范仲淹军队训练有素，就率军撤出边塞。宋仁宗因此升范仲淹为经略安抚招讨使。
范仲淹作为将领，号令严明，爱护士兵。有范仲淹坐镇西北，李元昊的军队都不敢轻易再出兵攻宋。韩琦也认可了范仲淹的防守，二人在西北防守时间最长，所以当时大家称他们为韩范。

李元昊对宋朝发动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给西夏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宋朝停止的岁赐白银万两、绢万匹、钱两万贯，使夏国失去了直接的好处；在沿边的榷场自宋朝实行经济制裁以来就已经关闭，西夏百姓无法用青白盐及牛羊换取宋朝的粮食、布匹、茶叶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西夏境内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一部分境内部族人民起义反抗或逃奔宋朝。
李元昊想要再次对北宋发起战争是十分困难的，即便是宋朝军队作战能力不如西夏军队，但李元昊也认识到战胜宋朝绝非易事，宋朝国力上的优势是西夏望尘莫及的，李元昊开始有了与宋朝讲和的念头。

从李继迁时西夏便开始与辽国结为姻亲，李继迁儿子李德明又为儿子李元昊向辽兴宗请婚，辽兴宗将姐姐兴平公主下嫁给李元昊，西夏与辽国的关系是“甥舅之亲”。
李元昊奉行的策略是倚仗辽国的势力对抗宋朝，辽国则利用宋夏对立，从中坐收渔翁之利，甚至以牺牲西夏利益从宋朝那里得到实惠，这引起了李元昊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