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怀》53)一诗也写了自己的刚毅豪侠的个性：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
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
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
　　再联系到早年写下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1)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等气势非凡的诗句，便可以想象杜甫在长安十年内东奔西走之艰难不易。那种生活方式是对他人格尊严的否定。不过，也正因为杜甫自信，所以，在他的干谒诗中也有不少颇为自负的诗句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赠韦左丞丈济》）
“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5)
但总的看来，杜甫在谋官过程中，时时感到人格的扭曲。事实上，当杜甫一步入大都市，一进入那起伏不定的宦海时，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不适应。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赠李白》2) 便是一个质朴的外省青年初次步入喧嚣的都市时所产生的本能的反感。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独立还是依附的困惑就一直缠扰着诗人。本来，这所“依附”是暂时的，不得已的一种行为方式，是实现其政治理想和解决现实生计问题的一种手段。如果“看大局”，或许可以原谅自己的有违初衷。但杜甫却一直为此经受着身心的煎熬。

　　首先是身之饥寒。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
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
“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奉寄河南韦尹丈人》）；
“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
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涂”（《赠韦左丞丈济》）；
“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以上是向各级官员诉穷。这种穷愁，还反映到了皇帝那里：
“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54)
“退尝困于衣食。”（《进封西岳赋表》）
如果说君子可以“固穷”的话，那么，读书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内心的煎熬了。

　　杜甫有一颗极为敏感的心。长期的干谒生活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杜甫晚年记述当时的情景：
“兄将富贵等浮云，弟窃功名好权势。
长安风雨十日泥，**鞴马听晨鸡。
公卿朱门未开锁，**已到肩相齐。”（《狂歌行赠四兄》）
说的正是干谒的屈辱。这种屈辱感，一直伴随着诗人。久久不能忘怀。
所以，他在初次行卷干谒的作品中，就流露出了摆脱依附地位还我独立人格的愿望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5)
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杜甫不羁的情怀与干谒仕进显然是尖锐矛盾的。他说自己是
“骥病思偏秣，鹰愁怕苦笼。”（《敬简王明府》）
又说：
“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
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去矣行》）
“无腼颜”，知耻也。杜甫周旋于王侯之间，时时感到羞愧难忍。所以，当他最终谋得糊口之职时，便终于自省自审，写出了“兹吾生理，独耻事干谒”(《咏怀五百字》14)的大彻大悟的诗句。
杜甫经历了如许的周折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自己“致君”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违背初衷歌功颂德说违心话，谋到一官半职，也难于“再使风俗淳。” 干谒求进，只白白浪费自己的感情、精力和时间，徒增屈辱而已。对以前的行为，他感到惭愧羞耻。从此以后，杜甫再也不曾有这种行为。不仅如此，他还不断反省，自责：
“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早发》）
不但自己停止了干谒，还以自己的沉痛教训为例，诚恳劝诫朋友们不要干谒，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愿子少干谒，蜀都足戎轩”（《别李义》）；
“胡为漂泊岷汉间，干谒侯王颇历”（《寄狄明府博济》）。

　　杜甫为人朴讷，拙外而慧中，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有一大片锦绣且澄明的天地，杜甫的心灵极为敏感，自尊心极强，他对干谒的困惑及反省，正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品格和崇尚自然、追求独立不羁的真人胸怀的展示。
杜甫活得很认真，因而也很累，也很坦白。与李白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相比，杜甫干谒之作的一些“歌德”篇什就显得“小巫”了但他却自疚自责，深感违心，这正说明了他的认真的生活态度。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甫可贵之处在于，当他作出“独耻事干谒”的反思时，他就占胜了困惑，在独立与依附之间作出了选择，同时，也就超越了时辈。

第二节 仕途：致君与制于君
　　做官真的那么重要吗？
　　回答有肯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不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生归宿。只有以社会为本位，通过从政，凭借皇帝或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达则兼善天下”，明白地告诉士人要做官才能有所作为。除非走上仕途，跻身统治阶层，否则，一切宏伟蓝图，远大理想都无从谈起。关于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较有代表性：出于恻隐与义愤。“他看见别人的饥寒疾病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7、158页，中华局1982年。）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价值观，决定了人们把做官从政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内容，甚至成为民族心理。

　　但是，做了官是否就如愿了呢？
　　回答又是否定的。
　　做官的目的是要“致君”，而做官之后却不得不“制于君”。这是包括杜甫在内的所有士人面临的又一困惑。
　　为了做官，杜甫经历了人格上的痛苦选择，而真正做官以后，却又深感失望。
　　首先，“官职”并不理想。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第一次得到的职位是“河西县尉”。此时诗人年岁已高，不愿东奔西走，为吏风尘，更不愿去远地任这无所作为的闲职。如前所述，杜甫谋官是为了施展政治抱负，如纯粹为谋生，县尉一职倒非清贫。白居易曾云：“王夫子，送君为一尉，东南三千五百里。道途虽远位虽卑，月俸犹堪活妻子。”（《王夫子》）

　　但人们却因为县尉“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高适《封丘作》）的尴尬处境而尽量摆脱这一职务。高适是一个典型。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也看到了这一职务的可悲，所以他为高适“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而高兴。如今自己再去做县尉，岂不是重蹈覆辙？由于杜甫的拒绝，朝廷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个正八品下的兵器仓库管理员而已。杜甫接受了这个职务。按理说，这个“官”同样不能“致君尧舜上”，他为什么要就任呢？此时的杜甫已经从任命他为河西县尉一职清醒地认识到，朝廷对他的政治器识评价并不高，如再拖下云，也不可能出现转机。既然用闲职来打发他，就不如选择一个具有“地利”的职务，再等待“天时”、“人和”以图再起。“耽酒须微禄”，话说得极明白。

　　杜甫对官位的态度，不是根据品位高低来决定取舍，而是由“致君”的可能性选择行藏。左拾遗一职，品位并不高，但由于能接近皇帝，即所谓“天颜有喜近臣知”，所以，他极为重视。而此后的华州司功参军，因为远离朝廷，且无所事事，所以很快被杜甫毅然辞去。或许，我们可以从“致君”这一点来解释杜甫为什么要辞官入蜀，以及参严武幕不久又再度离去的主要原因。杜甫在华州写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27)一诗：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来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张上若评此诗：“公以近侍出外掾，簿书琐悉，非所能堪，故因苦热欲弃南游以避之也。”（见《杜诗镜铨》卷五）杜甫从左拾遗贬为司功参军，由原来的向皇帝进谏的近臣变为现在的成天辛勤伏案的文抄公，他无法适应这急剧的变化。“束带发狂欲大叫”其内心的苦闷、愤慨、失望是何等地沉重！“致君”的理想已破灭，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关于君子的出仕去就，孟子曾有著名的三原则：“迎之致敬以为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也。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告子下》）杜甫在华州的情形，处处属于孟子所说的应当离职的三类。
　　想做官却从不如意。即使有了稍为合适的机会，也并非能“致君”。相反，“致君”与“制于君”的矛盾尖锐地摆在士子的面前，困惑也更加深沉。杜甫“致君”的理想终生不灭，而“制于君”的处境也终生未变，因而，这方面的困惑也是终其一生。

　　杜甫“致君”机会主要有两次。一是天宝年间献赋为玄宗赏识，命待制集贤院；一是肃宗时任左拾遗。“待制”对杜甫主要是荣誉性的，因为杜甫并未能真正做官，接近朝廷。“待制”无非是玄宗开给杜甫的一张空白支票。不过，这毕竟让杜甫兴奋了好一阵，并终生引以为荣。实质上，这次“致君”谈不上，“制于君”倒是实实在在的，被吊了数年胃口，最后草草打发。
后一次是真正的“致君”的好机会。杜甫可以“廷诤守御床”(《壮游》52)，面对面地批评劝诫皇帝了。他深知机会来之不易，自然非常珍惜看重这一职务。“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壁》），充分表现了杜甫“致君”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葛立方《韵语阳秋》评曰：“老杜省宿诗云：'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盖忧君谏政之心切，则通夕为之不寐，想其犯颜逆耳，必不为身谋也。” 但他“致君”的积极性越高。“制于君”的风险也就越大。房琯一事受到贬谪，就让杜甫意识到“制于君”的艰难处境。
【附录：
春宿左省
杜甫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制于君”除了皇帝充耳不闻，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君让臣失去发言的机会。换句话说，士之不遇也是受制于君的一种重要形式。
　　由此观之，杜甫的仕途在左拾遗之职到达顶点。此后便一直无缘恩遇，“致君”理想未灭，却不再有机会“致君”了。杜甫也意识到了这一悲剧命运。“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此诗虽写于早期，却是杜甫一生的写照。也不妨看作是杜甫对人生的清醒的认识和预见“怀古之意”就是德治的理想，是“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此志的落空已属必然。但杜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当他认识到做官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就毅然辞官，摆脱受制于君，受制于人的依附地位，而辞官之后又并非心如死灰，从此不再过问天下事，反而更加关心国计民生了。所谓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县，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咏怀五百字》14)
正是这种态度的坚定表示，其志向是一生不改的。自己可以不得志，不遇于君，却从不放弃自己关心民生疾苦的权利和责任。
【附录：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甫从姑子也）
杜甫
有美生人杰，由来积德门。
汉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孙。
蕴藉为郎久，魁梧秉哲尊。
词华倾后辈，风雅蔼孤鶱。
宅相荣姻戚，儿童惠讨论。
见知真自幼，谋拙丑诸昆。
漂荡云天阔，沈埋日月奔。
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
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
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杜甫肯定会因为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坚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尽心尽力而深感无愧于心，但另一方面，又难免产生一种深刻的挫败感。致君与制于君，竟是如此水火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当杜甫对返回朝廷不再抱任何希望时，他的“致君”理想反而通过另外的途径表现出来。这就是对朋友们“致君”的期待。或许是因为自己不再“制于君”，因而对“致君”所可能遇到的麻烦和困惑也就淡化了。对于这一点，人们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杜甫的“忠君”意识上，忽略了他摆脱困惑后的超脱心理。本课的前一讲，也从“忠”的角度对杜甫的这些言论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妨就其心境再作论理。

　　致君和制于君的矛盾，既是普遍的，又是个别的。我们先强调普遍性，是因为这个矛盾是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勿庸多谈，而个别性，应该包括两种可能：遇或不遇。知遇于君的士子，对这个矛盾的感受不深；怀才不遇者则感受强烈。杜甫属于后者。他历经挫折后，意识到自己是无法排解这个困惑了，因而把希望寄托在朋友身上。这希望，自然是“致君”一面能够顺利，而“制于君”的困难尽可能减轻。如前所论，杜甫晚年的“君”，“君位”的象征意味更浓，这个象征性就是国家、社稷、民族的象征，人民的希望和依靠的象征。君和君位，若即若离，既分又合。杜甫晚年的许多涉及“君”之语，都可以从这方面理解。如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
……
向来论社稷，为话涕沾巾。”（《巴西闻收京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其二）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其二）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
看君话王室，感动几销忧。”（《西阁口号呈元二十一》）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
杜甫远离政治中心，对个中甘苦窨感受不那么直接，所以，对朋友的期待反而热烈起来。说这些思想表现了杜甫的忠君意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把握住他当时的处境，则可理解杜甫的超脱心理。至于别人是否也会象他那样面临“致君”与“制于君”的困扰，则不是杜甫担心的事了。他只是善良地希望这只是自己独特的遭遇，而没有想到这是当时一切富有责任感的士大夫都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

　　这样，杜甫从一开始就面对多方面的压力，为了仕进，他忍受着身心的煎熬，人格因而磨炼成熟。做官时，他面临致君与制于君的矛盾，最终被排挤出政治中心。只有他的笔永远属于自己，抒忧国忧民之悲愤，写饥寒流离之遭遇……时而作投枪匕首，无情批判腐败黑暗的社会政治，时而作长笛箫笙，歌唱人类长存的美好愫怀……杜甫的诗，千汇万状，无所不包，题材之丰富，感情之深沉，体制之完备均是空前的，由此而形成了他那著名的沉郁顿挫的文学风格。
　　然而，这集大成的成就，却并未给杜甫生前带来多少幸运。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杜甫生活的盛唐，更是唐诗的巅峰时期。这是一个人人识得字便能写诗的时代，识字的人几乎都可以用诗歌来自由地表达感情的文化昌盛的时代。在这恣肆浩瀚的诗的海洋里，有一股激动人心的大潮，那就是“盛唐之音”。所谓“盛唐气象”或“盛唐之音”，人们谈得不少。林庚先生认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一种青春的旋律，无限的展望，就是盛唐诗歌普遍的特征。”（《唐诗综论》第35页，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随着对唐代文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文学史家认为，盛唐文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风骨，在作品中表现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大量。
二是追求兴象，向往一种兴象玲珑的完美的诗歌境界。
三是追求自然的美。
具体地说，“盛唐诗歌的兴象与风骨，是在自然的形式中得到表现的。它的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它的浓烈感情，壮大的气势，都以其质朴的，自然无华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盛唐诗歌表现的，不是一种错采缕金的美，而是一种清水芙蓉之美。”（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而杜甫的文学思想则属于盛唐转变时期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变奏。它主要有写民生疾苦的创作倾向与理论主张，方法上追求严格的写实与主张传神，以及提倡苦学，功力，最后是创作上的集大成与理论上的主张“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等内容。（亦见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