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每一军编制仅1500人左右，而东晋时将军踔脸晌墓俚某坪拧Ｄ铣跛问苯哟笾卤嘀莆⒋保▃huang，原义为军队的旗帜）、队3级，队以下仍为传统的什伍之制。队约有200人上下，设“队主”；若干队合为幢，设“幢主”；一般3幢合为军，1军约3000人。军以上无固定编制，由朝廷临时任命“都督”或“统军”。
关于北朝时期军队编制情况，史籍记载不是很明确。据说北魏时期也是以队、幢、军3级为基本编制。但据说军仅千人左右，则或许是100人左右为队，以上3队1幢、3幢1军。指挥官分别为军主、幢主、队主。军以上编制不固定，根据战时需要组编由“统军”、“别将”、“都督”等指挥。
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对传统军队编制的改革力度较大。据说当时在皇帝之下设6个柱国大将军，每个柱国大将军管辖两个大将军（共12名），每个大将军管辖两个“开府”（共24名开府），每个开府管辖两个“仪同”（意思为仪仗可以与开府相同，总共48名）。这些听上去级别很高的军官实际指挥的士兵实际并不多，每个开府所指挥的是“军”（也叫“团”），但是实际上只有2000人左右；每个仪同指挥约1000人左右。千人以下的编制情况不明，但想来应该还是传统的什伍之制。
隋唐继承了府兵制度，尤其是唐府兵制的编制非常规整。各地遍设折冲府，为组织、训练的编制单位，管辖兵员1200—800人，设折冲都尉，副手为两位果毅都尉；府下辖4—6个团，每团兵员200人，设校尉为主官；团下辖2旅，每旅兵员100人，设旅帅为主官；旅下辖2队，每队兵员50人，设队正为主官；队下辖5火，每火兵员10人，设火长。战国以来传统的“伍”被取消。全国的折冲府数目庞大，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达到了643个，分别由朝廷的12卫大将军统帅。
以上这种府兵的编制只是组织、训练编制，至于府兵上番组成的战斗部队的编制究竟如何，是否仍然和平时的编制相同？盛唐时期各边境军区军队的基层编制如何？尚存有疑问。但很明显的是，到唐中期后，府兵的这套编制已实际被废除。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无所谓平时战时，军队的编制就是战斗编制。到后周时组建基本战斗部队编制：100人为1个“都”，都有“都头”；5都组编为1个“营”（500人），营有“指挥”；5营即组编为1个“军”（2500人），军有“都指挥使”或“都虞候”，或直接称“军主”；10个军编为1“厢”（25000人上下，从战斗中的左、右两翼发展而来），厢有“都指挥使”，或直接称“厢主”；左、右两厢编成一个战略方向的总兵力，一般大约为50000人上下，由皇帝派出的节度使统帅。这或许就是从唐代军队的战时编制发展而来的。

后周的制度被宋朝全盘沿用。宋军以标准为500人的营（一般直接称“指挥”）为基本单位，统计兵力都计算有多少指挥，调动组编也以指挥为单位，一般并不拆散。营下的为100人的都，有都头；都以下的编制应该是什伍之制，有军头、“十将”（管辖10人）等士官的名目。
理论上5营编1军，但实际上往往不足额（也有相反的情况）。而军以上的厢由于兵员过多，因此朝廷往往采用抽军办法，使厢并不足额，甚至进一步撤消厢的番号。北宋中期后厢几乎已全部架空，朝廷直接指挥并调动军，厢都指挥使成为武官的虚衔。
先后与宋皇朝对峙的辽、西夏、金、元少数民族皇朝军队的编制情况史载不明。
最著名的是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原义是“千夫长”，谋克原义为“百夫长”，在谋克之下有什长、伍长。可见原来女真族军队也是采用10进位制的编制方法。以后将被征服的各部落武装也按此制编制成军，若干个猛安编为“司”，设立都统司指挥。随着金朝的迅速扩张，难以严格贯彻原有编制，在巩固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治后，1175年金朝曾经重新编制猛安、谋克，按照女真人全民皆兵的传统，每谋克300户，7—10个谋克编为1个猛安。1183年编成220个猛安，1878个谋克，61万多户，平均每谋克有327户，大约每个猛安下有8个半谋克。但是女真社会急剧变化，原来天经地义的服役从征逐渐不再能吸引青年人，猛安、谋克的职位世袭，官愈多而兵日少，金末谋克平均只有25人，除去旗手、鼓手等，战斗兵仅18人，而猛安平均也仅辖4个谋克而已。
蒙古兴起后建立的军队也是按10进位制编制的，10人为队，有队长或称“牌子头”；10队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1个千户，10个千户组成1个万户，万户为蒙古军最高编制单位。百户、千户、万户既是编制单位，也是长官的名号。不过实际上编制往往并不足，比如有7000人以上的为“上万户”，5000人以上为“中万户”，不满3000人为“下万户”。同样，千户、百户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出上、中、下。入主中原后元朝军队大体上保持这一基本编制。
宋军是职业军队，理论上不应再有平时、战时编制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这套编制在战时运转并不理想。到北宋中期又发生转变。范仲淹在主持陕西防务时，为适应作战需要而重新整编军队：以5人为“伍”，5伍（25人）为“队”，5队（125人）为“阵”，20队（2500人）为“将”。“将”作为独立战术单位，直接指挥下属。
后来他的部下蔡挺在宋神宗改革时又将这一编制改动后向全军推广：10人为“火”，5火为队（50人），10队为营（即指挥，500人），若干个营组编为“将”（根据战役需要3000—10000人不等）。指挥以下完整编制调动，将的编制也尽量保持稳定，指挥官有“将”和“副将”，下属尽量不打乱。1081年全国建立起92将，号为“将兵法”。
南宋皇朝在颠沛流离中匆猝建军，重新将“军”作为独立战术单位，把原来的“将”组编为若干个军，设“统制”或“统领”为军指挥官；又按照战略防御方向将“军”组编为若干个“大军”，设“都统制”或“护军”为统帅。如韩世忠为“前护军”，以楚州（今江苏淮安）为中心组织防御，下辖11个统制、13个统领，有63将编制，约8万兵马。刘光世为“左护军”，下辖10军，防御淮北方向，约有5万多兵马。张俊为“中护军”，有11军、99将编制，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展开，兵力约为8万人。岳飞为“后护军”以鄂州（今武昌）为中心组织防御，辖12军，有84将编制，10万多兵马。吴玠为“右护军”，在今陕南一带展开，约7万人，编制较为混乱。
不过至1139年与北方金朝和议成功后，南宋朝廷就裁撤了“大军”的编制，由朝廷直接控制各军。军以下仍然保留将、营、队、火的基本编制。
朱元璋在占有江南地区后开始整编军队，规定每10个士兵组成1个“小旗”，5个小旗组成1个“总旗”，两个总旗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千户，5个千户设1指挥。
建立明朝后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议，各省设都指挥使统辖驻军，以下分设卫、所。每卫编制5600人，设置指挥；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1112人，设千户；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所112人，设百户；百户下辖2总旗；总旗下辖5小旗。
和以前的朝代一样，明代这套卫所制的军队编制也没有贯彻始终，到了明中期后，明军的编制又随着募兵制的盛行而发生变化。而且这种新的编制因为募兵常常是由各地将领在本镇（相当于军区）组织的，全国并不统一。朝廷直接指挥的“三大营”开始采用“营”为基本编制，回到过去宋代的编制。营设参将，以下仍然沿用小旗、总旗、百户的基本编制。

春秋时期步兵逐渐成为独立的兵种，与车兵并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仍有战车兵，与步兵混编，依旧是作战兵种。西汉也仍然有“车士”的编制，以及在直属朝廷的北军中有专门的“虎贲校尉”，有“车骑将军”名号。
后世车兵没落，东汉后车兵不再是独立的兵种。直到约1500年以后，随着火器的发展，明代军队又出现“车兵”兵种。嘉靖（1522—1565）后直属朝廷的“三大营”全都有车兵编制。戚继光在组建边防军时，也专门组织了用于战斗的车兵。这时候的车兵使用的是一种两轮车，两侧装有护板，号为正厢车（仅一侧有护板的称“偏箱车”，没有护板的为“轻车”），平时用两头骡子拉动，战时靠车兵人力推进至发射阵地。车上装有火炮（大将军1座或或佛郎机2座）。每辆战车，车兵定额24人，有佛郎机手、鸟铳手、火箭手、藤牌手等。作战时以战车为依托施放火器，扎营时将战车围绕营盘一圈，首尾相连，护卫营盘。因此这种车兵实际上具有一定炮兵的性质。
清朝入关后不再采用这种战车作战方式，车兵被废除。
步兵
公元前541年，晋国统帅荀吴率领晋军与北方少数民族狄人作战，作战地点在太原北面的山区一个叫“大卤”的地方，地势险要，战车难以行使。部将魏舒提出建议：“敌人都是步兵，在这山区里我们的战车无法发挥作用，步兵困在战车旁边也没有用。不如自我以下所有甲士全都下车徒步作战。”荀吴同意这个计划，委派魏舒为前敌指挥。魏舒下令拆毁战车，将所有的甲士和原来跟随战车的“徒兵”混编列阵。自认为出身高贵的战车兵不愿下车和徒兵混在一起，魏舒就把荀吴的一个亲信当场斩首示众，这才逼迫甲士下车排阵。魏舒用一支小部队在前面诱敌，将主力排列在阵势后部的两侧。狄人没见过华夏族军队徒步作战，大声嘲笑，也不列阵就一涌而上，想不到正中了魏舒的诱敌之计，晋军从两侧合击，狄人大败。
按照蓝永蔚的观点，这是首次在战场上临时组编步兵，但步兵作为华夏族军队一个独立的兵种却是由此发端。
春秋时期步兵迅速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平民（国人以及庶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战国时期步兵已经是军队作战的主力。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步兵俑来看，有的步兵是穿甲的，有的是不穿甲的，前者大多手持各类格斗兵器，后者大多手持弓弩做发射姿势。说明当时步兵也已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不过这两种步兵是混编的，并非是独立的两个兵种。只是在某些战斗需要的情况下会集中起某一类步兵，如孙膑集中万名弩手伏击庞涓。
以后历代步兵一直占了军队的绝大部分编制。建制步兵种类繁多，但一般依然保持着秦代这两大类区分，也仍旧实行混编。如汉代步兵总称“材官”，其中的弩手称“蹶张”，勇健善斗的有“奔命”、“勇敢”等名号。西汉时设置的北军“八校尉”中有“步兵校尉”，但实际上八校尉大多数都是步兵编制，这支部队守卫上林苑，是一支长于格斗的步兵。另有“射声校尉”，是专门的弓弩部队。
唐代的步兵也有以格斗见长的“奇兵”（机动队）和“跳荡兵”（突击队）以及发射武器为主的“弓弩兵”。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步兵往往主要是依靠发射类武器进行战斗的，尤其是宋代军队中发射武器的步兵要比格斗步兵多得多，平均每100名马军（并非完全是骑兵）士兵中，枪手和旗手加起来只有13人，余下的全都是弓箭手；每100名步军士兵中，刀手8人，枪手16人，弓箭手有76人。
元代开始军队装备火器，自然也就有专门的操作火器的步兵。如明代步兵编制中都有“铳手”，负责发射火炮、火枪。戚继光组建军队，无论骑兵、步兵，都有专门的鸟铳手、快枪手、火箭手、藤牌手，以及挑选“有杀气者”为近战时的刀棍手，混编为战斗基本单位。
清代绿营兵主体是步兵，但其中也混编有鸟铳手、抬枪手、炮手。

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元朝对海外用兵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政治遗嘱中特意划出了日本、占城等15个“不征之国”，规定不得对这些海外国家用兵。另外对付退到海岛顽抗的原来割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也采用加强海岸警备力量的对策。明初在沿海设置了75个“海防卫”（军队编制单位），在各卫配备50艘舰只，平均分配，受陆地指挥官的节制。这样一来明朝廷在战略上就将海上水军限制在单纯防守的限度之内。仅在南京的上下游，设置了独立编制的两支内河水军。以后明代统治者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方针。虽然15世纪初有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航海壮举，证明了中国水军具有威慑广大海域的实力，但由于这一壮举没有转化为经济收益，结果巨大的耗费反而使统治者进一步压缩水军编制。到了16世纪，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水军居然无法对付以小股偷袭的日本海盗的侵扰。
清朝入关前已在辽东部署水师，统一全国后根据战事需要曾组建相当规模的水师，如讨伐吴三桂时，组建水师有鸟船100艘，沙船438艘，总兵力3万人。进攻台湾时调集各地水师船只500艘，施琅攻克澎湖，用战船300艘，水师2万人。以后陆续设置了奉天、旅顺、天津、浙江、福建、广东等水师，但基本上仍然沿袭明代的战略，水军编制很小，以“营”为单位配置各地。而所起作用仅是“捕盗”。但即使如此沿海商民仍困于海盗之苦。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曾国藩建议才改组水师为外海、内洋、里河三大类，并将后两类水师逐渐组建为新式海军，分为南洋、福建、北洋三大水师。
3、以内驭外、强干弱枝（中央军集群）
一般国家总是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国家主要的战略方向，中国历代也不例外，但是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地方上部署的军队实力不应超过部署在京师地区的军队。京师地区被认为是朝廷的根本所在，是“内”；全国的其他地区都被认为是“外”，在内的军力要足以威慑外地。因此在主要战略方向部署的军队一般不应是全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部署在京师地区、由朝廷直接指挥的中央军集群就好比是大树的主干，而外地战略意义再重要，相形之下仍然不过是大树的枝干。这后来被称之为“以内驭外”、“强干弱枝”的原则。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历代朝廷直属的中央军集群的变化最为复杂。既有卫护皇宫为主的警戒部队，也有威慑各地、随时可以出动的战略机动野战军。但为防止军事政变，京师地区部署的军队一般都分成好几个集群，而各个军队集群之间也互不统辖。指挥系统极其复杂，结果往往反而导致效率低下，降低中央军的战斗力。

据说西周初年在镐京保留6个师的兵力，因中原地区可能发生的商族及其盟友的反叛，在这个战略方向的洛阳附近部署8个师。后来在镐京再组编8个师，京师地区军队远远超过外地军队。但公元前771年，西北少数民族武装打败西周军队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镐京地区的军队损失殆尽，继位的周平王在诸侯的支持下迁都洛阳。但在洛阳的周王朝已没有强大的军队，无法威慑诸侯。
西汉在建都长安后，在长安附近部署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一部分驻扎在长安城南部的皇宫附近，另一部分驻扎在长安城北地区，因此分成“南军”和“北军”两大集群。后来发生朝臣诛杀掌权吕氏的政变，更证明中央军不能集中管理指挥，南北军分掌、互不统辖，有利于防止军事政变。因此以后各朝将这一制度严格化，谨慎地防止再出现周勃夺取北军、控制南军这样的政变危险。
南军也称“兵卫”，由朝廷九卿之一的“卫尉”指挥，总兵力约有上万人。负责皇宫内的警卫戒备，以及宫殿门口的出入、公文的递送，实际上是皇宫的卫戍部队。士兵号称“卫士”，从各地征发的正卒挑选出来担任。每年轮换，集结到岗服役，由丞相亲自主持迎接仪式；遣散回乡时，皇帝还要亲自来到欢送聚餐会场，以示勉励。还有一批号为“郎官”的皇帝的随从，由郎中令指挥。到西汉武帝以后，南军逐渐成为职业兵，组编有期门、羽林等禁卫军。
北军平时可视为是京师地区警备部队，战时则为战略预备队。由九卿中的“中尉”指挥，士兵主要从关中地区征发正卒，每年轮换。同时关中地区的郡县地方驻军也归中尉指挥。北军的总兵力没有明确的记载，平时员额大约是数万人。关中地区所有适役男子实际上都是北军的预备役军人，紧急情况下可以动员组编为一支大军。汉武帝后北军逐步职业军化，组编8校尉军队为职业化的常备军。
西汉的这一政策以后被历朝历代继承。京师地区总是部署精锐的职业常备军，而为防止这支军队造反，又总是将这支军队划分为几个部分，简单的就是划分为南、北军，复杂的进一步划分为不同指挥系统。如东汉在京师洛阳地区部署的军队就有宿卫军（即西汉南军，分为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骑、卫士等，共有5000多人）、北军（分为负责京师治安的“执金吾”和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5校尉，后者总兵力约5000人），以及部署在洛阳周围的黎阳营、雍营、长安营。这3个营分别防御洛阳以及长安方向，每营约集结1部兵力。虽然看上去东汉朝廷的中央军不多，但是在这同时，东汉朝廷裁撤了郡县的军队，“干”虽不强，但“枝”却更弱。
曹操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建立强大的中央军集群，号为“中军”。其基础是其亲军“虎豹骑”，以后改编为武卫营，再加上中领军、中护军、中坚军、中垒军，编成5个“营”，这里的“营”是集中扎营的意思，兵力各有上万人，是曹操的主要机动突击兵力，曹魏末年已膨胀到20多万人。中军一般由中领军、中护军将军来担任战地指挥。后来司马氏集团在曹操死后逐渐取得对中军的控制，从而发动政变，推翻曹魏。

清朝以八旗兵为战略机动部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而以绿营兵为警戒治安部队，以分散部署为原则。在八旗兵中又以集中部署于北京地区的所谓“禁旅八旗”为主力。禁旅八旗中又抽出部分常备军兵力，结为若干个“营”，如亲军营、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等，作为皇宫以及京城的警卫。每个营士兵分别从各旗、各牛录抽调而成。每个营的规模相差极大，前锋营仅1800人，一半为鸟枪兵；亲军营仅3000人左右；而骁骑营的骑兵（称马甲）将近3万人。又如护军营15000人，来自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的士兵守卫紫禁城内，下五旗的士兵守卫紫禁城外。步军营长官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习惯称“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既有来自八旗的21000多步军，也有绿营兵5营、8800多人。
4、“不教胡马度阴山”（北方边防军）
历代中原皇朝面临的主要边防问题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而在南方地区以及沿海地区的边防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不构成重大问题，因此历代主要是沿北方边界展开边防军队的部署。
由于受山脉地势的影响，中原皇朝如果将北方边防线推进到祁连山—阴山—燕山以北，需要防守的正面就会成倍增加，呈现出巨大的漏斗形，需要部署的军队也需要成倍增加。而这一边界处在农牧经济转换区，中原皇朝的军队很难在当地解决供给问题，只能依赖中原农业地区的支援，这又制约着部署军队的数量。不过如果中原皇朝放弃这一线，北方游牧民族军队就容易沿河西走廊，或者沿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这些呈南北方向的山脉进军中原，或者突破燕山山口进入华北平原，大致形成实行向心突击的态势。而中原皇朝部署的军队会受到这些山脉的阻挡，难以及时横向调动进行堵截，很可能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地步。因此历史上中原皇朝总是沿这一线山脉部署重兵，如果不能维持住这一线就会陷入边防危机。
自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朝代秦朝开始，北方边防军就一直是朝廷部署军队的重点，在漫长的边防线上集结着大量的军队。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在击败匈奴后，30万大军即沿着上述那条边防线部署，修筑长城，司令部设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北）。史书上对这些军队具体部署情况记载不清。从当时征伐南方动用的50万军队相比，蒙恬率领的北方边防军数量还不算太大。

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北方的边防线瓦解，匈奴势力得以迅速向南扩张，经常出没黄河河套地区，频频向南侵扰。有的部落游击于陕北高原，离长安城只有700里，轻骑兵奔袭一昼夜就可抵达长安城下。
原来西汉的如意算盘是在边界设立诸侯王国作为和匈奴的缓冲地带，可是没料到同姓王往往并不具备镇守边疆的威信与能力。比如公元前200年匈奴进攻代国（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北部地区，都城“代”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刘喜弃国而逃。立刘邦另一个儿子刘如意为代王，但却不敢去就国，仍然留在长安。而异姓诸侯王在与朝廷发生矛盾后，就往往和匈奴勾结，让开道路让匈奴入侵，甚至公开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汉高祖改封到太原以北地区，国都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当年就遭到匈奴的围攻。韩王信投降匈奴，让开大路，引导匈奴进攻太原。第二年汉高祖亲自讨伐韩王信，韩王信索性逃入匈奴部落，与匈奴合军，连年侵扰内地。公元前197年赵国（今河北南部，都城为邯郸）的丞相陈豨（xi）发动叛乱，自立为“代王”，与匈奴遥相呼应，也是靠刘邦“御驾亲征”才镇压下去。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造反，与匈奴同谋，在被大将樊哙打败后也逃入匈奴。
在这样情况下西汉朝廷被迫改变策略，在以“和亲”为缓兵之计的同时，加紧向关中地区移民，增加兵源。为了加强边郡兵源，西汉还在公元前169年接受晁错的建议，征募农民往边防线一带移民，号为“移民实边”。以后规模越来越大，汉武帝时期曾征发60万人前往边境实行屯田，且耕且战。
同时将沿边各郡转变为战时体制，给予各边郡郡守军事指挥权，不仅可以指挥调动各地到边郡服役的戍卒，还有权在当地征发兵役，应付紧急情况。各郡由郡尉担任日常的军队组织训练，太守在战时为最高指挥官，有权临时决断，无须请示朝廷。尤其说太守是行政长官，还不如说是军区司令。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平日每5天宰头牛慰劳士兵，军营市场的租税给士兵改善伙食。得到士兵爱戴。有匈奴入侵就带兵反击。后来只因为上报战功多报了6个首级，就被逮捕判刑。说明对太守的考核是以边防为主的。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在哪一个边郡出现危机时就被紧急调任，在40多年里先后担任过7个边郡的太守，威名远扬。
西汉边郡军队主要任务是防御小规模的侵扰，军队分散部署，固守据点。在边境线设候、障之类的堡垒，有候官、障尉、候长。这些据点相隔白天目视所及的距离，发现情况白天燃烟、晚上点火，传递消息。在判明匈奴的主要进攻方向后，朝廷再出动野战军。如公元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兵入侵，斥候到达距长安不足两百里的甘泉（今陕西淳化一带）。朝廷紧急征调军队，在长安、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一带）、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一带）这4个地区集结，形成对陕北高原上匈奴军队的袋形半包围态势。但汉军仍然避免与匈奴大规模会战，听凭匈奴饱掠月余后退走。公元前158年匈奴再次大举入侵上郡，汉军也相应集结于长安附近的霸上、细柳、棘门，以及北地郡、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一带）、句注山（今山西代县一带），防备匈奴南下或东进。但当时汉朝的经济实力还养不起这些临时征发组编的大军，匈奴退走，集结的野战军也就解散。

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北方的边防线瓦解，匈奴势力得以迅速向南扩张，经常出没黄河河套地区，频频向南侵扰。有的部落游击于陕北高原，离长安城只有700里，轻骑兵奔袭一昼夜就可抵达长安城下。
原来西汉的如意算盘是在边界设立诸侯王国作为和匈奴的缓冲地带，可是没料到同姓王往往并不具备镇守边疆的威信与能力。比如公元前200年匈奴进攻代国（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北部地区，都城“代”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刘喜弃国而逃。立刘邦另一个儿子刘如意为代王，但却不敢去就国，仍然留在长安。而异姓诸侯王在与朝廷发生矛盾后，就往往和匈奴勾结，让开道路让匈奴入侵，甚至公开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汉高祖改封到太原以北地区，国都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当年就遭到匈奴的围攻。韩王信投降匈奴，让开大路，引导匈奴进攻太原。第二年汉高祖亲自讨伐韩王信，韩王信索性逃入匈奴部落，与匈奴合军，连年侵扰内地。公元前197年赵国（今河北南部，都城为邯郸）的丞相陈豨（xi）发动叛乱，自立为“代王”，与匈奴遥相呼应，也是靠刘邦“御驾亲征”才镇压下去。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造反，与匈奴同谋，在被大将樊哙打败后也逃入匈奴。
在这样情况下西汉朝廷被迫改变策略，在以“和亲”为缓兵之计的同时，加紧向关中地区移民，增加兵源。为了加强边郡兵源，西汉还在公元前169年接受晁错的建议，征募农民往边防线一带移民，号为“移民实边”。以后规模越来越大，汉武帝时期曾征发60万人前往边境实行屯田，且耕且战。
同时将沿边各郡转变为战时体制，给予各边郡郡守军事指挥权，不仅可以指挥调动各地到边郡服役的戍卒，还有权在当地征发兵役，应付紧急情况。各郡由郡尉担任日常的军队组织训练，太守在战时为最高指挥官，有权临时决断，无须请示朝廷。尤其说太守是行政长官，还不如说是军区司令。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平日每5天宰头牛慰劳士兵，军营市场的租税给士兵改善伙食。得到士兵爱戴。有匈奴入侵就带兵反击。后来只因为上报战功多报了6个首级，就被逮捕判刑。说明对太守的考核是以边防为主的。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在哪一个边郡出现危机时就被紧急调任，在40多年里先后担任过7个边郡的太守，威名远扬。
西汉边郡军队主要任务是防御小规模的侵扰，军队分散部署，固守据点。在边境线设候、障之类的堡垒，有候官、障尉、候长。这些据点相隔白天目视所及的距离，发现情况白天燃烟、晚上点火，传递消息。在判明匈奴的主要进攻方向后，朝廷再出动野战军。如公元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兵入侵，斥候到达距长安不足两百里的甘泉（今陕西淳化一带）。朝廷紧急征调军队，在长安、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一带）、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一带）这4个地区集结，形成对陕北高原上匈奴军队的袋形半包围态势。但汉军仍然避免与匈奴大规模会战，听凭匈奴饱掠月余后退走。公元前158年匈奴再次大举入侵上郡，汉军也相应集结于长安附近的霸上、细柳、棘门，以及北地郡、飞狐口（今河北涞源一带）、句注山（今山西代县一带），防备匈奴南下或东进。但当时汉朝的经济实力还养不起这些临时征发组编的大军，匈奴退走，集结的野战军也就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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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多与老师同学交流对学习历史也很有帮助。一个人无论怎样细心都会有疏忽的地方，通过与同学交流笔记、与老师探讨习题，往往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可读一读像《历史学习》这样的杂志，了解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提高自己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对解题很有帮助。到高三下学期的时候，要争取每天都花一至两个小时在历史上。因为历史有一个特点，容易忘。今天记得滚瓜烂熟的东西很可能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复习历史更要注意计划性。除了跟上老师的复习进度外，自己还应有自己的计划，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哪段时间复习哪段内容，注意科学合理，确保能够按时完成。可以双条线同时进行。一条是老师的，一条是你自己的。例如老师在复习世界史，你掌握好世界史的同时，还可再看看中国史。不仅记住了更多的内容，还有利于进行中外比较，使自己对高中三年的历史知识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效果要比单独复习世界史好上几倍。另外，专题复习也很重要。可以帮助你掌握好历史线索，可以深入地研究一些历史规律之类的东西，增加自己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其实，历史是一门很有意思的科目，不用担心学不好它，只要肯用心，掌握方法之后，历史会变得很简单了

名著《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它成功的塑造了若干类型形象系列，如以诸葛亮为基型的智多星军师形象系列、以张飞为基型的鲁莽英雄形象系列、以刘备为基型的仁君忠臣形象系列，以及以曹操为基型的奸雄形象系列。这些形象同中求异，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象画廊。
足智多谋——诸葛亮：艺术手段、忠贞品格、创作方法；明君与枭雄——刘备：明君形象、对刘备形象的批评意见；豪气冲天——关羽：刚愎自用、因小失大、总论关羽形象；忠贞神勇——张飞：“忠勇”的内容及其表现？“鲁莽、暴戾”的内容及其表现、“粗中有细”的内容及其表现。
关键词：人物　形象　分析

三．“鲁莽、暴戾”的内容和表现。虽说粗中有细是张飞可值得让人欣慰之处，但他更多的表现却是鲁莽及暴戾。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弱点。尤其是常鞭挞士卒，最终成为其取祸之根源。“豹头环耳，燕颔虎须，板肋虬髯”的外貌给人一种勇夫的形象，更让人感到他是一粗人。张飞的鲁莽与暴力在小说中也多有表现。守徐州之时，不听玄德临行之言而致使酒后误事。又被吕布夺了徐州，使刘备家小陷于城内。在长板坡呵退曹军后，却又不细思量，拆了小桥，结果使本来不知刘备底细的曹操心中更加有了底。给刘备一狠狠的一击，致使刘备损失不小。不得不在四处转辗，以寻归处。这仅仅是他鲁莽的一些表现。
他的暴戾性格是他最为致命的弱点。这主要表现在鞭挞士卒上。他每有不如意之时，便那士卒来撒气。这作为一员将帅来说是最要不得的。但却常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有知人之明的刘备曾谆谆教导他“卿刑杀即过差，又且鞭挞士卒，而令其左右，此取祸之道也”然张飞思想终未有所改变。因鞭挞士卒过甚而死与士卒之手。可惜一个有万夫不当之勇的猛将，不是死于腥风血雨的战场而是因暴力之过死于小人之手。可为之一叹！给后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本来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使蜀汉不但失去了战略要地也更失去了一员猛将。实力减弱，此时应更冷静思考时势来分清敌我，然蜀汉政权的核心人物却就可能因为桃园盟誓。在“国贼”与“家仇”中竟然失了方向，改变了诸葛亮于隆中联吴抗魏的“基本国策”以至藜陵之战大败。而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蜀汉基业由盛而衰。
三请诸葛亮之时，他表现出来的不耐烦，是直爽之人的性格特征。到后来诸葛亮辅助刘备之时，他言听计从，则是敬君子，敬诸葛亮也是忠刘备。是“忠”的信念的表现。
张飞的形象表面看似单纯，其实是一个多重因素综合起来的较为复杂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有他固有的“忠”的信念，和为这一信念而奋斗的人生追求。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作者对多个人物的塑造中，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在张飞身上也同样寄托着作者的人生价值理想。
总之，《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着惊人的成就。这部小说写了大约四百多个人物，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等，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明智、张飞的神勇，为文学史增色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