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论析
作者：吴明贤
页数：260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450246

《杜诗论析》
清人 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近人钱穆《朱子新学案·大纲》亦云：“唐人无不能吟诗，但绝少能经杜甫是儒家。”
的确，杜甫既未皓首穷经，留下解经的著述；也没有斥佛排老，为捍卫儒家作出贡献。但杜甫却以他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树立了典范，以他宏伟壮丽的诗篇抒写了深厚博大的儒家情怀，笔者尝试论之。
吴明贤，男，1946年10月生于四川平昌，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至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李白学会理事，四川杜甫学会副会长。出版的专著有：《陈子昂论考》、《近现代诗词》、《唐人的歌理论》等，参与编注的有《杜甫全诗今注本》、《唐诗精华》、《韩愈全集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I

杜甫传
作者：冯至
页数：276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0647479

《杜甫传》
杜甫写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生活都是蘸满血泪，沉郁悲哀，但是读者读了他的诗，并不因而情绪低沉，反倒常常精神焕发，意气高昂。这是什么原故呢?主要是他那百折不回的乐观精神在字里行间感染着读者。
重版说明
前记
家世与出身
童年
吴越与齐赵的漫游
与李白的会合
长安十年
流亡
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
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
成都草堂
再度流亡
幕府生活
夔府孤城
悲剧的结局
附录一
人间要好诗
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
论杜诗和它的遭遇
附录二
白发生黑丝I

《李太白集·杜甫诗选 》
作者：（唐）李白
页数：303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8733143

《李太白集·杜甫诗选》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唐代是中国诗歌最繁荣的时代，尤其盛唐，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中国诗歌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李白和杜甫就是盛唐诗歌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唐玄宗时代是一个最富于戏剧性的时代，开元盛世使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安史之乱又使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极盛中衰落下来，从此走上了历史的下坡路。因此盛唐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矛盾最激烈的时代，理想与现实、美好与丑恶、光明与黑暗、理智与愚昧的冲突表现得也最为突出。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在两位诗人的文学创作上同样打下了烙印。
　　李白经历了唐玄宗和唐肃宗两朝，与盛唐时代相始终。而杜甫则主要目睹的是安史之乱时经济的凋敝、国家的混乱。经历的不同加上时代背景的迥异也就造成了两人诗歌风格的巨大差异。李白，作为一个敏感的时代诗人，这个历史时代的大起大落及大喜大悲，都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因此，李白的诗词呈现出波澜壮阔、包揽日月的大气。杜甫的前半生是在所谓“开元盛世”的唐王朝极盛时期度过的，后半后则经历了安史之乱和军阀混战。战争的动乱，仕途的坎坷再加上生活的困顿，流离的痛苦，给诗人带来无尽的磨难和身心的摧残，但使他的诗歌更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特别是那些穷苦百姓，这些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杜甫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内容上地负海涵，艺术上沉郁顿挫，波澜老成。两人的诗歌都深受后世推崇，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坛也分别被誉为“诗仙”和“诗圣”，他们被尊称为冲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宿”。
　　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他们人格的重要体现。这些诗歌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备受后人推崇。本书选取了李白和杜甫诗歌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对其进行整理、评析，希望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优美的诗词篇章，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诗人伟大的人格魅力。
李白、杜甫作为我国古代诗坛的两颗璀璨明珠，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诗词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本书选编了他们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这些诗词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与面貌，夏是他们思想与人格的重要体现。I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杜诗详注（繁体坚排版）（套装共5册）》
作者：（唐）杜甫
页数：
出版：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04854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杜诗详注（繁体坚排版）（套装共5册）》
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一生流离失所，备受磨难，本着忧国忧民、激愤忾悯的情怀，其诗作较真实地描述了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反映了民间疾苦，有“诗史”之称。杜诗艺术成就极高，为历代所重视，注家蜂起，到宋代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代的仇兆鳌花费20年时间，搜集各家注本，辑为《杜诗详注》，资料极为详尽，至今仍不失为阅读杜诗的一种重要的参考书。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杜诗详注（第1册）》

卷之一
游龙门奉先寺
望狱
登兖州城楼
题张氏隐居二首
刘九法曹猷瑕丘石门宴集
兴任城许主簿游南池
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
巳上人芭齐
房兵曹胡马
书鹰
过宋员外之间书庄
夜宴左氏庄
临邑舍北书至苦雨
假山
龙门
龙监宅二首
赠老白
重题郑氏东亭
陪老北海宴历下亭
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外新亭
……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杜诗详注（第2册）》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杜诗详注（第3册）》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杜诗详注（第4册）》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杜诗详注（第5册）》I

《杜诗镜铨（上下）》
作者：（唐）杜甫
页数：1167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23948

杜诗镜铨（上下）
本书是清代的杨伦对杜甫诗文的诠注。杨伦为诠注以精简著称，不附会，不予会，不呈博，平正通达。本书是对杜诗加深了解的一部好书。
　　杜拾遗集诗学大成，其诗不可注，亦不必注。何也?
公原本忠孝，根柢经史，沉酣于百家六艺之书，穷天地民物古今之变，历山川兵火治乱兴衰之迹；一官废黜，万里饥驱，平生感愤愁苦之况，一一托之歌诗，以涵泳其性情，发挥其才智；后人未读公所读之书，未历公所历之境，徒事管窥蠡测，穿凿附会，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痴人说梦，于古人以意逆志主义，毫无当也。此公诗之不可注也。公崛趄盛唐，绍承家学，其诗发源于三百篇及楚骚、汉魏乐府，吸羣书之芳润，撷百代之精英，抒写胸臆，镕铸伟辞，以鸿博绝丽之学，自成一家言；气格超绝处，全在寄托遥深，酝酿醇厚，其味渊然以长，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今后之读诗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诗之不必注也。
《杜诗镜铨》(上下)是对杜诗加深了解的一部好书。
（共两本上下册）。I

杜甫的名诗句
(2005-08-24 16:44)
分类：鉴赏与积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唐·杜甫·前出塞）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唐·杜甫·水槛遣心）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唐·杜甫·月夜）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唐·杜甫·春夜喜雨）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唐·杜甫·春夜喜雨）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唐·杜甫·春望）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唐·杜甫·春望）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唐·杜甫·登岳阳楼）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唐·杜甫·望岳）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唐·杜甫· 春日忆李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唐·杜甫·月夜忆舍弟 ）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唐·杜甫·寄本十二白二十 ）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唐·杜甫·偶题）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唐·杜甫· 不见）
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唐·杜甫·旅夜书怀）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唐·杜甫）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唐·杜甫·登高）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唐·杜甫·登高）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唐·杜甫·戏为六绝句）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唐·杜甫·绝句）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唐·杜甫·赠花卿）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唐·杜甫·蜀相）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唐·杜甫·恨别）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唐·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唐·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唐·杜甫·戏为六绝句）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唐·杜甫·秋兴）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唐·杜甫·曲江）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唐·杜甫·曲江）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唐·杜甫·客至）

蠹老
《杜集叙录》书目补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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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 著 《杜甫传》

　　（二）时代召唤杜甫
　　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灾难尤为深重的时期，杜诗的民族意识感召着人们，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诗的精神。如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指出身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并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1〕。钱来苏《关于杜甫》认为杜甫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1〕。同一《解放日报》上刊载了焕南的《案头杂记》，亦称杜甫“有极崇高的人格，也就锻炼出他极伟大的作品”。翦伯赞《杜甫研究》一方面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一方面认为“杜甫不仅为自己的穷愁抑郁而哭叫，也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一直到现在，尚能震荡读者的心弦”〔1〕。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以为杜甫的“创作态度”是“为人生”的，其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1〕。对杜甫的思想研究，由于时代的刺激，多侧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讨。如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也是儒家精神的实践及杜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1〕。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认为杜甫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与其说他是个诗人，毋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
　　这时期出现的抑李扬杜现象也是“时代使然”（动乱的时代更需要杜甫）。如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推翻时尚”的贡献。而在诗歌创作上，李白是一个“复古派的健将”，杜甫则“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家”〔1〕。由毓淼《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认为杜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诗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上举墨僧之文则侧重李杜人生观相异的考察：“李是出发于个人主义的……杜甫则近于社会主义”，“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傅庚生《评李杜诗》以感情、思想、想像、形式的主次关系，真、善、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其结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原因在于“生活态度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杜李诗风——“沈郁”与“豁达”的差异〔1〕。
　　另外，这一时期杜甫诗论批评已上升到理论阶段。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以为老社“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进而从前人论述中总结出少陵自况、主旨在告诫后生、少陵论诗谈艺之作、不尽论诗亦论文诸说，探讨了少陵论诗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多次强调“清新”与“老成”的互动关系〔1〕。罗庸《少陵诗论》理出杜诗中论诗和涉及诗的189条，论证了“神”与“兴”的关系，“神”的质素是“性情”。进而论述了“动趣”与“虚静”、“清新”与“老成”、意气与理趣、法度与佳句的关系〔1〕。与罗文相类似，金启华《杜甫诗论》论述了杜甫的“学诗纲领”、作诗“原于有神”、论诗亦有指归等问题〔1〕。杜诗资料考据亦有新收获。洪业《杜诗引得序》是一篇较系统、较全面的杜诗源流考证、注本评介的长篇论文。洪氏以富赡的资料与所见版本为主要依据，详细考辨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并对自宋至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几成一部杜诗学简史。程会昌（千帆）《杜诗伪书考》对署名王洙《杜工部集注》、苏轼《东坡杜诗事实》、黄庭坚《杜诗笺》、虞集《杜诗律注》、杜举《杜陵诗律》进行了详细考辨，征引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新材料〔3〕。

　　二、1949年至1976年的杜甫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俄文艺理论的影响，现实主义与人民性成了评价古典作家作品的两把尺子，杜甫被送给了“人民诗人”的桂冠。1962年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给杜甫研究带来了一个短期的热潮，一度被忽视的杜诗艺术研究受到重视，然而不能排除迎合“两结合”的东西。由于政治的原因，1966～1976年出现了一个异常冷落时期。特殊的时代出现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刘大杰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杜甫章和梁效《杜甫的再评论》等近乎畸形的论述。
　　（一）新杜学的建立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研究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新杜学，出现了不少专著。如冯至《杜甫传》论述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力求言必有据、客观公允，标志着杜甫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其“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一章已开后来“立场转变”之先路。傅庚生《杜甫诗论》与萧涤非《杜甫研究》两部力作都以现实主义、人民性和爱国精神作为分析杜甫的新标准，对杜甫和杜诗作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傅著认为在安史之乱中，杜甫一步步接近人民、走向人民，有一个由“阶级浪子”走向人民的转变立场的过程，因而其诗的人民性就表现于现实性和民主性。又结合时代论杜，对杜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沉郁”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剖析，探究杜诗中情思与所咏事物之间的契合关系，确实为新杜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小的努力。傅著出版后，曾在学术界掀起不小波澜，商榷性的论文出现过不少，但都没有动摇“杜甫是人民的诗人”的观点，因为“人民性”与“现实主义”在当时已成为评价古典作家的重要尺子，正是在这时，杜甫被送上了“人民诗人”的桂冠。萧著则重视生活实践这一中介环节，杜甫通过生活实践与人民交往，体会人民的哀乐而接受其情感，“学习”和采用“人民语言”，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疾苦。萧著特意将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独立析出，认为这是杜甫靠近人民的一个契机，贫困的生活使之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萧著指出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杜甫的思想处于忠君与爱民矛盾之中，在特定条件下，“时危思报主”与“济时肯杀身”、“日夕思朝廷”与“穷年忧黎元”之间存在着统一性：“‘报主’之中有‘济时’，‘济时’之中也有‘报主’；‘思朝廷’是为了‘忧黎元’，‘忧黎元’所以就得‘思朝廷’。”〔4〕又将传统的民胞物与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来认识，并把它作为老杜的基本思想，一部杜诗便是“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的具体实践。然而不可讳避，由于文化思潮的影响，两著在杜甫对人民的态度及李、杜关系评价问题、对个别诗的解析等方面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
　　综观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学者们将杜诗的写实性由传统“诗史”的认识提高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冯、傅、萧的解析也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上的浪漫激情直接导致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出现，极大地影响到杜甫研究。1962年，郭沫若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开幕词《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中，提倡李、杜结合，将“两结合”的影响进一步扩大〔5〕。纪念杜甫活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时代，报刊上有关杜甫的研究文章日渐其多，角度新而广；但不可否认，这些论文都有意无意地不过多地触及杜诗中对于人民苦难生活的描述的内容，浪漫主义的确压过了现实主义。
　　有的论文论述杜甫的思想与杜诗的成就。冯文炳《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集中论述了“杜甫之为人”与“杜诗的成就”〔5〕。萧涤非《人民诗人杜甫》称誉杜甫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之一”〔5〕。王水照《杜甫思想简评》则指出以“人民性”作为评价杜甫思想的“最高标准”或“终点”，掩盖了其“思想的阶级实质”的不合理性，然而杜甫毕竟比他的前辈诗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对于其诗中出现的忠君和爱国思想相交织的现象，应“细致而又严格地划清这两者的界限”，这才是“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有的概述杜诗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如傅庚生《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吴调公《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蒋和森《碧海掣鲸手——杜诗的气魄》、安旗《“沉郁顿挫”试解》等〔5〕。王水照《关于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些评论》指出了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发表的多数文章关于杜诗艺术特色研究的偏颇：产生一些生搬硬套某些艺术原理的现象及将杜诗简单化、机械化或繁琐化的倾向等。
　　有的趋于具体、深细，如夏承焘《杜诗札丛》对“妇人在军中”、“杜甫无海棠诗”的考辨及对旧注杜诗中“夹城”、“乐游园”、“大云寺”错误的辨析等〔5〕。有的侧重于杜甫文学思想研究，如马茂元《论〈戏为六绝句〉》理清了杜甫文学思想、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肯定其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建设性贡献〔5〕。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指出杜甫从“别裁伪体”与“转益多师”两方面营造诗歌，“在思想内容（气质风骨）”、“声律形式上，他比其他诗人探求得更精更细”。他既是诗人，又是独具慧眼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5〕。王运熙《杜甫的文学思想》认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是杜甫文学理论批评的立足点和总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

　　有的侧重于资料整理，四川省文史馆《杜甫年谱》联系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对其生平活动及创作等方面作了详细考证，为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提供了方便。万曼《杜集叙录》叙述杜集从樊晃《小集》到清代“杜甫文集经过一千多年的编辑、整理、注释、训解、校勘、疏证，蔚然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发展脉络〔5〕。马同俨、姜炳忻《杜集版本目录》收有从《宋本杜工部集》到1962年之间的“不同版本的中外文杜集凡二百余种”〔5〕。刘开扬《王嗣奭和他的〈杜臆〉》肯定明人注解杜诗“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然后论述了《杜臆》的得与失〔5〕。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从诗文别集、总集、诗话、笔记、史书、地志、类书中辑集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思想、艺术等方面的资料，依时代先后加以排列，为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提供了方便。

　　（二）杜学的倍受冷落
　　1966年开始的“文革”扫荡了杜学，至1971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才以抑杜扬李的观点打破沉默。郭著杜甫部分依次论述了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岑参、苏涣等人的关系等问题。郭老以其特有的眼光论杜甫、论李杜关系，其间不乏创新与大胆的推测，但是该书产生于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年代，当然留有这个时代的深刻印记。它对杜甫的评价较为严重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对杜甫名篇如《三吏》、《三别》等自古以来堪称“诗史”的解读，犯了被扭曲了的“阶级分析”的“幼稚病”，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潭，甚至犯了连中学生都不可能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单纯用阶级分析法(不论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来评析古代的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家，其本身就存在着不科学的成分或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古典作家及其作品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它的评价与定位应是多元的、多层面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忽视了文学特有的规律，就会趋于简单化或武断性。郭老却是用这一方法分析杜甫，一再强调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对杜诗的复杂性、多样性加以简单化，并有意贬低；同时用这一方法对被他视为“商人地主”的李白有意拔高，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对这一现象，认真地客观地加以评析、吸取教训才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后世评论中的简单化倾向或过激言论也都无益于杜甫研究。
　　如果说郭著只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口味，那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76年版）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产物。刘氏论杜的指导思想为“儒法斗争是文学史主线”，把活生生的杜学内容纳入到“儒法斗争”模式中，抛弃了具体的、特定的、复杂多样的历史条件的分析，使丰富多彩、多元并存的杜学简单化、庸俗化。他立足于“法家路线决定一切”，把杜甫的历史局限性都归之于“儒家路线”；在强调“儒家反人民”的前提下，指责杜诗“虽看到了一些民间疾苦的现象”，但不能“理解造成民间疾苦的真正根源”；将杜甫总结其创作经验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斥为“创作方面的读书万能论”，“对于后代起了不良的影响”；“杜甫的文学思想”“同样受着儒学的影响”，“有些意见是唯心主义的”等，都是很不负责任的结论。与此同时，刘氏又将杜甫“对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儒家政治”的“深感失望和不满”归结为“非儒的思想”，得出“由轻儒而倾向于重法”的结论，也是迎合“潮流”的轻率之举。谈到“潮流”，主要是指当时的“儒法斗争”，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已定基调于刘著之前，其先决条件是法家路线一定优于儒家路线，将杜甫生活及其创作放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一些无视历史真实的论述，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杜甫的成就来源于杜甫世界观中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进步成分”，法家思想“成为他诗歌积极内容的主要思想基础”。

　　三、1977年至今的杜甫研究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杜学的中兴，这一时期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100余部，论文2500余篇，呈现出全面繁荣、精彩纷呈的局面，具体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杜学的复兴与综合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杜学的真正复兴是从批评上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始的，分别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和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两位学者的意见对杜甫研究的复兴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陆文针对杜甫后期“轻儒重法”观点，以准确的统计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萧文纠正了郭著李杜研究上的一些偏颇，驳证了郭著曲解、误解杜诗之处。罗宗强《李杜论略》作为新时期李杜研究的第一部论著，通过对李诗“飘逸”、杜诗“沉郁”的解析，反复强调现实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李杜诗风的不同取决于认识和反映现实的特殊方式而无优劣之分，以其理论深度补救了郭著扬李抑杜之偏弊。王学泰《20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认为：“《李白与杜甫》中的怪论实际上是个人崇拜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此书把自古就存在的‘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的地步，而其目的就是一个，‘毛主席更爱好李白诗’，因此就要改变自己的爱好和经过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这是荒诞而可悲的。”〔6〕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以为郭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政治著作，它留给我们两点启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与学者应具有人文精神。
　　谈到综合研究杜甫，不能不提到以下专著。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纠正了旧版中的一些时代局限，全面论析了“杜甫的思想、生活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代表了我国八十年代杜甫研究的水平”〔7〕。朱东润《杜甫叙论》的特点是博采史实，联系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深刻阐述了杜诗的两次高峰及杜甫在七古、七律和排律上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陈贻焮《杜甫评传》将杜甫与杜诗放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对时代和创作的关系、杜诗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按历史和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杜甫的思想性格及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又通过作家的纵横比较，探讨杜诗艺术的独创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等问题，是继萧著《杜甫研究》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莫砺锋《杜甫评传》的特点是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及政治、文学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同时，在评传结合中侧重于评，试图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对杜甫的地位及影响作出了较深刻的阐述。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背景，开掘了杜诗流变的纵向研究传统；又通过对“同题共作”等形式的综合性的剖析，极大地拓展了杜诗横向研究的视野。张忠纲《杜诗纵横探》对杜甫思想、生平交游、行踪遗迹、作品鉴赏、版本考证、词语阐释等方面的研究，“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创见迭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专著”（陈贻焮语）。朱明伦《杜甫散论》则“散论不散”，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二）诗圣的思想研究
　　关于杜甫的思想研究，论者侧重的是儒、释、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张忠纲《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对忠君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愚忠的不是儒家的孔、孟，而是法家的韩非。“杜甫的忠君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其历史必然性，何况杜甫并非愚忠，他批评皇帝，指斥奸佞，针砭时政得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维护祖国统一，充满爱国爱民的热忱，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裴斐《贫病老丑话杜甫》确认杜甫最能体现韧性这种民族性格，他的韧性表现于对社会、时代和民族命运始终不渝的关怀与他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的丰富情趣，从中即可看出杜甫性格的全部光辉。杜甫的佛、道思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吕澄《杜甫的佛教信仰》认为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与南宗无涉，入蜀后禅宗信仰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陈允吉《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也认为杜甫的禅学信仰是属于禅学北宗，但“在他的世界观中，禅学思想的影响只是一个很次要的方面”。
　　在探讨杜甫思想时多数人忽视了杜甫本人对儒家思想及其传播的贡献：用充满感情的诗篇阐释并丰富了儒学，他对宋代儒学发展的影响超过了韩愈。因此，邓小军的《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和《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等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人性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政治思想是晚周原始儒家思想的两大骨干。人性思想的核心是人性源于天道、人性本善、人性普遍平等，其发展高峰是孟子直指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为仁的思想。杜甫直承孟子，对其仁政思想作了独立的重新发明：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民本政治的根本。杜甫的政治思想“完全继承着原始儒家和隋代王通一系传统……与愚忠不相干”，“体现了士在君主面前为道而自重的独立自由之人格”。所以说“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可谓的论!

　　（三）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
　　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有不少新见。关于杜甫的第一任职务及被罢左拾遗、华州弃官而流寓陇蜀、弃官西行而卜居归隐、退出严武幕府、离蜀原因的探讨越来越符合或切近史实。关于杜甫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贡举应试问题，邝健行《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研究的结果是：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乡巩县，考过了县试；再到洛阳福唐观考过了河南府府试；开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间，在长安参加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间曾得到当时的京兆尹（可能是李适之）照拂。至于杜甫卒葬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其争论的关键是对所谓戎昱《耒阳溪夜行》诗、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李观《杜拾遗补传》等几则有关杜甫卒葬重要材料的认同程度。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认为它们均非伪作，力主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直接死因还只是饮酒过多”，并考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作于“大历三年（768）冬末，地点在洞庭湖上的舟中”，不是杜甫的绝笔诗，其绝笔诗应是《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则赞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对傅说提出质疑：先从文献学角度与诗句词语的辨析中论证了傅著称之为“杜甫死于耒阳最可靠的铁证”的《耒阳溪夜行》诗不足为据、傅说据以为证的所谓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是伪作，又通过对杜集中作于耒阳以后的六首诗的考辨与分析，得出“《风疾舟中》以作于大历五年（770）冬的可能为最大，它应该是杜甫的绝笔诗。傅著系此诗于大历三年的结论不能成立”的结论。杜甫的生卒年及死因也出现了几种新说，似乎都缺乏坚实有力的根据。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所著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这是一部有关杜甫行踪遗迹的考察记，全书分齐鲁篇、洛阳篇、长安篇、巴蜀篇、江湘篇五大部分，对杜甫当年足迹所至，均作了形象生动的记述描写。特别是结合杜诗，联系方志，对照实地，对某些诗篇诗句的理解，时有前人所未发见者。虽系一考察游记，但取材审慎翔实，文笔亦流丽明快，实为一别开生面的研治杜诗的著述。

杜甫参考书目
1. 〔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 〔清〕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
4.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
5. 〔清〕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 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7.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
8. 《杜甫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1963年
9. 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中华书局1964年
10.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1. 萧涤非《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
12. 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3. 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
14. 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5.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