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胸头沉思，以历史家的
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
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也
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一0八六——一0九三），在这
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佑党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
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
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
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
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
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
让与金人之后，元佑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
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
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
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
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0 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
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
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
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
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爱缅怀于故老。
虽仪刑之莫睹，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
学士赠资政殿学士溢文忠苏武，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
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打，论事肯卑于陆赞。
方嘉括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
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烧然之节，莫
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
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
论世。税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赠太师。
余如故。
 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
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
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
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
《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
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代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
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
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
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
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
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
掩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
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
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
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别
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
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
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
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扩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
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
做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
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
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笔立即开头
写道：
 东坡四年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淇。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
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
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
 却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吟诗。
 此诗音韵谐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轻灵自然之美。对李琪的恭维恰到好处，
因而使此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
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
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
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至轻松曼妙叩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
能，各臻其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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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
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
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
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
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
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
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
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
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
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
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
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
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
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
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
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
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
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
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
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
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
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
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
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
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
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
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
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
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
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
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
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
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
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
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
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
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


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
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
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
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
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
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
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
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
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
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这位大
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
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
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
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
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
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
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
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
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
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
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
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
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
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
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
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
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
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
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
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
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
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
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
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
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
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
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
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
上。诗的考试，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词相当的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


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
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
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
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
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
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
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
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
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
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
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
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
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
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
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
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词
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
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
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
一样。
 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插列满架。祖
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为父者也曾蒙思封赠为“大
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
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
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
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
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
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
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
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另一个是
实际的，刚才已经说过。
 在苏家，和东坡一齐长大一齐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辙，
字子由。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
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
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
也是绝不寻常的。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竟尔比兄
长得意，官位更高。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
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也
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不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
怕。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
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
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走笔至此，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宇。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


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餐饮为乐。在夏季
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杰，两个叔
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家约三十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
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
 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
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余，尚无消息到
来。最后，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使此翁着了慌。
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
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佳者……何苦
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
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
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给梅圣俞的信里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
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
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届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第二年，仁宗嘉佑四年（一0 五九）六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
的内容。并未言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足展足老泉之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
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固好，否则即搁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
考问的。所以他又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年近五十。五十之年又何以能报效
国家？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欲有以报效国家也，否则为一寒士足矣。倘
若他此时再入仕途，既无机会以遂报国之志，又不能享隐逸贤达之清誉。他最后结
束说，时已至夏季，下月其子之居丧将满，他将随子入都一行。届时当一谒当道，
细叙情由。全信中之语气显示他在五十之年，实已无意入朝为官，除非有力人士能
使他不再如童子之受考试。
 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
住在京都的。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
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满期之后刚过两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
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亡母之灵枢安派妥当。苏洵使人请了六
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那六尊菩
萨是：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三者。出发之前，
苏询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向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语是：“死者有
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祷告乌云的诗里有：“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疆以祷祈，对龙揪而
恳望，优愿明灵敷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
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
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
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
它的祭文至少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
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秸茎又挺了起来。
 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
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
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
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
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
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幡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
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稗官野史上说，他用
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
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普通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
 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
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
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
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
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
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
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
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
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
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
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
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
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
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
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
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要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
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
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
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
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
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
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
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


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
 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到来。陈太守在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
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不知何故，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
预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
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藉此机会来玩笑一番。作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传之久远，
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是他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
知道向老头子放支玩笑的小箭，总无伤于人，亦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
篇《凌虚台记》：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
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
其身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高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
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
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
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
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
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
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
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
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
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
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
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
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什。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
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
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
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
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
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
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
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
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向对方十
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糙，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糙
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糙正在山中骑马打
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
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他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哑的一箭射去，喜鹊应
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
陈糙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苏东坡正要
遭受贬谪之时，陈糙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糙的父亲交
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糙对付苏东坡。也许陈糙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
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糙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糙
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停，章停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
星。章停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分距此不远，


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
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
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
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
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
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
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
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
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
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
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
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
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
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
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
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
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
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
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
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
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
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
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
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
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
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
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
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
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
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
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
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
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
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


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
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
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
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
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
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
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
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
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
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
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
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
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
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
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
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
“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
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
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
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
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
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
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
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
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
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
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
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
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
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
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
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
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
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
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
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
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
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
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
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