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十六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不在身边，洪迈兄弟三人在母亲的墓旁结庐，一边守孝，一边苦读。1142年，洪家三兄弟到临安参加考试，最终老二洪遵一举夺得状元，老大洪适摘得第三名探花，轰动一时。不过，最有文学天赋的老三洪迈，居然落第！

1145年春天，当洪迈再一次踏进考场的时候，一举夺得第三名的佳绩。因父亲触怒秦桧被外放，洪迈也被赶出了临安。但洪迈没有到任，他和大哥一起，陪伴在患病的父亲身边，读书、写书、编书，结交朋友。

1162年正月，洪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的身份出使金国。随后的数十年，洪迈在朝廷和州府之间调动。《容斋随笔》和《夷坚志》两部大书，在洪迈心里的分量，要远高于其他一切事。他每到一处，都想尽办法采访搜罗，并持续不断地写作。

西汉时期，“三家诗”盛极一时，被列于学官，地位和影响远远高于《毛诗》。其中，《鲁诗》最先获得官方的认可，成为西汉《诗》学流派中最受帝王重视的一家，很多《鲁诗》派学者进入了政治权力中心。

《齐诗》亦盛极一时，如辕固生在汉景帝时为博士，《齐诗》学者伏理曾为汉成帝的老师。《韩诗》盛行于东汉。如召驯，年轻时即学习《韩诗》，曾为汉肃宗的侍讲。《后汉书》中多处记载《韩诗》的讲授盛况，“杜抚……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

至东汉，尤其是郑玄为《毛诗》作《笺》后，《毛诗》日益兴盛，“三家”诗则走向衰落。《齐诗》亡于魏代，《鲁诗》亡于晋代，《韩诗》亡于刘宋，现仅存《韩诗外传》。

“三家诗”的衰落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其烦琐、附会的解经风格。《汉书·儒林传》记载当时的解经情况：“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为了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三家诗”还特别强调《诗经》的政治意义与伦理意义，不顾《诗经》本意。

《汉书·艺文志》记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随着“三家诗”的衰落，“毛诗”日益发展，最终取代了“三家诗”。《毛传》和《郑笺》成为最早的、系统的两部《诗》解著作。

《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的第二个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兄弟。河间献王远离政治斗争，穷其毕生精力收藏与整理古代典籍。其中，就包括对《诗经》的整理。他立毛苌为博士，致力于《毛诗》的整理与教授。

王莽改制时期，《毛诗》学者陈侠被授予讲学大夫，《毛诗》被立为学官很快又被废除。至汉平帝时，《毛诗》被立为朝廷学官，获得了与“十四博士”等同的官方地位。

与“三家诗”相比，《毛诗》较少神学迷信内容，对经文的分析也较为简洁、准确，偶有附会，但还是以本意为主。《毛诗》学派的《诗经》研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并努力构建本派的体系。

《毛诗》并不只是一本书，而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序》，诗序是位于诗文前面的说明性文字，用来说明诗篇的主旨、创作的时代、产生的地点等。第二部分是经文，是当时已经成书的《诗经》文本。第三部分是注文，即《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

《毛诗序》有小序、大序之别。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指的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针对《诗经》的总体的序言。《毛诗序》的阐述遵循一个中心：《诗经》的最大功能是教化，即为政教服务。

朱熹的《诗集传》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被称为集大成之作。以诗说《诗》指的是从文本出发来理解《诗经》。朱熹指出：“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

整部《诗经》是周文化的产物，其内容也包含了周民族的史诗。展示周民族发展史的内容集中表现在以下五首诗歌当中：《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把它们分别称为后稷传、公刘传、古公亶父传、文王传、武王传。这些史诗主要在庙堂朝会之时演奏、表演，用来告诉子孙周民族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这些史诗带有教育和寻根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