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
奥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论可以归为两个要点：
1.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任何共相不过是我们取的一个名称而已；
2.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意志，创造了每一个个体；
由此可以推出永恒不变的理性规则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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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而非共相成为自然法的载体，来自上帝的自然法演化成个体的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宇宙规律（自然律）从自然法中分离出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现代科学出现了。等级身分制再也无法整合个人，个人只能凭契约组成社会，社会契约论起源。为了规定立约者的范围，民族认同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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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决了普遍怀疑中的无限后退问题，为哲学找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基础，因为在开始怀疑任何事物之前，必须现有一个可以进行怀疑的主体，这是一切哲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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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既可以去信仰，也可以去认知，这为两种（多种）不同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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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发现认知理性是在追求实然层面的事（即认识事实以及支配现实的法则）；道德则属于应然层面（即规定个人行为的规范）。从逻辑上来讲，从实然是推不出应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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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个人具有两种分裂的超越视野，在社会有机体瓦解的时候，他必须用新的观念来确定”何为我们“，以组成新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在克服认同危机的过程中，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出现，并成为与现代个人、工具理性相配套的现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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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约的本质是具有道德的个人均同意出让其部分权力，服从大家共同制定的基本规则。誓约形成过程已蕴含着”宪法是基于人权之上“这一现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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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公社主义“一旦从希伯来超越视野中游离出来的，就会寻找新的正当性根据。它和认知理性超越视野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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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还指出：和近代劳动者运动一样，基督教起源于被压迫者的运动；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理想，都主张对处于不幸中的人进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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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蕴含着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离结构，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直到20世纪，人类仍然生活在康德建立的哲学结构中。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指出了理性的能力和局限，建立了信仰（道德）与理性（科学）二元分离的现代哲学体系，为工具理性提供了正当性，并力图为知识和道德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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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构体的世界想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而非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它对国际法有着天然的抗拒，直至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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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立民族国家不仅要实现日本独立，还要带领着东亚儒教国家的人民反抗西方的侵略。这就是日本的大东亚主义。它有两个核心，一是反西方，二是日本为东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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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现代社会的双层次结构已和一战前有微妙的差别，一战前民族主义的结构也与今天不同。当时民族主义是现代价值的核心，今天工具理性是核心；当时国家主权是高于人权的，今天主权必须由人权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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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学说有一项极重要的看法：自由（个人权利）作为一项价值必须与道德规范一样，具有可欲性，即人人都能够达成。柏林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一种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个人参与控制自己生活广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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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推论在”无知之幕“下，人们定理契约会遵循”正义原则“，这就是作为公正的自由。此外，经济分配的不平等只有在对那些条件最差的人依旧有利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他将其称为“差异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