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牧团是一个人类学术语，不同民族对于这种社会结构有自己的称呼，比如青海南部藏族称牧团为“日科”或者“措哇”，后者单位更大。喀尔喀蒙古人称牧团为“阿乌尔”等等。这些名称来自于各种语言的音译，大意是一样的。且不同的游牧社会，牧团大小不同。我觉得无须去计算牧团大小，应该去研究一下牧团组成的方式这种更加本质的问题。
家族：一般是指其成员血缘关系较近且可以追溯的亲属群体，每个家族成员在世代谱系的位置都很清楚。
氏族：指的是宣称有共同祖先但血缘系谱不清楚的亲属群体。
部落：通常指，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阶序化，权力集中化程度较低的政治组织。同一部落的人认为或想象他们有共同祖先。

在游牧社会中氏族与部落属于政治意义上的群体，通常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组成部落是为了对抗其他部落。所以游牧社会很容易形成分枝性结构的社会组织。总之，王明珂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诠释游牧社会的结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游牧社会比较松散，和农业文明形成的帝国比，历史上很少游牧民族有帝国。但是平等自主在游牧社会中也不是一定如此的，王明珂接下来分析的汉代北方三种游牧社会，它们内部的平等自主程度不同。简单一些说，一个游牧社会内部平等自主的大小，取决于它的生态领域的大小，以及它与周边外在人群的关系强弱。如果关系强，那么它的平等自主程度就弱。特别是当一个游牧民族与一个拥有国家的文明接触频繁，它自身的权力会比较集中。反之，游牧人群远离定居人群的政治组织与威权就很小了。

王明珂在进入论述匈奴、西羌、乌桓与鲜卑三种游牧类型之前，用了整整一章来讲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形成过程。这一部分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分析过。所以我这篇文章不去重新论述，我则是讲一些这一章中王明珂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3世纪。但是我们可以把河湟地区与内蒙古中南部、西辽地区分成两种。通过众多考古遗址的发掘，可以验证这种区分是合理的。第一虽然三者都受到气候干冷化影响，但是河湟地区没有受到同一时期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后两者明显受到（如出土器物中的斯基泰影响、骑马术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著名汉学家狄宇宙曾经提到“游牧豪贵阶级”，即游牧社会中权力集中的现象，这是为了劫掠方便。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的戎狄，与燕国北部的山戎就是典型的游牧豪贵阶级。河湟地区的游牧看不到这种现象。第二河湟地区受到华夏影响很少，后两者受到影响很大，这一点可以解释游牧豪贵阶级形成的原因。第三，河湟地区陶器类型从体型看逐渐减小，这反映了人群移动能力的逐渐增强。后两者看不到这种渐进性（至少以目前的考古遗址来说明）。第四点卡约文化（河湟地区游牧化之后出现的考古文化类型）没有像后两者考古发现大量随葬品。这反映同样三个地区，这是经济生态不一样造成的，说明河湟地区与后两者社会结构已然不同。

草原游牧类型—匈奴
王明珂笔下的匈奴与传统学术界上的匈奴有所不同。简言之，他不以民族和国家来定义匈奴。因为在历史上，匈奴并不是一个民族，它所涉及的人群很复杂，可以理解成各种北方的部族以不同方式参与的一个政治体。像鲜卑名王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曾经加入过匈奴。那么你如果从族属上判断出一个纯的匈奴，肯定是不现实的。第二匈奴也不是一个国家，虽然匈奴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甚至长于汉帝国，曾经也掌握了很大的地理空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官僚帝国那种复杂的行政体系，如果说后来蒙古人建立了元，女真建立了清，算真正的国家，匈奴和它们不一样，它建立的政治体显然没有国家这么体系。王明珂定义的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发生在北亚游牧部族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把匈奴理解为一种游牧社会现象的观点，显然拥有强大的解释力。

匈奴居住的地理空间相当复杂，作者分了五个种类
（1）南方的阴山及鄂尔多斯，以及固原、贺兰山以东。为农牧混合地带
（2）东北方的漠北草原，约在乌兰巴托以东、肯特山（狼居胥山）以南，鄂嫩河与克鲁伦河流经。为浅山，大河草原游牧地带，沿河有农垦区
（3）西方与北方的山岳、河湖地区，由北至南有萨彦岭、唐努山、杭爱山（燕然山）、蒙古阿尔泰山（涿邪山）、戈壁阿尔泰山（浚稽山）等东西山脉，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土拉河流经。为山前、山麓、河湖岸草原牧区
（4）西南方，天山山脉的巴里坤草原（蒲类海）至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居延泽）、阿拉善右旗等地。为山麓、山前草原牧区
（5）东方由呼伦贝尔草原起，往南至锡林郭勒盟、克什克腾一带，为低山丘陵草原、高平草原以及沙地

这种复杂的地理空间，造成匈奴中不同部落之间游牧的多样性，比如牲畜组合的多样性，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我认为对于匈奴来说，草原、森林与城镇这三种类型的环境是造成它与其他纯粹游牧社会不同的一个决定性原因。
史料中对于匈奴季节性游牧的直接记载非常的不具体，只说逐水草而居。王明珂则从另一个侧面来分析，那就是匈奴每年三次大会。为了方便论述，我把史料照录如下
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首先，正月的时候，气候酷寒，是牧民冬季定居的时节，所以单于庭应该是较固定的地点，且规模不能太大，不需要各个部落都带领大批人员参加。所以史料中用了小会一词。五月则是蒙古草原进入夏草场的季节，由于此时牧草丰盛，牧民在迁徙到一地之后，会停留很长时间。此时也是容易聚集大批人员的时间段，关于龙城，王明珂的解释是，许多帐幕排列组成，不是指城镇。九月则是蒙古草原牧民由秋牧场转往冬场的时间，蹛林是为了课校人畜。王明珂指出这个习俗可能有游牧民族在秋季兵强马壮的时候集结以对外劫掠的传统有关。

匈奴由于和汉帝国长期接触，在它的经济生态中贸易与劫掠所占的比重相对其他纯游牧社会要大一些。王明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理论即“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之间生存抉择”的问题。也是这本书题目最重要的意义，所谓抉择不是游牧如何应对定居社会的威胁。而是内部的人如何处理政治与经济原则相反的一个现象。简单一点说，匈奴的政治结构中比较集中，经常发动大规模劫掠汉帝国的事件，这与牧民平时需要分散式的经济原则违背。汉帝国正是利用这一点，比如冬季的时候袭击匈奴来获得大量畜产。匈奴自身的这个政治结构对于它的生产有不利影响，这也是导致它南北分裂的一个因素。王明珂比较有创新的观点是，他从内部解释匈奴衰落的原因。此外从历史记载上来看，当南方封锁线比如长城开放的时候，恰恰对于匈奴内部团结不利，因为此时匈奴南部地带会依靠长城内资源，而在经济生态与政治利害上与北部、西部的诸部落产生分裂。王明珂的这个观点要比单纯从军事角度分析汉匈战争要高明一些。

高原河谷游牧类型—西羌
西羌与匈奴鲜卑比起来，在中国历史上不是那么有名，这不是因为西羌没有和汉帝国打仗，事实上，在东汉，羌乱给华夏造成的损伤要远远大于匈奴。西羌不出名的原因是没有建立系统的政治组织，比如匈奴那种类国家的政治结构。汉人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喜欢排列人物世系来编织一种清晰的时间序列，但是羌没有这些，所以正史中记载的西羌非常模糊，这给后来人研究历史造成麻烦。但是我认为在这本书中，有关西羌的这一章是最精彩的，原因是王明珂把史料中羌人首领的名字整理出来，并且寻找到首领名字与部落名称的关系，同时阐述了西羌中代际之间名字的继承规则。从名字入手解开了一些史料中模糊的记载。以及解释清楚游牧社会中分枝性结构的本质。

西羌与匈奴不同是因为，它从出现到消失，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没有和中原帝国产生深度的接触，比如匈奴和亲，开关市，西羌从来不需要和汉帝国讨论开关市的问题。这保证了西羌社会中部落的平等自主，没有受到华夏那种威权型社会的影响。第二是因为河湟地区被高山与溪谷分隔开来，这种地理决定了各部落会去争夺良好的河谷来发展经济，往往一个河谷对应一个部落。因此部落联盟很少达成，且华夏一直对西羌的河谷垂涎三尺，因为这里是黄土高原农业带的延伸，当汉帝国与西羌打仗的时候，这些部落才能联合在一起。证据是羌部落有些投降汉朝，有些没有，一个父亲的子部落，他降他不降。部落联盟之前，各个子部落需要冰释前嫌，至少是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对付汉帝国。这些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

接下来，我会仔细论述一下西羌社会中部落名字与首领（豪酋）名字的关系。正史中虽然没有直接记载西羌的部落组织原则，这也不现实，当时的人并没有理论知识。但是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首领名字与部落名称，且形成了代际关系，这是研究部落组织的间接材料。

如图所示，王明珂把史料中人名排列成世系，并且史料中明确阐述了氏族名字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游牧社会中有很多有趣的命名法，我曾经研究契丹历史的时候，研究过父子联名制，父亲名字的末一字作为儿子名字的头一个字。西羌的命名法和契丹的不一样，显然要更加复杂一些。我总结了一下，王明珂的理论
（1）西羌人名中父亲的一个字传一代，配上母亲的一个字组成下一代的名字，比如滇良有两个妻子，岸与吾。那么下一代分成滇岸与滇吾。
（2）母亲的姓传一代，在下一代中转变成男性的字然后和下一代的妻子的一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再下一代的名字。比如滇吾和号的后代叫号吾而不是滇号。所以实际上母的姓传两代，父的字传一代。
（3）因此西羌社会中母亲与祖母的地位最高，相当于一个部落的首领。同父异母的两个或多个后代，各自成为次部落，王明珂称为半弟兄。
（4）次部落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敌对的，因为各自已经独立，男系并无一个符号代代流传，流传的是母亲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