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的第一本书是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王明珂著作集系列。
其实一月一日就看了，但是比较忙，今天抽空写点目前为止的观感。

首先这本书光序言就三个，占了60页，因为在学术界这本书影响比较大，1997年最早出的台版，后来国内出了社科文献版（2006年），浙人版（2013年），和我手头这本最新的2020年上人版。学术论文和小说不一样，小说很少出现不断增订的情况。但是学术书一个学者几十年研究会逐渐丰富甚至修改自己的观点。这本书在王明珂的学术生涯中是早期著作，这也是我先读这本的原因。1997年出版的时候，他当时还在四川作羌族的田野考察工作。后来写出了《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等等名著。这期间王明珂的方法论逐步细化，形成了后来“反思史学”的理论体系。多年后当他再次要出版这本书时，就需要作很多增订了，出版最早的学术书往往增订最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问我读哪个版本，当然是我手头这个，因为这最能反映作者理论轨迹。

那么，我就简单说说增订版增加了什么内容吧
（1）第一章到第三章，也就是讲人类学族群理论部分基本没有改动，因为工具方法论这些东西是学科基础，往往几十年不会有大的变化，除非出现方法范式变革，就像哥白尼革命那样。
（2）第四章到第六章，这部分是研究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夏生态边界形成的过程的，虽然近年来中国新的考古发现很多，像环境考古，生态考古都有很大的学术进步，但是王明珂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是提出一个概括性的论述，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华北人类生态变迁图像，在大的方向上近年考古资料撼动不了以前的结论，作者做出的是局部细节增加。
（3）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王明珂整整增加一章，“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那一章是以前没有的。
（4）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增加了“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微观过程”。
还有最前边那篇长序是2020年版增订的。

客观特征论导致的方法就是民族溯源研究，下面我以语言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为例说明这种方法的一些漏洞。
语言学通常被学者认为可以确定族属问题，但是严格来说一种语言对应一个族群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不是一个通例。作者研究羌族很厉害，所以他举了羌族的例子，羌族现在分布在四川西北，甘肃西南，以及青海省南部和青藏高原东部，事实上在羌族这个概念下，这些地方的族群说很多种方言，在语言分类上这都是羌语，但是不同羌族的人碰到一起往往说汉语才能沟通，那么一对一的原则在这里如何能成立。有些语言学学者会说，可以用更大的概念语族来定义族群，那么问题随之而来，语言递变现象是普遍的，何种程度相似的语言才能算同一个族群，这很难用准确的数字去表示。更不用说世界上很多国家使用双语与多语。

考古学的溯源就是器物类型学，比如新石器时代通过陶器的形状，纹饰与造型工艺来判断，哪些文化产生哪些文化。但是很多人类学资料显示，即使是同一种陶器使用，也可能不是同一个族群。这里举一个有名的例子，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发现的一座匈奴墓葬，墓葬的形式完全是汉式的，要不是发掘中幸运地发现一枚“汉归义匈奴亲汉长”的铜印，这座墓有可能被当成汉上层人物的墓葬。盖古代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钦慕中原华夏文化，往往把自己弄成“华夏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这种例子。如果我们单纯从类型学着眼，是无法准确判断族属的。

历史学的溯源主要是通过史籍中的某一个族号来判断族群。在这里王明珂讲族名分成两种情况“自称族名”和“他称族名”。前者是一个族群内部界定的标准，后者是一个现代概念。我还是举例说明，在云南施甸县有某一自称“鸟”（音译）的族群，这个发音在他们本族内是人的意思。古代史籍则用“蒲蛮”来称呼他们，现代民族划分则称呼为布朗族。“鸟”是自称族名，其他是他称族名。那么在使用历史学溯源的时候（工具无外乎音韵训诂），如果忽略了族称的性质，也是无法确定族属问题的。
我以上说的这些就是客观特征论的例子，可以发现族属问题用客观特征论有很多问题，这种模式，我命名为中心法则，王明珂使用的是边缘理论。所以这本书叫《华夏边缘》。王明珂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事实上是圆的边缘决定了这是一个圆，在这个圆圈内无论你如何涂鸦，也改变不了整个轮廓，起作用的是边缘。他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民族是边缘研究，王明珂认为用语言等等来确定族属就像圆内的涂鸦一样，终究确定不了边界。族群恰恰不是客观的，而是人群主观认同范畴。

发几张观铃的图，缓解一下这学术感满满的楼层。

工具论者与根基论者
工具论者将族群视为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的资源竞争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代表学者有德普雷、哈兰德、科恩等人。
根基论者认为族群认同来自于人们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比如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特定群体中，所以得到既定的语言、血缘，宗教，风俗习惯。虽然根基论者和客观特征很像，但其实有差别。根基论者并不是强调生物传承造成族群，也不是客观文化特征造成，他们关注的是主观的文化因素。这一点不好理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中国人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根基论者的意思并不是指他真的就是炎黄子孙，而是这个人主观上认为如此。这方面代表学者有西尔斯、格尔茨、伊萨克与克尔斯等人。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王明珂提到著名人类学家普里查德在他的《努尔人》（正好这本书我在2019年看过）提到过一个现象。在东非的努尔人中，忘记一些祖先或者特别记住一些祖先，是他们家族发展与分化的原则。其实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古立佛（英国人类学家）提出来的。即结构性失忆。
集体记忆则是一个社会学词语（社会心理学也经常用）。在这方面涂尔干与哈布瓦赫做出的学术贡献不用我去多说了，简单说这个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比如我们之所以记得童年的记忆，是因为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哈布瓦赫过于强调群体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等人把理论推进更上一层楼的程度。
集体记忆这个理论能运用在研究族群中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群体都有自己特定的记忆，这个记忆有助于一个群体的凝聚与延续。但是正因为这样，人类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我名之为人类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造成选择。所以历史学也好，考古学也好，在做溯源的时候，要弄清楚你的资料是否是集体记忆的结果。王明珂比较悲观，他认为很多史料都有这种内涵，所以他要研究当时的人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意图如何。

在读到这一部分，我就感到王明珂受到福柯影响是肯定的，他有点后现代解构主义倾向，对于传统的史料，比如族谱，传说，历史记载甚至考古文物都进行反思，这就是他后来提出的“反思性史学”方法。我们赖以研究历史的资料承载的是“史实”还是“记忆”呢。

王明珂在论述华夏生态边缘形成的时候用了三章，分别讨论三个例子。
（1）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2）鄂尔多斯及其临近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3）西辽河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这三个地区游牧化的原因都可以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气候干冷（世界范围内）导致生态变化，继而引起族群开始放弃农业模式来看，在具体时间上三者有一些差别。但是总体可以从生态变化上来讲述，王明珂造了一个专有名词“人类生态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