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者还必须借助于考古学资料来研究问题。这部分如果我来写也是这个模式，先把三个地区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出考古学文化层。我拿青海河湟地区为例子。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是马家窑文化，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是半山与马厂文化，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700年是齐家文化。马厂文化的后期和齐家文化的前期有部分时间重合。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600年是辛店、卡约文化。
其次根据目前出土的考古遗址来判断当时人类的生产方式问题。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有一些基本点不同，比如前者墓葬会有很多居址，生产工具会有很多镰、锄、杵、臼，动物骨骼中会出现大量猪，陶器制作精良且数量多等等。后者墓葬罕见房屋基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细石器这种狩猎工具为主，动物骨骼中羊的比例上升，陶器器型变小，且很少等等。
然后就是判断了，还是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子，马家窑、半山、马厂到齐家文化的时候，此一地区一直以农业为主，且如果联系同一时间段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可以知道青海河湟地区先后受到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影响。到齐家文化后期开始往游牧化转变。王明珂的解释就像我前面说的主要以气候生态变迁来解释，其次是长期农业导致人口增长与资源分配问题。尤其是马厂与齐家文化时期，墓葬中的等级开始出现。到辛店与卡约文化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完全游牧化。

然后作者研究了一下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特征
如果我们翻开世界历史的画卷来做横向比较，可以知道古今游牧社会出现是由于资源不稳定性造成的，像青海河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到西周时期气候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于农耕。这样就改变了当地人类的生存方式，从而改变社会结构。游牧社会的组织原则有二，一个是分散性一个是平等。这种结构能达到一个功能就是聚散的弹性很大，对于资源与环境恶劣的地方，不得不这样。中国古代其他时期的游牧社会特征，从小小的这个青海河湟地区的例子，也可以管窥出一些道理。
这三章整体来看就是中国北方地区游牧化的形成过程，于此同时华夏化也开始形成。王明珂论述的逻辑非常清晰，从族群边缘入手来探讨族群的形成问题。

发一张观铃的图，缓解一下这学术感满满的楼层。

在华夏边缘的形成部分，作者首先讲到周人族源问题，也即渭水流域的华夏化。
从前所述，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的气候变迁造成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农业活动的减少，于此同时该地发展成了“北方式青铜器文化”，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时间段，晋，陕，冀北部山岳地带逐步放弃农业。并且影响到了现在的关中平原。王明珂在这里重点分析了两处考古遗址，陕北清涧的李家崖与甘肃长武的碾子坡。这两处遗址都在渭水流域的边缘。

我们可以把《史记》的这段记载当成周人的起源故事。这个故事有三个特点
（1）周人宣称祖先是行农业的
（2）周人曾长期在戎狄之间迁徙
（3）为了避免与戎狄的纷争，迁到周原
周人以农业，定居与爱好和平（有点儒家以德服人的意思，而儒家跟真正的周比，是很晚近的事物，所以此处需要辨析一下史料真伪）与游牧族群区别。王明珂认为《史记》有关周人族源的故事可以当成一种集体记忆，就像我前面讲的理论，集体记忆有助于凝聚一个族群。而一个有认同危机常常处于边缘的族群会非常重视集体记忆。周人族源的故事和后来吴国的太伯奔吴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么周人这个意识是产生于什么时候，王明珂认为在克商之后。这一点我也认同，因为在历史上，周是率领西土之人的联盟打败当时的商。在史料中西土之人有一大部分是戎组成的，因此把戎作为一个贬义词（参考蛮夷戎狄）是很后来的事情，至少不会早到克商之前。在西周之后才出现，王明珂在这里分析了西周金文中出现“戎”的例子。在此我不赘言。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史料中讲到周的始祖的母亲是姜姓，而众所周知周人是姬姓。这其实是在说姜姓与姬姓是姻亲关系，姜姓中有一部分是戎，举一个例子，《竹书纪年》中姜姓的申国被称为“申戎”，《国语》与《左传》中都记载过“姜戎氏”，所以始祖传说的另外一种解释是周人在最初到渭水流域时候需要和当地土著姜姓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这里面多说一句，秦国的嬴也是来自于戎，后来秦国也经过了华夏化过程，族源记忆同样被更改。

王明珂提到另外一个被很多学者忽视的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戎狄是在春秋时期才在史料中大量出现，记住我说的意思是在春秋时期被写进史料。传统史学界的解释是此时戎狄开始向东方迁徙的结果。王明珂则提出一个新的见解，戎早就分布在上述地区，只不过当春秋时期（也就是东周）在强烈的华夏化的历史背景下，族群边界开始显现出来，于是戎此时被“发现”。作者的族群边缘理论在这一部分发挥的淋漓尽致，我认为是本书中非常值得反复阅读的章节。

第二个华夏化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借着太伯奔吴的故事，使自己成为了华夏人。如今的江苏毫无疑问是华夏，但是春秋时期，苏南地区曾被中原称为荆蛮，也就是说在当时，这个地区并不能算华夏。《史记》中记载吴国王室的祖先的故事可以和前面的周人祖先类比一下，发现两者都是华夏边缘人群借着华夏族源记忆让自己变成华夏。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吴国是周的后裔，吴太伯与仲雍是周文王父亲季历的哥哥，因为要让贤（长子继承制）于是从当时陕西逃到现在的江苏南部，后来就有了吴国。我当年在看《史记》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在舟车如此不便的3000年前，一个族群是如何跨越1000多公里进行迁徙的。近年来在江苏的丹徒发现墓葬宜侯墓，这是一个西周墓葬，似乎支持了史料中的记载。有一部分学者考证这就是太伯奔吴的物质证据。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地区发现的西周墓葬是否可以和太伯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只要有西周青铜器必然就是周人的，而不可能是土著的。王明珂认为以目前考古学的证据，很难将西周墓葬与太伯画上等号。

首先可以看一下长江中下游西周青铜器的渊源。
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太湖地区处于考古学上的马家浜文化，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处于良渚文化阶段，太湖地区晚于良渚而早于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存在学术界上目前还没有统一名称，常见的文化类型是马桥类型，而马桥类型的文物与中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的同类器物相似，可以说苏南地区在西周之前已经受到中原青铜器文化的影响。开始大量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王明珂把此时的文化称为湖熟文化，湖熟文化此时已经与北方商文化圈的人有所接触。这从出土陶器的制作形态与纹饰可以确信。
也就是说就算有太伯奔吴的故事，那么在太伯奔吴之前，此地的文化已经发展的光辉灿烂，和中原文化互相影响，我想即使你不是研究历史的，近年来良渚文化热也是有所耳闻。所以墓葬中出土西周青铜器，并不能作为太伯奔吴的直接证据，因为当地土著的青铜器早就有了。
还有一点在《史记》中把商代末期的苏南地区描写的莽荒无比，这和目前出土的考古遗址一对比，就知道司马迁在写历史的时候已经受到华夏中心主义的影响，带着华夏边缘必然落后的思维去写，其实考古学不支持太史公这一段记载。
我想说的一点是，此处不必苛责司马迁，因为司马迁写历史时运用的史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这是当时最古的史料，司马迁看不到更早的东西，比如西周铭文），当时的吴国为了华夏化，是可以按上一个新的族源记忆—太伯奔吴。司马迁安能辨别出历史事实与集体记忆的区别。

从逻辑上说，就算太伯奔吴是真的，那么现在考古资料显示苏南地区土著的文化高度发达，一个1000多公里外的周人远远地迁徙到这里，如何立刻统治这个地区，并且建立了吴国呢。我觉得从《史记》本身对于吴国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太伯奔吴是吴国人虚构故事。因为在《史记》中从太伯到吴王寿梦十几代王的记载都只是有世系而没有事件，直到寿梦的出现吴国的历史才真正展开。然后分析这空白的十几代王的名字，我们可以知道前四代的名字是伯仲叔季，这是典型的周人命名法，此后到寿梦的十五代的名字都与周人命名习俗无关，这种差别可以说明谱系是被人特意改过的。只有始祖的几代人是华夏化，其他都是非华夏的名字，说明族源记忆是一个新的记忆。再简单一点说吴国是当地土著人建立的，把前四代真始祖去掉，换上一个更加光辉的始祖吴太伯来增加自己的华夏性质。

有意思的是寿梦的下一代又恢复到伯仲叔季的玩法，吴国有名的季札就是寿梦的四儿子，季札的贤能堪比始祖吴太伯的弟弟季历。寿梦之后的王位也经历了和太伯那一代相似的让贤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建构一下真正的历史。吴国在发展到寿梦的时代，开始接触到中原华夏文化的核心，并且开始想变成华夏，他们将当时知道的太伯世系与自己本家的世系衔接起来，于是发展出了太伯奔吴的传说，于是偏居一隅的吴国可以说是周人的后代，春秋时期吴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屡屡主持盟会与这种华夏化是分不开的。而且当楚国威胁到东周的安危时，吴国俨然成为华夏的保护者，当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得到盟主之位，遣人向周敬王致意邀功的时候，他夸耀的仍是自己“周人后裔”的身份。这就是王明珂说的一个重要理论的典型例子，非华夏人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的传说让自己变成华夏人。

第三个例子羌人。在这一部分王明珂提出了一个概念即华夏边缘漂移说，意思就是羌在不同朝代它的意义与边界不断变化，以下我以时间为轴线来论述。
羌作为一个族群称谓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甲骨文中的羌字是由羊与人组成的，商人称一个地区为方，所以羌人所在地叫羌方。学术界上讨论羌方地理位置有如下两张观点
（1）认为羌在山西南部与河南（陈梦家、李学勤、白川静）
（2）认为羌在陕西东北沿黄河地带（岛邦男）
我们可以看到，羌所在地无论在哪，总是在殷的西方，甲骨文中的卜辞显示，当时羌与殷是敌对关系，王明珂则从字形上又提供这个证据。那么羌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羌族就不是一回事，羌在商代严格说是一种他族称号，是商人对于西方异族的一个泛称，这和前面我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农业边缘区，以羊取代猪的族群开始出现有密切关系。羌并不是这个族群的自称，在汉代之后，许多西方的族群开始接受华夏给予的羌，这时才成为一种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