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贱喝了一口啤酒：“今天去剪头发，非要让我弄一个什么套餐。我说，我这头发好的很，不需要护理啊，你们别瞎搞。谁知那个男的，一会说我什么易脱发，一会又说发质不好。我气了，就说：‘那你把我头发全剃光吧，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到你这边就这么复杂？’他这才不情愿地给我推起了头发，哝，搞了个平头，夏天也凉快。”郭天贱还乘势拍了拍脑袋。
他看看我，说：“你这头发，鸟窝都好上你一万倍。”
我说：“中学时代喜欢披头士和大卫鲍伊，就懒得打理头发了。”
“你这摇滚乐都太老了吧。涅槃乐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摇滚，邦乔维什么的。”
“为什么听怀旧歌曲？因为我是奥运会后成长的那一代啊。”
“什么奥运会？你是08年生的？”
“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
郭天贱拿走我面前的啤酒：“别喝了，去醒醒酒。”

今天的‘泷’酒吧仍然放着‘spring is here’，轻快的鼓点让我不由自主旋转起酒杯。女孩点了一杯波旁威士忌，她的身影在光影明灭里显得格外迷人。
“化了妆？”
“一直都在化的。”
“怎么感觉今天有点不一样？”
“可能是用了新的眼影吧。风格变了。”
我想起那天在广告屏幕上看到优雅的男星代言的化妆品。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那天下雨之后，每个雨夜都想起你。”进入七月下旬之后，晴朗的天空随时都会黑云压城。雨随之落下。
“就因为我说了一句佐治亚的雨夜？”
“也许是吧。”她直愣愣地看着桌上的餐布。
“但你不是更喜欢加州吗？热辣辣的加州。”
“人都是可以改变的啊。今天我喜欢喝波旁威士忌，明天就可以是血色玛莉。再说了，这两个地方我一次都没去过。”她抿了抿嘴唇。
“最远去过哪里？”我问她。
“好久没出过远门了。暑假一放假就忙着打零工啊挣钱啊准备考试啊。”
“出远门未必要好好准备，说走就走也未尝不可。”
“嗨，话可不能这么说。人生地不熟的，可是一点乐趣都没有。”她喝了一口威士忌。
“去过北海道吗？”
“日本的北海道吗？”
“嗯，对。”
“没有，你想去？”
“单纯地一问。”

她握着我的手开始用手指在上面画圈。
“你之前去哪里了？没来找我的那一段时间。”
“天南海北。可以说。”
“到底去了哪？”她用力在我手上戳了一下。
“澳大利亚的红土沙漠，南极洲的企鹅岛，上海的黄浦江畔。”
“你去南极不得先被冻死。又没有企鹅的脂肪。”
“首先会有一个冰原怪人追杀着我。说不定在我冻死之前，我就被它撕成两半。”
女孩一副不解的神色。
“Frankenstein啊。Frankenstein啊。”我嘀咕着说。
“你一会扯这个一会说那个。让人费解死了。”女孩把我的手突然放下。
“万物皆是隐喻。”我看着杯中苦涩的琴酒，仿佛它也在昭示着什么。

“一个人住？”她又把我的并拢手指一根一根掰开。
“不然呢。”
“之前有一个合租的女孩，可是到了夏天却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就像水消失在水里。”
“有那么些意味吧。”
她喝了一口我的琴酒，匝匝舌头：“一股药味。”
怎么喜欢喝这种酒？”她又把杯子推回我的面前。
“发现新事物的热情用光了。懒得再去品尝一种新食物，喝一次没喝过的酒，甚至重新去认识了解一个陌生人。既然已经遇到了合适自己的，不想在耗费能量去追寻替代品。”
“那你怎么想着和我见面呢？那时候在麦当劳。”
“只是想找到一个自己存在的理由罢了。”

图书馆没有开足冷气，但是大理石瓷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视觉上的凉爽感。图书馆像迷宫似的。我在里面捉摸不定，看见什么书名有意思就翻来看。在这个人们都想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获知最全面的信息的同时，谁会在图书馆里踟蹰独行呢？绝对不是我，我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书名，就走了出去。“你也配做小说家？不学无术。”我听见有声音在咒骂自己。我回击：“小说，就是调换时空的游戏。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便走出了高大宽敞的图书馆。

张叔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份房地产楼盘的广告，就是那天晚上我在广告屏上看到的“奢华独享，仅此一幢”的那联排别墅。张叔看上去心情不错：“小田，你这稿子还得再快一点。不然编辑要使劲催了。”
我不想和他发生正面交锋，只得转开话题：“张叔，最近麻将手气咋样？赢了多少？”
“嗨，最近忙着看房啊，没空打了。”
“怎么？看了哪里的？”
“就这个嘛，你看看，这别墅，还配高尔夫球场的。”他在广告上面指了指。
“那您以后得练练球技了。保准一杆进洞。”
“那玩意儿，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打的。就那么小一个球，我还不如整个足球在那个草坪上面踢一踢。哎？昨晚比赛看了吧？利物浦打热刺？”
“没呢，准备回去看重播。”
“这都不看，这么激烈的比赛。那打的呀，让人热血沸腾。”他重重地加强道。
“两瓶啤酒加上海参，给我舒服的，哈哈。”张叔似乎沉浸在看球的乐趣之中。
“哎，最近不能再打麻将咯。你婶婶管得严咯。”他又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小心点，别被我的书绊倒了。”我提醒郭天贱。
“你这书满地都是，也不弄个书架。”
“都是学生时代看的。没那么珍贵。”
郭天贱手里提着一个刚烤好的蛋糕。右手把一盘光盘放在我的桌子上。
“这什么？”我拿起来端详。
“偶尔路过光盘店买的，反正也不贵。”
光盘包装上写着：收录了斯卡拉蒂部分奏鸣曲以及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
“可以啊，正中下怀。听多了浪漫时期的音乐，用中古时代换换口味。”
郭天贱说：“我不懂啊，随便买的。还是赶紧先把蛋糕吃了吧。”
蛋糕确实很香，柔软的如同被阳光烘烤的西天的云彩。

听着cd机里流出的斯卡拉蒂b小调奏鸣曲，我把杯子中加了冰块的橙子汁一饮而尽。窗外绛紫色的黄昏在屋里投下阴影，覆盖着我们两个人。
“感觉你每天的生活也规律起来了。”郭天贱打量着我说。
“比以前要规律。但还是像没有罗盘的小船，要去哪靠岸，一概不知。”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有几只麻雀盘桓在梧桐树梢。
“就像你不知道这首乐曲是怎么发展的，第一次听的话。”我补充道。
“怎么样？那个张叔？你天天往金銮巷跑。”郭天贱吃了一口所剩不多的蛋糕。
“有个地方写些东西总比闷在家里虚度光阴好啊。”我叹了口气。
“他具体干什么的？”
“‘千王’”。
“什么？”

在这个消费主义横行的年代，不消费便是人类最大的原罪了。商家们用偶像的外貌收购万千少女的心，用高端的科技力量迫使人们对于产品喜新厌旧。而对于中年人则抛出安身立命的房产。老年人则常常被给予足够的幻想——指望自己能一直长寿健康，直到断开与这个世界的连接点。

喝多了橙子汽水，喉头竟然莫名的瘙痒，以致我在清晨便匆忙地醒了过来。八月的晨风不再那么燥热。楼下的人们已经步入生活的节奏：“擦空调嘞回收旧手机...擦空调嘞回收旧手机...” 每一遍呐喊似乎都是崭新的渴望。远处飘来广播体操的声音，让人联想到熹微晨光里的向日葵。
“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希望啊。”我又一头躺倒，盯着墙上缓慢行走的时钟发呆。

张叔转身给我一封信：“喏，你的读者来信。”
白色的信封上用令人舒畅的行楷写着：“扬子报业生活版田子明先生收”
张叔一边点起了他的香烟，一边沉默不语地盯着电脑。他飘逸的头发也看得出来好久没经打理了，变得稀疏了不少。粉色的Polo衫也换成了松垮的背心。这好比是年轻女孩穿着睡衣且不化妆地逛商场。
“亲爱的田子明先生：
我是扬子晚报的忠实读者，每周都期待能在生活版上读到您的文章。上周您写的‘关于过量饮酒与海鲜的危害’我十分赞同。您所创作的关于酒神的故事真是妙笔生花，别开生面。
然而在读到您文章的同时，我竟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每每一个百无聊赖的一天。我本人就是因为喜欢喝啤酒，吃海鲜烧烤，而罹患肾结石，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煎熬，终于决定进行手术。肾脏的疼痛，怕您是做梦也想不到。仿佛坠入六道轮回中的饿鬼道、**道和地狱道，被不断地用铁棒插进身体，被无情的火焰炙烤。虽然手术很成功，我的身体却依然很虚弱。医生说，以后如果再不注意，肾脏的功能可能就只有一半了。
从我的病房里可以看到上海路来来往往的车辆，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我就静静地看着繁华的马路。回忆我的往昔。我真想回到过去的岁月，当年我是足球场上的前锋，一传一带一射门，堪称无敌。可现如今，后半生却步履蹒跚，甚至需要拐杖来走路。
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事，就是永远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你有能力决定的时候，又会突然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当我二十来岁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浮云，我未曾想过我会失去健康的身体，以及失去许许多多我曾拥有的东西。现如今，天上云彩依旧在，可是我已经回不到二十多年前。
扯远了。总之我在医院郁闷无聊，于是写些不成体统的文字来排遣寂寞。希望您和扬子报业能越来越好！
此致
敬礼
大报恩寺红莲居士（笔名）”

读完新，我沉默良久，把信件又叠好收回信封里。
“是表扬你的还是批评你的？”张叔问道。
“都不算是。是特意来启发我的。”
“启发你？”张叔吸了一口烟，吐出一阵烟雾缭绕。
“就像我开始写作是因为在足球场上被人用球踢了脑袋。之后就开始拼了命着了魔发了疯一样的写啊写。想到什么写什么。”我坦白地解释道。
“年轻人啊，就是有干劲。”张叔声音听起来不大舒服。他背后小山似的礼品箱也不见了。

“喂，替补的，你把我的水递一下。”
我只得老老实实把水递给他。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不明踪迹的风总是同时拂过足球场上的草浪和我的脸。场上的球员们正在拉伸。我坐在人群稀稀疏疏的看台上。也穿着红色的队服，不过还披挂了一件替补专用的绿色的马甲。我周围囤积的无数罐功能饮料。周围的人们在议论今天这场比赛。高中的体育老师在吩咐学生们战略。
开球了，足球在青空中划出优美的弧度。球员们左右开弓。我依旧百无聊赖地望着足球划开的轨迹，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罐里淡红色的液体。 在大概三十分钟的时候，我们左后卫拦截对面偏锋的突进。对面势不可当，意欲直捣黄龙。后卫无奈只能飞起一脚解围。一团黑色的阴影便突然向我旋转而来。我脑袋起先像是被火烧伤似的燥热，之后是感觉被人用大锤砸开了一个口子。我用力把球抛给他们之后，捂着脑袋一头躺倒。
“哈哈哈，替补球员真的是上不了场了。” “什么嘛，这都能砸到，比射门还准。”“可别把脑子砸坏咯。”
我当小说家，可能是真的脑子被砸坏了。
我当小说家了。

那天下午，我脑袋上擦了碘酒，从文具店买了一本软抄笔记本和一把黑色中性笔。我把软抄本摊开在书桌上，望着空白的淡黄色书页，有种莫名的神圣感。我望着窗外发呆了好久。却依旧不知道写些什么。“写吧写吧。”有声音在驱动我。
我书架上卡夫卡、加缪、川端康成等一众作家都似乎在盯着我。“想到哪写到哪。”那个声音又继续说。
我便先写下了郭天贱这个名字，又加上了他做的动作，又补上了时间地点状语。我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写下去。收笔时，手竟然有点酸，可内心去如同泄洪闸放掉了夏季暴雨后的积水一样畅快。 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郭天贱率领学生攻打教师办公室的故事。对话很少，动作很多，充满暴力。
可这依旧是我第一个故事。到现在那本软抄笔记本还在我的抽屉里。

“在马赛到意大利边界的中途，在风景怡人的法国里维埃拉海岸上，耸立着一座玫瑰色的神气的大旅馆。泛红的正面有毕恭毕敬的棕榈树遮阴送凉，旅馆之前有短短一片耀眼的沙滩，近来这地方成了名流和时髦人物的避暑胜地；十年前，每到四月英国客人北归之后，便差不多没有人了。如今附近是一座座平房，然而这故事开始那时，周围还只有十来座老别墅，它们的屋顶看上去好似高斯外侨旅馆和五英里外的戛纳之间的一片松林中的睡莲那般凋败。”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就这么开的头。我把书放下，书中关于游泳池的描写让我仿佛置身于法国夏日海滨的清水浴场里。阳光的阴影投射在波光粼粼的水面，海岬割裂开青空与蔚海。远处的雪浪涌向沙滩后又退去。我怀念起浸泡在水中，让自己随着波浪浮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