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代背景之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唐帝国建立以后，有过两个被史家称为盛世的时期，前一个是唐太宗贞观时期（627-649），后一个是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论政治清明，当然是贞观胜过开元，但如论经济发达，则开元堪称后来居上。因为自从贞观以来，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但唐初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等开明的措施却一直在促进着生产的发展，经过一百年的积聚，唐帝国在开元年间达到了隆盛的顶点。
　　唐玄宗是通过诛韦后，杀太平公主等斗争而得以登基并巩固帝位的，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头脑比较清醒。开元元年（713）擢姚崇为相，姚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玄宗皆纳之。开元四年（716），以宋璟代姚为相，宋主张限制女宠，疏远馅臣，精简刑法，减轻苛政，严格控制边将轻动干戈，玄宗亦多听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这是后代史家的评价。元稹《元昌宫词》（《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这是后代诗人的赞颂。待到开元末、天宝初，唐帝国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之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斜，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到天宝十三载（754），唐帝国的户口数达到了最高纪录："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然而就在这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在不断地孕育、滋生、激化。首先是统治阶级日益骄奢淫佚。唐玄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之后，面对着一派升平景象，骄侈淫佚之心逐渐萌发。玄宗本性喜爱奢华，开元二年（714）即"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皇帝梨园弟子'。"（《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后来更沉迷于歌舞、击毬、斗鸡等游乐，乃至建鸡坊于宫中，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司斗鸡。①等到天宝三载（744）纳寿王妃杨氏，并于次年立为贵妃后，玄宗的骄奢之心乃如水决堤，不可收拾。为节省篇幅，我们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二一六中节录数段，以见当时皇室贵族奢侈淫佚之一斑：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杨氏兄妹）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
①见陈鸿《东城老父传》。按：《东城老父传》虽系小说，但所记则有事实根据，李白《古风》其二十四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即为旁证。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其次是朝政日趋黑暗。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登上了相位，开始了以排斥贤臣，残害忠良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生涯。李林甫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排斥了贤相张九龄，又于天宝五载（746）排斥了左相李适之，开始独揽大权。从那以后，凡是正直的、有才能的人士无不受到排斥陷害。天宝六载（747），李林甫遣人杖杀海内名士李邕、裴敦复，又迫李适之自杀。同年，李林甫把参加制举的包括杜甫、元结的举子全部黜落，造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他反而上表贺"野无遗贤"。其他奸邪小人也纷纷占据要津，显赫一时。天宝七载（748），加宦官高力士"骠骑大将军"，赐安禄山铁券，而杨国忠竟"以聚敛骤迁，岁中领五十余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朝政黑暗如故。

　　其三是轻启边衅，荼毒生灵。玄宗时期的边衅，始于天宝八载（749）的攻拔石堡城。石堡城本是唐的边镇（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开元二十九年（741）陷于吐蕾。自后吐蕾以此为据点，每年麦熟时到附近的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抢麦，人称"吐蕾麦庄"。天宝六载（747），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部将哥舒翰在那里设伏兵击杀前来抢麦的吐善，从此吐蕾不敢再来。然而玄宗却进而派王忠嗣攻取石堡城，王忠嗣认为攻之必死伤士卒数万人，得不偿失，不肯前往，玄宗大怒。天宝八载，复命哥舒翰率军攻之，果然死伤数万人才攻克之。如果说攻取石堡还带有收复失地的意义，那么其后的征讨南诏，则纯粹是侵略性质的开边战争了。南诏原来与唐帝国的关系很好，后因唐之边吏对之凌辱征求，故而失和。天宝十载（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兵八万讨伐南诏，先胜后败，士卒死者六万，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更募兵击南诏，人民不肯应募，又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年，高仙芝将兵三万在西域与大食战，亦大败，死亡殆尽。安禄山将兵六万攻契丹，几乎全军复没。至天宝十三载（754），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复没。杨国忠隐其败，益发兵讨之，前后死者达二十万。
　　其四是蕾将骄纵，阴谋叛乱。唐初，边将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到开元中，因玄宗好大喜功，志在开边，所以为边将者往往十余年不换。加上李林甫欲杜绝边帅入相之路，因胡人不知书不能入相，乃奏请专用胡人为边帅。安禄山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羽翼渐丰，终萌野心的一员蕃将。安禄山本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开元二十四年（736）因战败被执送京师，张九龄欲斩之，玄宗不从，而且对之日益宠信，加官晋爵，最后使之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且赐铁券。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安禄山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出入宫禁，丑声外闻，玄宗亦不疑。安禄山在范阳招兵买马准备叛乱，有人上告禄山将反，玄宗反将告发者缚送范阳由安禄山处置，所以人莫敢言。而杨国忠由于与安禄山不和，屡言禄山将反，玄宗不听，杨竟想方设法激成安之叛乱，以取信于玄宗。

　　天宝十四载（755）冬，正当玄宗携杨贵妃等在华清宫寻欢作乐时，蓄谋已久的渔阳鼙鼓终于动地而来了！
　　安禄山的叛军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在两个月内就打到渲关。次年六月，渲关陷。玄宗仓皇奔蜀，逃至马鬼坡，军士杀杨国忠等，又迫使杨贵妃自缢。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肃宗登基后，唐军开始反攻，至德二载（757）收复长安。可是战火仍旧在燃烧，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s）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才算平定。然而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吐著、回纥的入寇和藩镇割据一直波及唐末。大唐帝国的盛世一去不复返了。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代宗广德二年（764），天下仅有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从天宝十三载（754）到广德二年（764），短短的十年之间，唐帝国的人口竟减少了十分之七！杨国忠等人的死亡是咎由自取，而千百万人民的死亡则完全是无辜的，他们"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这就是仇兆鳌对杜甫的沉痛诗句"丧乱死多门"的注释。①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统治者用以抑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这个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主要手段的彻底放弃，必然使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化和复杂化。土地兼并之无限制地进行和由此而引起的异族入侵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这些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社会政治现实，不仅动摇了唐帝国统治的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此后一千年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草图。

　　第二，杜甫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对当时的太平景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忆昔二首》之二
　　所以杜甫在流离失所或目睹人民的痛苦生活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追忆那已经消逝了的开元盛世。天宝十五载（756），杜甫为避乱携家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项，作诗云："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因避徐知道乱赴粹州（今四川三台），途中作诗云："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大历元年（766），杜甫困居葵州（今四川奉节），叹息说："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历历》）次年复叹息说："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有叹》）对于杜甫来说，开元盛世就是他理想中的太平时代，或者是接近他的理想的时代。正由于他曾亲身经历过开元盛世，看到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所以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总是希望着那样的社会能够再度降临人间。也正是由于他亲身经历过开元盛世，所以他对破①《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五载"一作"三载"，按开元三年（715）时杜甫四岁，似乎大幼小了些，故以"五载"为是。又按：玄宗天宝三年（744）始改"年"为"载"，此处称"开元五载"，当为诗人误记。坏那个盛世的乱臣贼子怀有极其深刻的仇恨，痛恨他们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生长于开元、天宝以后的诗人即使关心民生疾苦，他们的诗作也只是沉重的叹息，而很少再闪现理想的光辉，所以后人评大历以后之诗"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风格自降"（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而杜甫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也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怀有美好的愿望，并且用他的诗篇去鼓舞人们实现这种愿望，这与他在开元盛世时的经历是有内在联系的。
　　当然，安史之乱前后的黑暗、动乱时代对我们的"诗圣"起了更重要的"玉成"作用。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天宝五载（746），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了杨贵妃而且日益昏愦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了异己而独揽政事，朝政和整个社会日趋黑暗的时候，杜甫来到了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应进士试不第，天宝六载（747）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751）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此时杜闲已经去世，①杜甫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近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那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幸而杜甫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有时还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①这使他很快就从早年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诗人细细聆听着征夫的怨愤诉说。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诗人远远地冷眼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于是，《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深刻反映了唐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个社会现实的诗篇问世了。到安禄山叛乱的前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②十年长安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候，李白正在江南的宣城（今安徽宣城），岑参则远在西域的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①天宝三载（744），杜甫的祖母卢氏卒，杜甫作《唐故范阳大君卢氏墓志》。钱谦益笺云："此志代其父闲作也。"又云："闲之卒，盖在天空间，而其年不可考矣。"（《钱注社诗》卷二○）朱东润先生认为社闲卒于天宝六载（747）后不久（见《杜甫叙论》第二章），我们同意朱说，因为天宝七载（748）社甫诗中已言其生活贫苦，可见此时他在经济上已没有来源（以前杜甫似乎主要是依靠社闲的俸禄生活的）。
①《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此诗作于夭宝十三载（754）春。按：天宝十二载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大仓米十万石，减价祟与贫人。"（《旧唐书·玄宗本纪》）此次祟米，或延至次年春日。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尔），都远离了战乱地区。高适虽在天宝十五载（756）亲自参加了保卫潼关的战斗，但他于同年十二月即统兵渡淮击永王李璘，后来于乾元初一度在洛阳任职，随即赴蜀中为官，而且他官位较高，并未受流离饥寒之苦。王维在天宝十五载（756）长安陷落后被叛军所询并迫受伪职，但长安收复后即免罪复官。在当时的大诗人中，只有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天宝十五载（756）四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携家人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硕。六月，潼关失守，白水告急，复携家逃难，经三川（今陕西洛川）而至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八月，诗人单身赴延州（今陕西延安）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俘，虏至长安，次年四月冒险逃归凤翔。乾元二年（759）七月，因关中饥馑，诗人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复经同谷（今甘肃成县）而往成都。数年之间，诗人流离失所，受尽了战乱和灾荒的折磨。即使在诗人远离兵连祸结的中原之后，他仍然亲身经历了上元二年（761）的段子璋之乱、宝应元年（762）的徐知道之乱、永泰元年（765）的崔吁之乱、大历五年（770）的臧玠之乱等地方性战乱。"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卷三三），正由于杜甫在乾元二年春由洛阳返华州（今陕西华县）途中，亲耳听到了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和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亲眼看到了新婚夫妇的生离和垂老翁媪的死别，才写出了"三吏"、"三别"这种不朽之作。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刻，更仔细，并在写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诗史"，也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意义。
　　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膊。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欢迎还是拒斥，他们的内心都会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社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暗"的龚自珍，①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伟大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确实是受到了那万方多难的时代的玉成。
①《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二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见《定庵续集》。

五、时代背景之二：从盛唐到中唐


　　从东汉以来，历代诗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创造，五七言诗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及至盛唐，五七言诗在诗体形式、题材取向、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呼唤着"集大成"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另辟新路的创新者的出现，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登上诗坛的。
　　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们对五七言诗的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沿着骄偶和声律两个方面进行的，其最终结果就是诗歌的格律化。例如在曹植的诗中，已经有许多对仗工整的诗句："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扳，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呜高枝。"（《公讌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七）②一连三联对仗，显然是着意经营的结果。曹植还有一些诗句音节和谐："孤魂翔故域，灵枢寄京师"（《赠白马王彪》之五，《魏诗》卷七）；"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啼"（《情诗》，同上），对于后两例，明人谢榛评云："此作平厌妥帖，声调铿锵。"（《四溟诗话》卷三）说"平仄妥帖"或为过分，但这确实是诗人对诗歌声韵之美进行暗中摸索的证明。①及至齐梁，终于出现了"永明体"，即"新体"，或"新变体"，永明体虽然也是轻绮婉丽的风格等艺术特色的载体，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显然在于，它是诗歌向格律化迈进的关键一步。诚如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所云，是"古之终而律之始也。"沈约、谢脁有些特别讲究声病的诗离律诗仅有一步之遥了。②永明以后的南北朝诗人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其间如何逊喜写新体诗，沈德潜说他"渐入近体"（《古诗源》卷一二），宋人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时竟误收了何逊的《闺怨》第十四首诗。再如庚信，刘熙载称其"《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卷二）到了唐代，今体诗的格律就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了。
　　在题材内容方面，前代诗人各有不同的取向。以曹操和建安七子为主的建安诗人所用力描摹的是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的大动荡时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曹操《蒿里行》，《魏诗》卷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三首》之一，《魏诗》卷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魏诗》卷三）的伤心惨目的社会画面。曹植和阮籍等人则着意刻划自己深沉的内心律动，抒发"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啼"（曹植《赠白马王彪》之五）、"自非凌风树，惟悴乌有常"（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一，《魏诗》卷一○）的生命感喟，和"慊慊仰无叹，愁心将何愬"（曹植《浮萍篇》，《魏诗》卷六）、"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其六十三）的忧生之嗟。这两种取向中，前者把观察的目光对准社会，对准诗人之外的那个大千世界，后者则收视反听，努力地披露诗人内心的同样是无比丰富、②后文凡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者皆简称作《魏诗》、《晋诗》等。①顾炎武说："囚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音学五书·音论·四声之始》）在曹植的时代，人们对四声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也谈不上平仄之分。
②例如谢脁《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恩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除了第二、第四两联失粘外，已大体合于五言律诗的平仄格式。无比广阔的感情世界。从逻辑上说，这两种取向已经复盖着整个诗国的疆域。如果依具体的题材来分析，则有曹操的乐府诗、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沈约的咏物诗、江淹的拟古诗以及颇遭后人诟病的玄言诗、宫体诗等等，可以说，五七言诗的题材种类，在唐以前已经大致齐备了。

　　在诗歌艺术手段方面，唐代的诗人们也继承了丰富的遗产。除了已经凝聚在今体诗格律中的声律、对仗之外，以下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是比兴手法的运用。由于比兴手法的产生早于五七言诗，所以在最早的五七言诗作品中就能看到比兴手法的运用了。在《古诗十九首》中，"胡马越鸟，陵柏涧石，红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的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继之而起的诗人也多诸此道，且不说曹植乐府诗和阮籍咏怀诗中那些通篇皆为比兴的名作，①单是左思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咏史》其二，《晋诗》卷七）和陶渊明的"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其八，《晋诗》卷一七）这两个比喻，就无数次地被后代的诗人所模仿、借鉴。第二是丽辞的熔炼。后人批评八代诗风，常常集矢于辞藻之华美，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伯玉文集》卷一），李白更进而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一）。事实上，辞藻华美本身并不是诗歌的弊病，从汉魏到陈、隋，诗人们在丽辞的熔炼上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们的成就正是唐人继承的文学遗产之一部分。而且在八代诗人所创造的丽辞中，既有曹植、陆机、潘岳、谢灵运的繁富、浓丽，也有张协、谢肌、何逊、阴铿的清新、巧丽，后者对唐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①当然，作为上述两种手段的补充，八代诗人在直陈其事的叙述、描写及平淡美的追求上也很有成就，前者如建安诗人，后者如陶渊明，其义自明，不用多说。

　　由于先唐的五七言诗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产生了许多风格各异，自具面目的诗人，为节省篇幅，让我们看看后人对他们诗风的简要评述：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臞翁诗评》）；曹植诗"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同上）；刘帧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卷上）；阮籍诗"遥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稽康诗"清峻"（同上）；潘岳诗"烂若披锦，无处不善"（《世说新语·文学》引孙兴公语）；左思诗"错综震荡，逸气干云"（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张协诗"文体华净"（钟嵘《诗品》卷上）；郭璞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同上卷中）；陶渊明诗"如绎云在霄，舒卷自如"（敖陶孙《臞翁诗评》）；谢灵运诗"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同上）；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鲍照诗"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臞翁诗评》）；谢脁诗"艳而韵，如洞庭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何逊、阴挫诗如"微芳幽馥，时欲袭人"（同上）；吴均诗"清拔有古气"①例如曹植的《美女篇》、《浮萍篇》、《吁嗟篇》和阮籍的《咏怀诗》之五、二十一、二十六等。①例如李白对于谢跳十分倾心，"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之三，《渔阳诗集》卷一四）而杜甫对何逊、阴铿相当服膺，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李、社所着眼的主要是谢用脁等人的清词丽句。

　　（《南史·吴均传》）；庾信诗"清新"（杜甫《春日忆李白》），真是春兰秋菊，美不胜收！即使是一些不太著名的诗人，也因其风格特征而得到很形象的品评，如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钟嵘《诗品》卷中），等等。正是因为诗苑中已经呈现百花争艳的盛况，梁代的钟嵘才有可能写成《诗品》，对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风格予以品评论述，并指出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事实上，这种渊源关系是一直延伸到唐代诗坛上去的。
　　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着的是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唐诗正是在八代诗的坚实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大厦。
　　在初唐，诗人们对他们所继承的诗歌遗产采取了两种态度。以唐太宗为核心的宫廷诗人虽然说过一些反对绮靡文风的话，①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却仍是陈、隋诗风的继续。由隋入唐的虞世南、陈叔达、李百药、欧阳询等人当然不可能突然改弦易辙，稍晚的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也随波逐流。当时名闻天下的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法，又与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摘录丽句，说明他们所注意的重点正是南朝诗的藻翰胼俪，并力图在这方面更进一步。武后执政时，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间等人则更加注重继承南朝诗人在回忌声病方面的成就，终于完成了五七言诗的律化。显然，这些诗人对前代诗歌的艺术手段作了较好的继承和借鉴，但在题材内容上则未能明辨良莠而得前人之精华。

　　另一种倾向则发初于"初唐四杰"，四杰对诗歌律化也有贡献，但更大的贡献则在于将诗歌题材由宫廷、台阁扩大到江山朔漠之间，对前朝遗留下来的淫靡诗风有所抵制。及至陈子昂出，乃大张旗鼓地以恢复"汉魏风骨"相号召，要求从建安、正始时代的诗歌中汲取力量以开辟唐诗的疆土。由于陈子昂的革新主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得到后人极高的赞赏，但是我们在肯定陈子昂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他对前代诗歌在艺术手段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显然注意不够，有时还抱有偏见。
　　到了盛唐，唐诗的鼎盛时代来临了。后人往往认为盛唐诗坛上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个诗人群体，这样概括不太准确，但大致上说出了当时诗坛上的两种倾向：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极为成功地描绘了美丽幽静的自然风光，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他们主要是陶渊明和大小二谢的后继者，而意境的完整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超过前贤。高适、岑参、李颀、玉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既歌颂了抵抗侵略的胜利及爱国将士的奋勇精神，也控诉了开边战争的不义及战争对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衷情，兼有悲凉慷慨和缠绵宛转之情。这些诗人主要是源于建安诗人和刘琨、鲍照，论内容之丰富与气概之雄大则后来者居上。程千帆师用"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这两种倾向，并认为"这实质上也就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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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贞观政要》一书。即使是最善写宫体诗的虞世南也曾谏阻太宗使朝臣赓和宫体诗（见《新唐书·虞世南传》），可见这是当时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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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①这种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的体现者无疑是李白。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天性，使他既能热情地沤歌壮丽的自然和社会乃至心灵中的光明面，又能对一切黑暗、丑陋的现象表示无比的轻蔑，从而使其作品内涵之丰富深邃超越了王、盂、高、岑等人。同时，李白那惊人的天才又使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飘逸、壮丽的艺术风格，从而成为"众星罗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盛唐诗坛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使命仍然有待于杜甫来完成。如上所述，五七言诗发展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但是还没有人对之进行全面的总结。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在某些题材取向、某种诗歌样式、某种风格倾向上各擅胜场，但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或者竟是能此而不能彼。即使是王维和李白也有这样的缺点。王维的艺术才能非常全面，对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各种样式都很擅长，②他在题材取向上也没有局限于山水、田园，可是他显然对当时社会的黑暗面缺乏了解，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后也没有写过什么属于揭露和批判意义的作品。内容的偏颇使他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陶、谢肌的长处，而与其他风格的前代诗人没有多少关系。李白的视野远比王维广阔，对于唐帝国的政治日趋黑暗的现象有极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揭露，但李白对南朝诗歌艺术的看法显然受到陈子昂的影响，《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记载李白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这也许是传闻失实，但他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中确实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之语是俘鼓相应的，这种观点肯定影响了李白对形式严整、手法工细的律诗艺术作仔细的推敲，当然他那挥洒自如的写作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杜甫则不然。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十分虚心的态度，他有诗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他对于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所谓"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刘帧、正始诗人阮籍、稽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脁、鲍照、何逊、阴铿、庾信直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的诗歌传统都有所论述，①既能知其长，也能知其短，②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汲取、借鉴这些长处。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韩愈论》中则进一步指出："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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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唐诗的历程》，载《程千帆诗论选集》。按：本节中关于唐诗发展过程的一些观点多本于千帆师，谨此说明。
②王维的五古和七律之成就稍逊于其他各体，兹不细论。
①参看程千帆师《少陵先生文心论》（载《古诗考索》）和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载《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本书第五章中也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②例如被陈子昂完全否定的齐梁诗，社甫一方面批判其委靡之气："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另一方面又对谢脁、何逊、阴铿等人的艺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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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上述说法，指出了杜诗与前代诗歌在艺术风格上的渊源。此外，杜甫对前人写过的题材内容也兼收并蓄，而且使它们互相渗透、融合，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并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对于前人的艺术手段，杜甫也同样地兼收并蓄，并熔铸成一种和谐的全新艺术风貌：格律严整而气势磅礴，字句烹炼而意境浑然，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儒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杜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个人的艰苦努力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为他准备了丰富的诗歌遗产这个客观因素，用秦观的话来说，就是"岂非适当其时故耶？"（《韩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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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甫所处的时代又是古典诗歌史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代。后人在唐诗分期的问题上尽管众说纷坛，但无论是严羽《沦浪诗话·诗体》中提出的"五体"说，还是元人杨士弘《唐音》中提出的三分法，或者明人高棅《唐诗品汇》中提出的、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四唐"说，都把玄宗天宝未视为分界线，在那以前是"盛唐"，在那以后则为"大历体"或"中唐"。也就是说，天宝未是人们公认的唐诗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有唐一代之诗，对于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来说，天宝未同样是一个转折点。清人叶曼对所谓"中唐"的说法颇为不满："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
②闻一多更十分明确地把建安以后的诗歌史分成前期和后期，其分水岭就是天宝十四载（755）。
③我们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并认为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以天宝十四载（755）为中点的二十来年。

　　那么，这个转折过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或者说，那个时代对诗坛风会提出了何种转变要求呢？
　　首先，正象上面所说的，在天宝年问也即盛唐的后期，五七言诗歌的创作实绩已经有了惊人的积累，而杜甫则以集大成者的姿态对前人的诗歌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表现对象到创作手法，从诗歌体裁到修辞手段，前人在诗国中留下的丰富积累都在盛唐诗尤其是杜诗中汇总起来了。至此，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五七言诗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就再也不能沿袭以前的轨道了。其次，随着大唐帝国鼎盛时代的消逝，以浪漫气息为主要特征的"盛唐气象"也悄然逝去了。动乱的社会、黑暗的政治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诗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杜甫登上诗坛时，五七言今体诗的各种样式在形式上都已定型。这种经前人几百年的艰苦摸索才建立起来的新诗体具有声律相间相重，文句或散或骄，既工整又有变化的形式美，从而为杜甫争奇斗妍、逞露才思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天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前代诗人为诗歌格律化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杜甫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诗歌格律，他是不可能写出那些精美绝伦的律诗来的。②见《百家唐诗序》，刊于清席启字编《唐诗百名家全集》卷首。按：席氏此编专收中晚唐人诗集，原是因为盛唐以前之诗集多有善本行世（见该书自序），而叶燮则在序中借题发挥，以阐述他的文学进化的观点。我们大致同意叶说，但叶燮把"中唐"之始定于贞元年问，我们则认为"中唐"始于天宝末年前后。③见郑临川述《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4 期。按：闻一多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前期的作者成分是门阀贵族，后期的作者身分是士人，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详见本节。人们再也唱不出高昂的充满理想光辉的歌声了。高适、玉维在安史之乱以后很少作诗，岑参亦豪气销尽，再也写不出雄奇恣肆、酣畅淋漓的七言歌行了。甚至连李白也由"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转而"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李太白全集》卷一）。这一切都说明，时代已向诗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想必须让位给现实，诗神也必须从云蒸霞蔚的空中降临到疮痍满目的大地上来了！
　　上述两点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诗歌主题要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手法要从幻想、虚构和夸饰转向严格的写实，写作方式要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锻炼，艺术风格要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一句活，诗歌必须从盛唐转向中唐，并进而转向晚唐与宋诗了。

　　在短短的二十来年中要使诗歌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转变，需要有一位既属于盛唐又属于中唐、既能对前一个时代的诗歌作集大成式的总结，又能为后一个时代的诗歌开辟道路的诗人。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运而生的历史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又是受到了那个诗歌史上的特殊时代的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