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地云珠日天锦（北朝）
　　红地云珠日天锦
　　年代：北朝（公元439年--581年）
　　尺寸：长48、宽28厘米。
　　描述：
　　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
　　价值：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
　　出土时间地点：1983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
　　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相关资料：
　　古代经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花色和地色的织物组织完全相同，都是双层结构的复式平纹或复式斜纹，称为平纹经锦或斜纹经锦，依靠织物纵向彩条经线的颜色来显现花纹，是一种典型的“彩条经锦”。
　　平纹经锦是我国传统的织锦。北朝晚期或隋代的平纹经锦，隋或初唐时期的斜纹经锦，盛唐时期的斜纹纬锦、织金锦等。平纹经锦到了唐代数量已明显下降，大量出现的是隋代前后兴起的斜纹经锦。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
　　西夏。出土经书共九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 23.5 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 15.2 厘米。版心宽 1.2 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 1 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共有9册，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 1991 年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这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历史，文物不少见，但国宝级的文物就非常少见了！以上各组文物是文物部门宣布的首批不许出国展览的文物，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现在的文物市场极其浮躁，很多东西价格被超得虚高，很多东西都被捧为国宝，其实，能称得上国宝的，必须是做工精美，世上唯一，具有很高文化研究价值的文物，像什么圆明园兽首根本就称不上是国宝……
第二批不可出国展览的文物

《平复帖》
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陆机《平复帖》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作者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墨色微绿。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平复帖》为镇国之书法：其见证了汉字流变。专家刘光启点评：现存的《平复帖》是孤本，没有其他作品可供比对，所以无法判定其究竟是不是出自陆机之手，但这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从武周时期王方庆临摹先人王羲之、王献之等而成的《万岁通天帖》看，东晋时楷书已经成形，再证以西晋写经，可以肯定有隶书特点的章草《平复帖》是西晋真迹，它一方面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同时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

《自书诗》纸本。行书，纵30.2厘米，横32.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系唐寅、沈寿卿等三人所联七律诗，书于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 其书笔力精湛秀美,有温文而雅之书卷气

自书诗
1050年（北宋皇佑二年），蔡襄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修起居注，遂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见闻有感于怀者，皆成诗章，此卷所书五言、七言诗11首即是。书写时间当在诗成之后不久，蔡襄时年约40岁。因属个人诗稿，无意求工，故笔致飘逸流畅，点画婉转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圆润的书风特色与纯熟的功力。近代朱文均赞云：“此册行楷略备，无不臻美。其婉约处极似虞永兴，而温栗不减柳谏议。盖其能博采约举以自成一家书派者。”
《蔡襄自书诗》，作者：蔡襄，纸本，三接纸，纵28.2cm，横221.2cm，行书，73行，884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三札卷》（图为作品局部）为行书，纸本，纵43.6厘米，横223厘米。此卷没有具体书写年份，不能遽断具体写于何年。就文彦博现存的几件书迹看，书法水平及风格也不尽相同，可能和他书写的时间跨度大有关系。就《三札卷》看，书风也不完全一致，可能也不是一个时期所书。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进士。曾封潞国公，位至宰相、太师，可谓官高爵显。其实他的仕途并不平坦，曾几起几落，这恰恰说明他不是一个碌碌无为之辈。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任枢密副使时，平息了王则起义，并将之擒获。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这是文彦博政治道路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上书主张变法，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第二年，行“青苗法”，然反对者颇多。文彦博与神宗论新法时提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论点，并借华山坍坏是为天意反对新法。熙宁六年（1073年），文彦博终因反对派构陷而被罢去。然而就在第二年，王安石自己也被罢相。崇宁时，蔡京为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称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人碑，禁止元佑学术。直到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被追复太师，谥忠烈。史称文彦博“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从书法史看，文彦博时代也是一个重要时期，苏、黄、米、蔡自不必说，薛绍彭、周越等也是当时著名的书家。大臣、政治家、文学家而兼擅书法者有叶清臣、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吕公弼、赵抃、韩绛、王安石等。与上述这些人相比，文彦博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体水平中等偏上。文彦博有书名，存世书迹有《祠部帖》、《三帖卷》、《得报帖》。清代《澄鉴堂石刻》中刻有他的行书题诗。1976年，洛阳伊川县城关镇窑底村西出土《王拱辰墓志》。此志由安焘撰文，苏辙书丹，文彦博篆盖。志立于元丰八年（1085年），文彦博已79岁，篆书尤严谨工整，很见功夫，可知文彦博不仅能行书、行草，足见他是一位“练家”。

游春图
游春图作者是展子虔，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约550年~600年）的一位大画家，他擅长画山水人物，这幅经宋徽宗题写为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卷，是画家唯一的传世作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存世最古老的画卷。

韩滉《五牛图》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元代大画家赵孟頫题：“五牛神气磊落，希世名笔也。”韩由于画艺高超，又对牛的生活习性熟悉，才能留下如此神妙绝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唐周昉挥扇仕女图 。
这是一幅描写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佳作。全卷所画人物共计十三人，分为五个自然段落。引首清高宗弘历题“猗兰清画”四字。
此图描绘了13位头挽高髻、细目圆面、长裙曳地的妃嫔和宫女形象。全幅以横向排列的形式展示了人物的各种活动：执扇慵坐、解囊抽琴、对镜理妆、绣案做工、挥扇闲憩等。作者注意画面横向疏密、松紧的韵律变化，纵向高低错落的层次变化，从而使得画面结构井然有序，并避免了构图上的单调呆板。图中色彩丰富，以红色为主，兼有青、灰、紫、绿等各色。冷暖色调相互映衬，显现出人物肌肤的细嫩和衣料的华贵。衣纹线条近铁线描，圆润秀劲，富有力度和柔韧性，较准确地勾画出了人物的种种体态。

唐孙位高逸图卷
为唐朝孙位的书画作品。纵 45.2 厘米， 横 168.7 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孙位是唐代著名的画家，擅长画人物和龙，《唐孙位高逸图卷图》是他唯一存世的作品。也为目前屈指可数的几件唐代作品之一。画中表现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目前画面仅剩四人，经考证是山涛、王戎、刘伶与阮籍。在技法上，孙位继承了顾恺之“劲紧连绵如吐丝”的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更加成熟。线条的变化更丰富，人物造型刻画更真实细致。《高逸图》著录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里，画上钤印“宣和七玺”。《高逸图》上的七玺是全的，作品的装裱保留了北宋的形式。

南唐 王齐翰 勘书图
《勘书图》描绘文士勘书之暇挑耳自娱情景。画中文士白衣长髯，袒胸赤足，一手扶椅，一手挑耳，微闭左目，复翘脚趾，状甚惬意。其身后为三叠屏风，上绘青绿山水，屏风前设长案，置古箱卷册等物，身前为一画几，陈列笔砚简编等物。另有一黑衣童子侍立。画中人物神情精妙，衣纹则圆劲中略有转折顿挫。屏风上的山水也十分精到，上面山水并不勾皴，用落骨法，林峦苍翠，草木茂密，略用唐人遗法而写江南山水，亦有别于董源青绿山水。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Sword of Goujia），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
公元前494年，吴国和越国的军队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杀，越军大败。在献上了绝世美女西施后，越国的国王勾践成了吴王夫差的马夫。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二十年后，勾践回到越国，他任用贤臣，发展生产，东山再起。用了9年时间灭掉了吴国，并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名霸王。“鸠浅”就是这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名字。而这把剑就是这位春秋霸主的王者之剑。[2]
越王勾践剑的历史
196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一座楚国的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器物，其中就有这柄铜剑。越王勾践宝剑出土在湖北江陵楚国贵族墓，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嫁妆说，勾践曾把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因此，这柄宝剑很可能作为嫁女时的礼品到了楚国，后来，楚王又把它赐给了某一个贵族，于是成了这位楚国贵族的随葬品。另一种意见是战利品，即公元前309年至前306年间，楚国出兵越国时楚军缴获了此剑，带回了楚国，最终成了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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