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　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编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水晶杯
战国。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现藏于：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朱然墓出土“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
三国（吴）。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现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 。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漆木屐，至今已有1700多年，于1984年6月出土。 前有一个孔，用作栓绳子，后有两孔作成木屐的形态。在朱然墓漆木屐没有出土以前，一般认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通过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证实木屐在中国通过唐文化东传到日本，最后在日本逐渐使用。现藏于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
北魏。每块长约 80厘米，宽约 20厘米，厚约2.5厘米。，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读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原貌难以辨别，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格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大姐、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捷仔辞成帝同乘辇故事。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五帝本纪》。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 32厘米，高6.5厘米。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局部）
北齐。《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风嗖嗖，旗猎猎，远征的人儿出发了！莫道行程远，何惧路奇艰，手执弓，身佩剑，扬锐气，策骏骑，纵然千山万水，也要勇往直前。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鸭形玻璃注
北燕。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1965 年9月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青铜神树
商代。通高3.96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含底座、树身、龙三部分。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底座圈上三个拱形足如同树根，主干上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其上均有立鸟，全树共九只鸟。主干侧有一身似绳索的残龙。这株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真可算是独树一帜，举世无双。三星堆遗址出土。现藏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

曾侯乙墓“外棺”
战国。曾侯乙墓位于今湖北随州,1977年发现,1978年由湖北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发掘,其外棺采用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彩绘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笔自然流畅，文饰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最具特色，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重七吨半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此外馆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原器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圈足上每面饰相对的两虎，器盖口沿饰窃曲纹。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之龙形，有花冠形角，体积很大，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圈足下有双兽，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兽，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此壶原为一对，一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凤冠
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凤冠是皇后的礼冠，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九龙九凤冠 下图

九龙九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有珍珠3500余颗，各色宝石150余块。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这顶豪华的凤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粒。
六龙三凤冠 下图

六龙三凤冠，通高35.5厘米，冠底直径约20厘米。龙全系金制，凤系点翠工艺（以翠鸟羽毛贴饰的一种工艺）制成。其中，冠顶饰有三龙：正中一龙口衔珠宝滴，面向前；两侧龙向外，作飞腾状，其下有花丝工艺制作的如意云头，龙头则口衔长长珠宝串饰。三龙之前，中层为三只翠凤。凤形均作展翅飞翔之状，口中所衔珠宝滴稍短。其余三龙则装饰在冠后中层位置，也均作飞腾姿态。冠的下层装饰大小珠花，珠花的中间镶嵌红蓝色宝石，周围衬以翠云、翠叶。冠的背后有左右方向的博鬓，左右各为三扇。每扇除各饰一金龙外，也分别饰有翠云、翠叶和珠花，并在周围缀左右相连的珠串。整个凤冠，共嵌宝石128块（其中红宝石71块、蓝宝石57块），装饰珍珠5449颗，冠总重2905克。由于龙凤珠花及博鬓均左右对称而设，而龙凤又姿态生动，珠宝金翠色泽艳丽，光彩照人，使得凤冠给人端庄而不板滞，绚丽而又和谐的艺术感受，皇后母仪天下的高贵身份因此得到了最佳的体现，为定陵中出土的凤冠之首。
三龙二凤冠 下图

三龙二凤冠，即孝端皇太后凤冠，高26.5厘米口径23厘米，凤冠共用红、蓝宝石一百多块，大小珍珠五千余颗，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
十二龙九凤冠 下图

十二龙九凤冠，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 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十二龙九凤冠，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 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

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南朝。长２４４厘米，宽８８厘米，由３００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嵇康为“七贤”之首，他是一个非常豁达而有文采的人物，文献中记载他“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阮籍则是一个不拘小节，活得很潇洒滋润的人，他好饮酒，且“嗜酒能啸”，这个“啸”，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世说新语》说他酒后纵兴“长啸”，且“韵响嘹亮”，所以，在“七贤”之中，有“嵇琴阮啸”之说。山涛也极能饮酒，《山涛传》中有其“饮酒至入斗方醉”的记录。王戎则是一位为人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人物。向秀文儒，文献记其“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秀乃为之隐解，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看来是个十足的道学家。刘伶也好酒，且嗜酒如命，“止则操卮执觚，动则契盍提壶”，大杯小盅，来者不辞。阮咸通音律，善弹琵琶，当然，这里的“琵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琵琶，而是一种被称为“阮”的弹拨乐器，相传这种乐器就是由阮咸发明，在许多地方剧种的演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乐器。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亦博得了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荣启期的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荣启期更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1960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摇钱树
　　在我国东汉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流行一种特殊的陪葬用品——摇钱树。因该器物上装饰大量方孔圆钱而被学术界命名为“摇钱树”。摇钱树在结构上分两部分：陶制或者石雕的基座（摇钱树座）和插于树座的青铜树。树的部分又可分两部分：树干和枝叶。早期树干多为实心，但大多数发现的摇钱树树干为空心，横截面为椭圆形，布波浪纹。一般树干长1.5-2.0米，分4-6节。每节都有四个插槽，供插嵌枝片之用。枝片装饰图案多种，主要的有：凤、西王母、龙、羽人、猴、射弋等等。
　　目前发现的摇钱树共计189例，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北等地。最早的摇钱树年代是东汉早期，数量稀少，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区；东汉中期和晚期该器物迅速流行，覆盖今天的四川、重庆以及周边地区；东汉末到三国时期，摇钱树数量锐减；西晋时彻底消失。有摇钱树出土的墓葬大多为大中型墓葬，表示该器物在当时的使用者属于富有家族。

常阳太尊石像
收藏在山西博物馆。像高一点五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其形像优美，技法娴熟。四川一城山天师洞三皇石刻像，造于唐开元十一年。轩辕皇帝，高一米，着朝服，戴冠，一手扶膝，一手握腰带，坐于石座上，其神态端庄，衣纹流畅。伏羲像高一米，头上有肉髻、卷曲长发披肩，着树叶连成的被肩和围裙，手抱八卦太极图，象征伏羲制《易》。神农像高一米，头部有二肉髻，须发均为卷曲，着树叶制的被肩、田裙，手持草药，双唇半开，神态自然，好像正在尝百草。三像形态各异，生动地反映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和职能。

彩漆木雕小座屏
　　战国。通高15、长51、座宽12、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铜奔马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
　　马踏飞燕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淳化大鼎
　　西周文物。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是目前已知的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的圆鼎。
　　现鼎身上的主体图案，正是牛头蜴身龙纹。牛的头型，牛的眼睛，牛的鼻孔，牛的双角；这只牛头的两侧，却分别长出大晰蜴龙的身躯，有一肢体，分出四趾，浑身长满鳞片，尾巴卷曲向上。也许是为了更明确地昭示这是一只牛头蜴龙，在这一龙头下面，还铸造了一个完全写实、明确无误的牛头。鼎的上口，还分别雕有四条鳄型原龙。其造型高大魁伟，纹饰庄严神奇，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艺术造诣。1979年出土于咸阳市淳化县史家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