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传回忆说：“你记得我高三复读那年，我父亲正在走公司破产的流程吗？那一年，我咬着牙，拼命地死磕，最终竟然超常发挥，考上了厦门大学。”我是记得大概在读高二、高三那几年，家乡一度有一家又一家的企业接连倒闭，我还记得，那几年我回老家，道路两旁都是贴满了封条的工厂。

王书传说完，突然站起身：“那就这样，我得赶紧去赶公交车了。”他解释说：“我家那地方比较偏，就一班公交，有时候半小时不来一趟。不过有个好处，我家所在的村，菜价真低，而且空气好。”

小学三年级，我突然被父母从村里的小学转到这镇上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许安康的。在那之前，虽然生活在海边，但父母从来就不让我出村子，更不要说看过海。海被我的父母藏得严严实实，或者说，我被父母藏得严严实实。

母亲怀我那一年，父亲还是个农民。我还记得母亲唠叨过，外婆当时计较着想给她找个当工人的丈夫——工人是城镇户口，可以去粮站领国家配给的粮食。而农村户口只有地，只能自己管土地要一家的生计。结果母亲真嫁过来，锄头是拿过，但好像没超过一个月，父亲就莫名其妙地从农民变成了老板。而她，还没当过正经农民，就当起了老板娘。

我父亲有次听说老板应该要去泡夜总会，就开着载猪的那辆拖拉机突突突了好几个小时，去隔壁镇区唱K。还有一次，有女人追到家里来，说我父亲和人乱搞关系。母亲拿着鞋跟把父亲的脑袋敲出好几块包，他疼得呜呜直哭，说：“我又不是故意的，老板们都这么搞啊。我只是想当个合格的老板。”

父亲母亲每周五下午，便来接我回村里，然后周日晚上再送回镇上。接送我用的，就是平时运猪用的拖拉机。每周五来接我前，父母会很认真地清洗好拖拉机——虽然我早已经习惯猪的臭味，但父母不想让同学们在记忆中把我和猪联系在一起。

读初中的时候，和我一起从村里转到镇上的学生，有一大半都不来了。他们有的家里破产了，有的年纪很小就干脆退学去工作了。我父母给镇上的中学捐了间教室，因此初中我又和许安康同班。只是，整个中学期间，许安康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我几次想和他和好，他总是不搭理我。他不仅不搭理我，在班上，也摆出一副不会和所有人来往的样子。

镇上的这所中学，是市里的重点，汇集了来自各个镇的精英。许安康不知道是有压力还是学习方法出了问题，从初二开始，就不断掉队。当时学校开成绩总结会，学生和家长按照成绩排名依次坐下，前十名在第一排，可以和老师亲切握手，坐到后面的，经常听不到老师说了什么。我从初一开始，就从两三百名一路往前坐。

高中那三年，我比初中更殷勤地去讨好许安康。虽然他依然不搭理我。他每天早上会提前一个小时进班级预习，我也提前来。他每天晚上经常要复习到十一点才回家去，我也跟着复习到晚上十一点。

有次台风天，不大，但学校还是选择停课停电，我想着许安康会不会也来呢，我就还是顶着大雨到了班级。他果然在，点着一根蜡烛，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做着作业。我选择在另外一个角落坐下来。我没带蜡烛。
过了一会儿，郑秋月也来了，她是我们的班花。其实我一直知道她喜欢我，我想，那天她是为我来的。果然，她看到我没带蜡烛，便开心地拿着自己带的蜡烛点上，对我招手：“耀廷同学，你来和我一起看书吧。”我犹犹豫豫地还是坐过去了。

我记得许安康是在高三省普查后，才像突然开窍一般，排名不断上升的。终于高考了，放榜那天，我早早赶去了学校。我看到自己的名字了，我考上了想要去的厦门的一所大学，母亲激动地抱着我一直叫嚷着，我却着急地不断搜索许安康的名字。我从第一百名往前走，却怎么都找不到他的名字。终于，我看到了，年级第二名，许安康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

那个下午，我们绕着操场边走边聊天，聊到各自的人生终于要展开了，聊到自此展开的人生可能会把我们带入不同的生活，我们未来不一定有交集了，聊到大学毕业后估计就更要很少见到了。

父亲现在不开拖拉机了，骑一辆电动自行车。他们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赶着天蒙蒙亮，一圈圈绕着附近的村落喊着：“谁家要杀猪啊，专业老手哦。谁家要杀猪啊，专业老手哦。”

其实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和我各种明示暗示，养猪场快不行了。他们不避讳和我谈论这个，甚至不厌其烦地和我分析：“我们错在两个地方，当时政府建议我们扩大，要买地买设备，我们担心买了就没钱了，错过了。后来有家大的养殖企业让我们合并，我们没答应，他们就在隔壁村买了好大一块地，那当然就没咱家什么事情了。”

毕业后我便住在父母买的那套大平层里，另外那两套小户型开始对外出租。然后我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当时中国外贸行业正在迅速扩张，随便一家外贸公司都在迅速扩大，而我也一路升职。然后便有客户问我要不要干脆自己做，然后我做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不大，但一年也有一百多万元的净利润。
然后我遇到妻子，结了婚。父母隔三岔五来厦门住，但坚持每周都要回老家，因为他们得回老家去和人嘚瑟。在城市的鸟笼里没有人听他们吹牛，那不白白浪费了他们这么好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