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府建立了一套从诸侯手里和民间征收黄金的制度。诸侯王和列侯缴纳的酌金，从商人手中征收的市租，罪犯缴纳的罚金以及卖爵等，均要求用黄金来支付，使政府很容易聚集大量黄金。

东汉年间，黄金基本退出流通领域，黄金赏赐更是少见，基本为布帛所代替。据史料统计，东汉皇室的“赐金”数量，仅为西汉的百分之二。罚金与赎金虽然书面上依然以黄金为准，但实际上允许用折算后的钱、缣、米进行支付。东汉时期多次下诏，赎罪金用缣取代黄金。

葡萄原产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在公元前2世纪已成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酿酒作物。张骞凿通西域后，大宛国将葡萄种子进献给汉朝。黄瓜，原产印度，本是一种味道苦涩、尖刺扎人的野生植物。黄瓜刚引入中原时，被称为“胡瓜”。五胡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勒忌讳“胡”字，将其改称黄瓜。

蔡伦首先使用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可以使纸的产量大幅度提高。105年，蔡伦把他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和帝刘肇。汉和帝很称赞他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

在汉代，如果帝王用安车征聘某人，则表明此人受到了皇上的青睐。《后汉书》曾记载，汉桓帝用布帛做礼物，用安车去征聘名士韩康。此举体现了皇上给予韩康的一种特殊礼遇。反之，以安车送行也是一样的意思。

西汉初年，乘车时要行俯首之礼，保持端正姿容，因此多立乘高车。西汉中期后，统治者开始追求舒适与享受，坐乘才渐成风习。东汉以后，立乘就已基本销声匿迹了。

汉代辎车主要指妇女乘坐的车。史书中有多处记载皇帝的母亲、皇后以及后妃出门时乘坐辎车。辎车最大的特点是车厢与车盖相连接而将车厢掩蔽。车厢为两侧开窗，后方开门，且车厢内可躺卧休息。

中国自古以农业为本，因此重农轻商，商人被划归为“庶民”“小人”之列。乘牛车被视为是件“卑贱”的事。大小贵族死后，随葬品只用马车，而不用牛车。牛车在汉代成为商人们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不少富商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

《后汉书》记载，巨鹿太守谢夷吾由于春日出巡时乘坐牛车，而被认为有损国仪，于是将他贬官，降为下邳令。
东汉末年，由于长期战乱马匹大量减少，无马车可乘，于是宫廷、贵族逐渐开始接受并使用牛车，汉献帝刘协出行的坐骑便是牛车。

《隋书·礼仪志》记载：“晋制，诸王三公都乘牛车。南齐制，副三公乘牛车。”诸王乘犊车，因以云母饰车，故又称“云母车”。这是一种带屏障、配八牛的豪华“座驾”。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要配12头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以陶牛车入葬，是一种全国性革新式的葬俗。

汉代民间开始普遍使用并逐渐出现了驴车、骡马车。其实驴、骡马是从西域过来的，但由于驴可以驮人、拉车又适用于羊肠小道和山地运输，而且很便宜，所以很受民间推崇。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是从东汉后期到初唐的这400多年中，牛车作为一种时尚而存在，成为风靡一时的“豪车”。

“改邮为置”也是汉代邮传制度的一大创新。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中记载：“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即把原来称为“邮”的邮传设施，改称为“置”。置，就是根据测量出来的远近来设置办公机构。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30里，称为一置。置，实际上是邮传信使的中途休息站。所以“驿置”即后来的“驿站”。

王保顶《前四史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
东周惠、襄王时，司马氏去周适晋，到了五霸之首的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司马氏各奔前程，一支到卫国，一支到赵国，另一支到秦国。司马卬在秦末助项羽灭秦有功，被封殷王。据《晋书·宣帝纪》载，司马卬即是司马懿的祖先。

司马迁属于入秦的一支。入秦的司马氏定居少梁（今陕西渭南韩城），累世不徙，约过了三百年，司马错显于秦，官至蜀郡守，这是司马迁有确切世系可考的始祖。自司马错始司马氏世代仕宦。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生活在文、景、武帝时期，汉武帝建元、元封间为太史令。司马谈参与了很多朝廷重大礼仪的制订，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冬与祠官吕宽舒议定了祭祀后土的仪式，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冬参与制订封禅大礼。两年之后的元封元年，武帝正式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司马谈侍从武帝中途患病滞留洛阳，抱憾撒手尘寰。临终前司马谈把著史的重任托付给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