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善良且明智的人应当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所有有利条件来从事活动，这样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这样看来，幸福生活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面对外在的机遇和可能遇到的危险，一个人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利用外在的条件来抵御可能遇到的危险，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荣誉是德性的附属品，是不能作为人生以及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由于荣誉是外来的，是不依靠主体自身的，因而相比于德性，它必然不是最高的善。如果说人们在追求荣誉，不如说在追求荣誉背后的德性。虽则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是给予荣誉很高的地位，认为这是对拥有德性之人的最高奖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就是因为人性中内在的情欲和欲望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和克服。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几类犯罪的特征：
（一）有些犯罪是由于缺乏衣食；这里，法勒亚想到了平均财产这个补救方法，使人人都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就能防止迫于饥寒而起的盗窃行为。
（二）但衣食并不是犯罪的唯一原因。人们在温饱之余，或为情欲所困扰，就寻欢作乐以自解烦恼，他毕竟又触犯了刑法。
（三）人们还不仅为了解除其情欲的烦恼，而入于刑网；尽有情欲可得慰藉、名利可以满足的人，还是抱有漫无边际的愿望，于是他终究由于肆意纵乐而犯罪了……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

第一种犯罪是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种犯罪的起因并不是由于人性中的情欲和欲望的放纵引起的，相反，对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必须要加以满足才能避免人犯罪。但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犯罪都是由于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还要追求无穷的欲望和情欲导致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控制和克服人性中的情欲和欲望的放纵，不能完全依靠统治者个人的命令，因为即使是最贤明的统治者也会受到自身情感和欲望的影响。因此，法律在这里呈现出了自身的优势和特性。法律的特性就在于能够不受人的感情影响，体现的是人的理智，所以能够在处理事情时做到公正而无偏私。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也就是实现正义、公平等社会价值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并不只是为了制造刑罚单纯地处罚坏人，而是为了塑造具有德性的人。在德性的意义上，法律发挥了引导德性塑造的作用。通过法律禁止玩忽职守、临阵脱逃就能够使人逐渐培养自己的勇气，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通过法律禁止奢侈淫欲，就能够逐渐使人培养起自己的节制，成为一个节制的人；通过法律禁止打人或骂人，就能够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温和性情，成为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总之，法律所规定的这些内容会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德性。

【英】朱莉娅·安娜斯《解读柏拉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7章）
苏格拉底称自己像他母亲一样是一名接生婆：他把思想从人们心中接引出来，随后检验这些思想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推敲。苏格拉底执意破除他人的妄见，而从不自己立说。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只有先充分理解我们未经深思便接受的那些观念，哲学方能实现更高远的目标。

在柏拉图对话中，柏拉图本人从不在对话中现身。苏格拉底通常是主角，而对话本身有时是直接对话，有时是由别人或苏格拉底转述。在古代雅典，结婚是使家庭和城邦得以延续而必须要尽的一项义务，而柏拉图选择了独身。

柏拉图不收学费，但只有衣食无忧、愿意花时间研究哲学的富家子弟才有能力长期在柏拉图学园就学。学园是集中讨论的场所，不授学位，不打分数，不颁证书，也不给教职。

柏拉图著作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们都以戏剧形式写成，要么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对话，要么便是独白，而独白经常是转述他人的对话。很多作品刻画对话者的性格栩栩如生，布局谋篇别具匠心，非常巧妙地吸引读者的注意。

柏拉图极不愿意直接陈述自己的见解，不愿意以个人权威迫使读者接受这些观点。他当然知道有很多哲人写下权威性的论著，指点读者当如何思考很多重大问题。柏拉图本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明确实在、不易动摇的见解，因此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才能独树一帜。但他也视自己为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而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只是考察其他人的观点，力图让他们自己去领悟。柏拉图也同样想要读者自行领悟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