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是胆怯和鲁莽之间的中道。胆怯者之所以贪生怕死、谨小慎微、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他的怒气太过孱弱；相反，鲁莽者之所以什么都不怕，横冲直撞、冒失急躁，就是因为他的怒气太过旺盛，一旦被激怒就不受理性的控制。

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节制显然是与快乐相关的，因而，要划定节制的严格范围，就要分析与节制相关的快乐是哪一种快乐。他接着讲道，快乐分为三种：身体的快乐、荣誉的快乐、思考的快乐，并且提出，与节制相关的快乐只是身体的快乐，而不包括荣誉的快乐和思考的快乐。

日常语言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人过度地追求身体的快乐时，我们会说他是放纵的，但是当一个人过度地追求荣誉的快乐和思考的快乐时，我们通常不会说他是放纵的，而会说他荣誉心太重或痴迷于思考。

亚里士多德按照感官的不同，将身体的快乐分为视觉快乐、听觉快乐、嗅觉快乐、味觉快乐、触觉快乐。他依次分析了这些快乐，最终得出结论：只有触觉快乐才是与节制和放纵相关的快乐。

视觉快乐的典型例子是观看绘画，听觉快乐的典型例子是聆听音乐，这两种快乐实际上都是精神性的，尽管它们需要运用身体的感官。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在这些快乐方面是无所谓节制或放纵的。

嗅觉快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芬芳（例如花香）带来的嗅觉快乐，这是纯粹的嗅觉快乐，是无所谓节制或放纵的；另一种是食物香气带来的嗅觉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这种快乐的享受是存在节制或放纵的，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快乐并非纯粹的嗅觉快乐，而是和食欲相关。

味觉所辨别的是食物的美味，正如嗅觉所辨别的是食物的香气，这两种感官都是辅助性的，因为进食的本质并非享受美味或者香气，而在于摄入食物、获得营养、维持生命、增进健康。我们之所以要把食物做得色香味俱全，最终还是为了能够吃下它、消化它、吸收它，而这些过程涉及的快乐其实是从口腔到食道再到肠胃的触觉快乐。

亚里士多德从另一个角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快乐：普遍快乐和特殊快乐，前者指的就是所有人甚至所有动物都具有的自然快乐，后者指的是人才具有的经由习性形成的快乐。

进食本是所有动物的自然本能，但是唯有人类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进食，而是创造出烹饪的技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美食，这是文明取得的成就，是人类胜过其他动物之处。
然而，也正是这些丰富的美食给人类带来了五花八门的诱惑。自然界中的野兽通常只有胃口大小之分，不存在节制和放纵之别，而人类却特别容易放纵，也特别需要节制。

节制的德性是一种将自然欲望加以完善的优良习性，但是它存在的必要恰恰源自文明对自然的偏离。一方面，只有人类才能够凭借对于高贵的热爱来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做到宁死不屈、舍生取义；另一方面，也只有在人类这个物种内部才存在战争这种规模巨大、持久激烈的同类相残现象，如果没有战争这种恶，人类也就不需要勇敢这种善了。

亚里士多德指出，节制是放纵和冷淡之间的中道，放纵就是过度享受身体欲望带来的特殊快乐，冷淡就是对这方面的享乐完全缺乏感受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冷淡也是一种伦理劣性。
幸福取决于德性，而德性原本的含义是卓越，它强调一个人的自我完善，至于对他人和集体的贡献，应该从一个人的自我完善生发出来，而非以牺牲自我完善的方式来有益于他人和集体。

因此，即便冷淡者对他人和集体确实有益，冷淡也不值得提倡，因为它牺牲了冷淡者自己在身体享乐方面的自我完善。德性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由习性来完善的，天生寡欲的人，就是要通过后天的引导和培养来学会享受适度的快乐，这就正如天生多欲的人必须努力纠正自己一样。

在讨论伦理德性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所有的伦理德性都是为了内在的高贵，这是因为对高贵的热爱是人走向德性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遵循德性只是因为可以获得奖励、避免惩罚，那么他就只是在外在行为方面显得有德性，而不具备内在的德性。

真正的德性，始于一个人对高贵的热爱和对卑劣的厌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努力实现中道、避免过度与不及。但是高贵并非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符合德性的实践还需要实现有利的结果，这指的不是给有德者以奖励，而是实现对他的灵魂和人生而言真正的善；与此同时，德性带来的有利结果不仅仅是对有德者自己而言的，还包括对于别人而言的，体现为有德者对于他人和集体的贡献。

伦理德性对于他人产生的有利结果、在社会关系方面实现的良善状态，就是正义。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不同，现代法律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应，重视人的消极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法律并未禁止的事情，都允许人们去做），而古代法律既包括这个基本的层面，也包括伦理和道德方面的规范，不仅维护人的消极自由，而且提倡人的积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