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
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善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惟刘氏之法，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然绝后，独步无双。”(崔瑗《草书势》云：“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章草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绝险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鸾企鸟峙，志意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螣蛇赴穴，头没尾垂。机要微妙，临时从宜。”)怀瓘案：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亦犹篆周宣王时作，及有秦篆，分别而有大小之名。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赞曰：“史游制草，始务急就。婉若回鸾，撄如舞袖。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学者为宜。”
○行书
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献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观其腾烟炀火，则回禄丧精；覆海倾河，则玄冥失驭。天假其魄，非学之功。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也。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似本，而各挺之自然。(王珉《行书状》云：“邈乎嵩、岱之峻极，烂若列宿之丽天。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余好宏逸。虎踞凤跱，龙伸蠖屈。资胡氏之壮杰，兼钟公之精密。总二妙之所长，尽众美乎文质。详览字体，究寻笔迹。粲乎伟乎，如圭如璧。宛若盘螭之仰势，翼若翔鸾之舒翮。或乃放手飞笔，雨下风驰。绮靡婉娩，纵横流离。”)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赞曰：“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敛光芒，云虹照烂。鸾鹤婵娟，风行雨散。刘子滥觞，钟、胡弥漫。”
○飞白
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虽有此说，不言起由。按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阁。其体有二，创法于八分，穷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设妙，岂能诣此？可谓胜寄冥通，缥眇神仙之事也。张芝草书，得易简流速之极；蔡邕飞白，得华艳飘荡之极。字之逸越，不复过此二途。迩后羲之、献之，并造其极，其为状也，轮囷萧索，则《虞颂》以嘉气非云；离会飘流，则《曹风》以麻衣似雪：尽能穷其神妙也。卫恒祖述飞白，而造散隶之书，开张隶体，微露其白，拘束于飞白，萧洒于隶书，处其季孟之间也。(刘彦祖《飞曰赞》云：“苍颉观鸟，悟迹兴文。名繁类殊，有革有因。世绝常妙，索草钟真。爰有飞白，貌艳艺珍。若乃较析毫芒，纤微和惠。素翰冰鲜，兰墨电制。直准箭飞，屈拟蠖势。”)梁武帝谓萧子云言：“顷见王献之书，白而不飞，卿书飞而不白，可斟酌为之，令得其衷。”子云乃以篆文为之，雅合帝意。既括镞而藉羽，则望远而益深。虽创法于八分，实穷微于小篆。其后欧阳询得之。蔡伯喈，即飞白之祖也。赞曰：“妙哉飞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萦箭激，电绕雪雰。浅如流雾，浓若屯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谁其覃思，于戏蔡君。”
○草书
案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余疑不然。创制之始，其闲者鲜，且此书之约略，既是苍黄之世，何粗鲁而能识之？”又云：“杜氏之变隶，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为伯叔，二王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者。”怀瓘以为诸侯争长之日，则小篆及楷隶未生，何但于草。蔡公不宜至此，诚恐后诬。案杜度汉章帝时人，元帝朝史游已作草，又评羊薄等，未曰知书也。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怀瓘案，右军之前，能今草者不可胜数，诸君之说，一何孟浪。欲杜众口，亦犹蹑履减迹，扣钟销音也。又王愔云：“稿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者。”非也。案稿亦草也，因草呼稿，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稿，岂必草行之际，谓之草者。盖取诸浑沌，天造草昧之意也，变而为草法此也。故孔子曰“禅谌草创之”是也。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成，上官氏见欲夺之。又董仲舒欲言灾异，草稿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并是也。如淳曰：“所作起草为稿。”姚察曰：“草犹粗也，粗书为本曰‘稿’。”盖草书之文，祖出于此；草书之先，因于起草。自杜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继能，罗晖、赵袭亦法此艺。袭与张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实亦约文该思，应指宣言，列缺施鞭，飞廉纵辔也。伯英虽始草创，遂造其极。(索靖《草书状》云：“圣皇御世，随时之宜。苍颉既工，书契是为。损之草隶，以崇简易。草书之状也，宛若银钩，飘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躭思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入体，靡形不判。聘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著绝艺于纨素，垂百代之殊观。”)张伯英，即草书之祖也。
赞曰：“草法简略，省繁录微。译言宣事，如矢应机。霆不暇发，电不及飞。征士已没，道愈光辉。明神在享，其灵有歇。斯艺漫流，终古无绝。”
论曰：夫卦象所以阴骘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窃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众学分镳，驰骛不息。或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固须原心反本，无漫学焉。今欲稽其滥觞，不可遵诸子之非，弃圣人之是。
先贤说文字所起，与八卦同作，又云八卦非伏羲自重。夫《易》者太古之书，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弥纶乎天地，错综乎四时，究极人神，盛德大业也。子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盖欲讨论根源，悉其枝派。自仲尼没而微言绝，诸儒之说，是或不经。左丘明耻之，愧无独断之明，以释天下之惑。孔安国云：“宓羲造书契，代结绳。”非也。厥初生人，君道尚矣。应而不求，为而不恃，执大象也。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结绳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无文。洛书纠命，颉字胥分。”又班固云：“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并是也。《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离者，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理，盖取诸此也。”庖牺、神农氏没，轩辕氏作，始造图书、礼乐、度数、甲子、律历。自开辟之事，皆先圣传流于口，黄帝已后，纪录言之。无几，故《春秋》、《国语》唯发明五帝。太史公叙黄帝、颛顼以下事。孔子撰书，始自尧、舜，尚年月阙然。诗人所述，起乎虞氏，其可知也。巢、燧之时，淳一无教，故言上古昔者，俱是伏羲、神农之时；言后世圣人者，即黄帝、尧、舜之际。《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犹太阳一照，众星没矣。《史记》及《汉书》皆云：“文王重八封为六十四卦。”又《帝王世纪》及孙盛等以为神农、夏禹重之，并非也。夫八卦虽理象已备，尚隐神功。引而伸之，始通变吉凶，成其妙用，触类而长，天下之能事毕矣。故《易》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验也。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验也。若以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谓伏羲，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谓谁矣？则知伏羲自重八卦，不造书契，焕乎可明，不至疑惑也。
又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安国云：“河图、八卦，是洛之九畴。”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得河图而作《易》。”礼含文嘉曰：“伏羲则龟书，乃作八卦。”并乘流而逝，不讨其源，滋误后生，深可叹息。去圣久矣，百家众言，自古非一。正史之书，不经宣尼笔削，则未可全是，况儒者臆说耶？悠悠万载，是非互起。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人措虚，百人传实。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今或云“法龙图而作卦”，或云“则龟书而画之”，假欲遵之，何者为是？案《左传》庖牺氏有龙瑞，以龙纪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于河图，又文王等重之，则伏羲何功于《易》也？又夫子不言因图而画卦，自黄帝尧、舜及周公摄政时皆得图书，河以通乾出天包，雒以流川吐地符，是知有圣人膺运，则河、雒出图、书，何必八卦九畴。九畴者，天始锡禹，而黄帝已获洛书。《易》曰：“蓍龟神物，圣人则之。”然伏羲岂则蓍龟而作《易》？言圣人者，通谓后世《易》经三古，不独指伏羲也。夫蓍龟者，或悔吝有忧虞之象，或得失有吉凶之征，或否泰有阴阳之辞，或刚柔有变通之理。若河图、洛书者，或天地彝伦之法，或帝王兴亡之数，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圣人则之而已。孔子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是也。
故知文字之作，确乎权舆，十体相沿，互明创革，万事皆始自微渐，至于昭著。《春秋》则寒暑之滥觞，爻画则文字之兆朕。其十体内或先有萌牙，今取其昭彰者为始祖。夫道之将兴，自然玄应。前圣后圣，合矩同规。虽千万年，至理斯会。天或垂范，或授圣哲，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与乙耶！案道家相传，则有天皇、地皇、人皇之书，各数百言，其文犹在，像如符印，而不传其音指。审尔则八卦已为云孙矣，况古文乎！且戎狄异音各貌，会于文字，其指不殊。禽兽之情，悉应若是，观其趣向，不远于人，其有知方来，辨音节，非智能而及，复何所学哉！则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鸟兽之类，或蕴文章，又霹雳之下，乃时有字。或锡贶之瑞，往往铭题。以古书考之，皆可识也，夫岂学之于人乎！又详释典，或沙劫已前，或他方怪俗，云为事况，与即意无殊。是知天之妙道，施于万类一也，但所感有浅深耳，岂必在乎羲、轩、周、孔将释、老之教乎！况论篆、籀将草、隶之后先乎！缕而分之则如彼，总而言之其若此也。（出《法书要录》）
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善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惟刘氏之法，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然绝后，独步无双。”(崔瑗《草书势》云：“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章草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绝险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鸾企鸟峙，志意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螣蛇赴穴，头没尾垂。机要微妙，临时从宜。”)怀瓘案：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亦犹篆周宣王时作，及有秦篆，分别而有大小之名。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赞曰：“史游制草，始务急就。婉若回鸾，撄如舞袖。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学者为宜。”
○行书
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献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观其腾烟炀火，则回禄丧精；覆海倾河，则玄冥失驭。天假其魄，非学之功。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也。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似本，而各挺之自然。(王珉《行书状》云：“邈乎嵩、岱之峻极，烂若列宿之丽天。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余好宏逸。虎踞凤跱，龙伸蠖屈。资胡氏之壮杰，兼钟公之精密。总二妙之所长，尽众美乎文质。详览字体，究寻笔迹。粲乎伟乎，如圭如璧。宛若盘螭之仰势，翼若翔鸾之舒翮。或乃放手飞笔，雨下风驰。绮靡婉娩，纵横流离。”)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赞曰：“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敛光芒，云虹照烂。鸾鹤婵娟，风行雨散。刘子滥觞，钟、胡弥漫。”
○飞白
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虽有此说，不言起由。按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阁。其体有二，创法于八分，穷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设妙，岂能诣此？可谓胜寄冥通，缥眇神仙之事也。张芝草书，得易简流速之极；蔡邕飞白，得华艳飘荡之极。字之逸越，不复过此二途。迩后羲之、献之，并造其极，其为状也，轮囷萧索，则《虞颂》以嘉气非云；离会飘流，则《曹风》以麻衣似雪：尽能穷其神妙也。卫恒祖述飞白，而造散隶之书，开张隶体，微露其白，拘束于飞白，萧洒于隶书，处其季孟之间也。(刘彦祖《飞曰赞》云：“苍颉观鸟，悟迹兴文。名繁类殊，有革有因。世绝常妙，索草钟真。爰有飞白，貌艳艺珍。若乃较析毫芒，纤微和惠。素翰冰鲜，兰墨电制。直准箭飞，屈拟蠖势。”)梁武帝谓萧子云言：“顷见王献之书，白而不飞，卿书飞而不白，可斟酌为之，令得其衷。”子云乃以篆文为之，雅合帝意。既括镞而藉羽，则望远而益深。虽创法于八分，实穷微于小篆。其后欧阳询得之。蔡伯喈，即飞白之祖也。赞曰：“妙哉飞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萦箭激，电绕雪雰。浅如流雾，浓若屯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谁其覃思，于戏蔡君。”
○草书
案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余疑不然。创制之始，其闲者鲜，且此书之约略，既是苍黄之世，何粗鲁而能识之？”又云：“杜氏之变隶，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为伯叔，二王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者。”怀瓘以为诸侯争长之日，则小篆及楷隶未生，何但于草。蔡公不宜至此，诚恐后诬。案杜度汉章帝时人，元帝朝史游已作草，又评羊薄等，未曰知书也。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怀瓘案，右军之前，能今草者不可胜数，诸君之说，一何孟浪。欲杜众口，亦犹蹑履减迹，扣钟销音也。又王愔云：“稿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者。”非也。案稿亦草也，因草呼稿，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稿，岂必草行之际，谓之草者。盖取诸浑沌，天造草昧之意也，变而为草法此也。故孔子曰“禅谌草创之”是也。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成，上官氏见欲夺之。又董仲舒欲言灾异，草稿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并是也。如淳曰：“所作起草为稿。”姚察曰：“草犹粗也，粗书为本曰‘稿’。”盖草书之文，祖出于此；草书之先，因于起草。自杜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继能，罗晖、赵袭亦法此艺。袭与张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实亦约文该思，应指宣言，列缺施鞭，飞廉纵辔也。伯英虽始草创，遂造其极。(索靖《草书状》云：“圣皇御世，随时之宜。苍颉既工，书契是为。损之草隶，以崇简易。草书之状也，宛若银钩，飘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躭思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入体，靡形不判。聘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著绝艺于纨素，垂百代之殊观。”)张伯英，即草书之祖也。
赞曰：“草法简略，省繁录微。译言宣事，如矢应机。霆不暇发，电不及飞。征士已没，道愈光辉。明神在享，其灵有歇。斯艺漫流，终古无绝。”
论曰：夫卦象所以阴骘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窃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众学分镳，驰骛不息。或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固须原心反本，无漫学焉。今欲稽其滥觞，不可遵诸子之非，弃圣人之是。
先贤说文字所起，与八卦同作，又云八卦非伏羲自重。夫《易》者太古之书，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弥纶乎天地，错综乎四时，究极人神，盛德大业也。子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盖欲讨论根源，悉其枝派。自仲尼没而微言绝，诸儒之说，是或不经。左丘明耻之，愧无独断之明，以释天下之惑。孔安国云：“宓羲造书契，代结绳。”非也。厥初生人，君道尚矣。应而不求，为而不恃，执大象也。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结绳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无文。洛书纠命，颉字胥分。”又班固云：“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并是也。《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离者，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理，盖取诸此也。”庖牺、神农氏没，轩辕氏作，始造图书、礼乐、度数、甲子、律历。自开辟之事，皆先圣传流于口，黄帝已后，纪录言之。无几，故《春秋》、《国语》唯发明五帝。太史公叙黄帝、颛顼以下事。孔子撰书，始自尧、舜，尚年月阙然。诗人所述，起乎虞氏，其可知也。巢、燧之时，淳一无教，故言上古昔者，俱是伏羲、神农之时；言后世圣人者，即黄帝、尧、舜之际。《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犹太阳一照，众星没矣。《史记》及《汉书》皆云：“文王重八封为六十四卦。”又《帝王世纪》及孙盛等以为神农、夏禹重之，并非也。夫八卦虽理象已备，尚隐神功。引而伸之，始通变吉凶，成其妙用，触类而长，天下之能事毕矣。故《易》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验也。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验也。若以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谓伏羲，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谓谁矣？则知伏羲自重八卦，不造书契，焕乎可明，不至疑惑也。
又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安国云：“河图、八卦，是洛之九畴。”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得河图而作《易》。”礼含文嘉曰：“伏羲则龟书，乃作八卦。”并乘流而逝，不讨其源，滋误后生，深可叹息。去圣久矣，百家众言，自古非一。正史之书，不经宣尼笔削，则未可全是，况儒者臆说耶？悠悠万载，是非互起。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人措虚，百人传实。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今或云“法龙图而作卦”，或云“则龟书而画之”，假欲遵之，何者为是？案《左传》庖牺氏有龙瑞，以龙纪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于河图，又文王等重之，则伏羲何功于《易》也？又夫子不言因图而画卦，自黄帝尧、舜及周公摄政时皆得图书，河以通乾出天包，雒以流川吐地符，是知有圣人膺运，则河、雒出图、书，何必八卦九畴。九畴者，天始锡禹，而黄帝已获洛书。《易》曰：“蓍龟神物，圣人则之。”然伏羲岂则蓍龟而作《易》？言圣人者，通谓后世《易》经三古，不独指伏羲也。夫蓍龟者，或悔吝有忧虞之象，或得失有吉凶之征，或否泰有阴阳之辞，或刚柔有变通之理。若河图、洛书者，或天地彝伦之法，或帝王兴亡之数，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圣人则之而已。孔子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是也。
故知文字之作，确乎权舆，十体相沿，互明创革，万事皆始自微渐，至于昭著。《春秋》则寒暑之滥觞，爻画则文字之兆朕。其十体内或先有萌牙，今取其昭彰者为始祖。夫道之将兴，自然玄应。前圣后圣，合矩同规。虽千万年，至理斯会。天或垂范，或授圣哲，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与乙耶！案道家相传，则有天皇、地皇、人皇之书，各数百言，其文犹在，像如符印，而不传其音指。审尔则八卦已为云孙矣，况古文乎！且戎狄异音各貌，会于文字，其指不殊。禽兽之情，悉应若是，观其趣向，不远于人，其有知方来，辨音节，非智能而及，复何所学哉！则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鸟兽之类，或蕴文章，又霹雳之下，乃时有字。或锡贶之瑞，往往铭题。以古书考之，皆可识也，夫岂学之于人乎！又详释典，或沙劫已前，或他方怪俗，云为事况，与即意无殊。是知天之妙道，施于万类一也，但所感有浅深耳，岂必在乎羲、轩、周、孔将释、老之教乎！况论篆、籀将草、隶之后先乎！缕而分之则如彼，总而言之其若此也。（出《法书要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