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９、程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冯注：大麦纩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
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
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可是以后一定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会加重人民的困苦。」
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
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来，不由得感慨系之。

８０、高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冯述评］
每见沿江之邑，以摊江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
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
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
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
于是报准取消。
［冯评译文］
每见到沿江一带的县邑，人民为了江沙淤积的新田要缴纳田赋，因而赔损粮食，导致生活十分困苦!其实江中的沙在两岸淤积成为新田，官吏都很高兴，可以增加课税表现绩效；却不知道将来减少课税是如何的困难。
四川一带的盐井也是如此。陈子陛建议说：「有盐井才有课税，但因为有些旧盐井坍塌毁坏，而上级不肯免除他们的税，百姓受牵累，所以连新井都不敢开。应该订立新的法令，凡是废井一律免除课税，并准许开凿新井。从开新井那天算起，三年内免税，三年后才开始
征收。那么人民的困苦就可得到纾解，利益也跟着产生。如果课税太重，一时不能完全除去，应加以调查，另编一名册，一旦有优惠政策下来先考虑给他们免税，或延缓征收，或缴纳半数。慢慢地再调查新生的田地，再渐渐补扣。这样几年下来，就差不多可以办妥了吧
？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度使奉太祖的圣旨：「山东、河南的人民，除了已经编入名册缴纳田赋的人照旧征收外，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多少，永远不课税，有力气的人随他尽量耕种去。」这个办法可以做为边塞地区屯田的标准办法。

８１、王铎
【原文】
王铎为京兆丞时，李蠙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
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
［冯述评］
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译文】
唐朝人王铎（字昭范）任京兆丞（首都的市长）时，李蠙判度支（掌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那时每一次米粮从将长江、淮河一带运到京师，水陆的运费每斗要七百钱，京师的米价每斗四十钱，因此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一带的人不要再运米进京，只要每斗缴纳七百
钱就行了。
王铎说：「这个算法不对。如果不再从江淮运米、就地在京师买米，将会耗费京师的粮食，京师粮价就会上涨，而不再是每斗四十钱；反之，如果从江淮一带运米到京师，则同时可以救济很多贫民。」
后来在京师买米的制度推行起来，竟然没有人能阻止这个决定。京师的米价果然大涨，不到十天李度支请辞，因为没有百姓来京师。决议的人都佩服王铎明察事理，王铎也因而得到重用。
［冯评译文］
明朝初期实行中盐法，由商人运粮食去补给边境，边境再支付盐给商人运回内地。商人觉得运粮食很艰苦，于是招募人民在边境就地垦荒，以便利粮食的运输，后来边境所耕种的谷物都成熟了。这是运盐和屯田相互补充依赖最好的办法。
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粮为银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人心服！

８２、孙伯纯
【原文】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
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
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译文】
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史）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
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
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
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出产量多就会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了。」
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
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交通又不畅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
人们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
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受到征调，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了！」

８３、张咏
【原文】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冯述评］
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
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
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冯注：林、衡山先生之父。］
《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译文】
宋朝时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崇阳县知县，县民大都以种茶为业。张咏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深以为苦。
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卖，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都已成长，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
人民想念忠定公的恩惠，为他立庙。
［冯评译文］
温洲一带盛产好梨。明朝永嘉年间，有人拿去献给宦官，宦官于是命令百姓要以美梨进贡朝廷。
林官说：「梨子对百姓有多大的利益？假使每年都照例以梨子进贡，害处就大了。」要百姓把梨树全部砍掉。
宦官很生气，说他的坏话，好在遇到有人推荐林官表现优异，因而获得赦免。
近年来虎丘茶也成为僧侣的祸害，被僧侣砍伐殆尽。
唉！祸害不足道，但为父母官的人使百姓伐树避害，这种情意不值得怀念吗？
《泉南杂志》说：「泉南一带出产甘蔗，制糖以后利润优厚，往往有人把稻田改种甘蔗，所以稻米越来越少，都靠江浙一带供给。以后有人去那里当官的，最好设法加以禁止。初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其实对后来有很大好处。

８４、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译文】
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
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

８５、程颢　毕仲游
【原文】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
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冯述评］
建中初［冯注：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冯注：哲宗初号］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冯注：神宗改元］、绍圣［冯注：哲宗改元］为之对，有对则争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
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
。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
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
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译文】
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
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绛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
程颢说：「现在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
韩又问：「他们真做了宰相！以后会如何动作？」
程颢说：「应该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吧！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了。」
韩说：「有什么忧虑？」
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追求眼前利益，假使他们自己能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那自然很好。不然的话，党派斗争的祸害也许会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
不久以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
［冯评译文］
徽宗建中初年，江公望(睦州人，字民表)任左司谏(左右司谏为谏诤政事缺失的官吏)，他上奏道：神宗与哲宗元祐时期的臣子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哲宗却当做仇人似的罢黜他们，陛下（徽宗）如果任用元祐时期的臣子，一定有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时期的臣子出来作
对，一作对就有纷争，一产生纷争，党派又将出现了。
司马光为政，全面推翻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字介甫，封荆国公）的变法措施。
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说：「
从前王安石的改革理论所以能说动先帝，是担心财政不充裕。所以凡是可以取得民财的行政措施无不采用。其实散发青苗、设置市易、收助役钱、变更盐法，只不过是事务的推行而已，而想有所作为，担心财政不足，却也是人之常情。［冯注：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
。］不能驳倒改革的思想基础，而只是去禁止改革的措施，怎么说也行不通的。
现在已经废除青苗、停办市易、取消役钱、废止盐法了。
凡是声称为求利而伤害百姓的事，一概废除变更。那么以前任用来推行新法的人，一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除’市易不可停办’役钱不可除去’盐法不
可废止，一定不是只在口头说说，二且思想上一定持有财政不足的观点，谈论财政不足的实际情形，去动摇皇上的心意。
因此，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来也可以使它听从，还会被感动。
如此，则现在废除停办的各种新法都可能再恢复办理。
当今之计，应当尽量为天下人着想，明白收入支出的数目，以各路所累积的钱和粮食，全数归于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使用二十年。几年之后，又将十倍于现在。
使天子明白天下财物的充裕，那么不足的论调就无法在皇上面前胡乱提起，然后新法才可能永久废除。
从前王安石居于相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
现在想找出以前的弊病，而皇上左右侍从官吏，十之七八都是王安石一派的人。如此，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然而每百人之中，这种人只占十来个，这个势力还有什么可为的呢？
明明力量不可为却要勉强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止也将再兴办起来，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役钱、盐法，没有一件不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来补救以往的弊病，就像一个久病稍愈的病人，他的父子兄弟都喜形于色，却不敢恭贺他，因为他的病还在。」
司马光接到这封信，非常惊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被毕仲游料中了。

８６、陈瓘
【原文】
陈瓘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缴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挚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圭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
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邹浩还朝，帝首言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瓘，瓘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缄，则不可辨矣。」
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讵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
昭州，果如言。
［冯述评］
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
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瓘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
。」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边批：无识者每坐此弊。］
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
陈公在通州。张无垢［冯注：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徼申政典局，乞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
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耶？」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
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
【译文】
宋朝人陈瓘（字莹中）接奉圣旨，前往晋谒天子。来到宫门，听说皇帝有道谕旨，命令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缴回以前诸大臣进呈给皇帝，后又被退回的奏章。陈瓘对宰官的部属谢圣藻说：「这一定是奸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而出此计谋，如果把退回的奏章全
数进呈皇上，将来如有是非变乱，省官（掌理朝廷馆阁的职务）要如何表明自己的清白呢？」
陈瓘于是举出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挚（东光人，字萃老）等人家族的故事告诫谢圣藻做例子，蔡京的奏疏中捏造说刘挚带剑入朝廷，想杀王圭（华阳人，字禹玉）等事，谢圣藻听了非常害怕，就对宰官报告这件事，然后抄录副本留在三省中。
后来蔡京的党羽欺诈诬蔑掩饰过失的言辞都行不通，由于有这些副本、而无法消灭罪证的缘故。
邹浩重回朝廷任职，皇帝首先和他谈及有人上谏立皇后的事，于是再三地嘉奖赞赏，又问及谏书在哪里，邹浩回答说：「已经烧了。」
退朝后，邹浩就告诉陈瓘，陈瓘说：「灾祸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将来奸人随便捏造一封谏书，都将无法分辨真伪了。」
起初，哲宗有一个儿子献愍太子，名茂，是昭怀皇后刘氏为妃子时所生的，在此之前哲宗没有儿子，皇后之位也还空着，昭怀请求哲宗说：「应当立茂为太子。」但是茂才出生三个月就夭折了。
邹浩曾三次上疏劝哲宗立刘氏为后，事后又把奏摺销毁了。
蔡京得势以后，因向来忌恨邹浩，就命他的党羽伪造邹的奏疏道：「刘氏杀死卓氏而夺走卓氏的儿子。欺瞒人还可以，怎么可以欺瞒得过上天呢？」
徽宗命令要查明这件事，同时再次贬谪邹浩为衡州别驾、诸州通判，不久又放逐到昭州，结局果如陈瓘所言。
［冯评译文］
两件事一个格局。谢圣藻依照陈瓘所言去做，结果逃过谗言之害；邹浩不肯依从，而受到陷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话丝毫不假。
徽宗即位初期，想改革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病以安定国家大势，于是大开朝廷进言之路。众臣拟议：应让瑶华复位、司马光等业已作古的老臣的重新授职，应该优先办理。
陈瓘当时在谏院，却以为囚禁废黜母后，追贬旧宰相，都是以正当的理由来施行的，不是因为轻微的事故，如今想恢复他们的名衔，当先辨明他们是被诬告的，昭雪他们的罪名，诛罚假造名目的人，然后废除以前的诏令。一切要在合乎礼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才不会留
下把柄。不该速决速办，否则将来再被推翻，后悔就来不及了。
朝廷商议之后，认为陈瓘的办法缓慢费时，想尽快顺应人情的要求，于是立即施行。
后来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得势以后，将建中年间的施政完全加以改变，此时众人才叹服陈的远大见识。
陈瓘在通州时，张无垢（张商英，谥文忠）入朝为相，想推荐陈瓘来帮助自己。
当时新设政典局，就从局中接奉圣旨，采用陈所著的《尊尧集》中的论述，做为施政的方针，然后由政典局任用陈瓘。陈料想这种事不会有什么结果。
书已写好还没寄出，州郡又奉政典局的命令来催促。
陈瓘于是写了一本奏章，用黄帕封好缴给政典局，要求他们在皇帝面前拆开。
有人对他说直接向政典局表达就可以，何必上达朝廷。
陈瓘说：「我恨不得能直接呈给皇上亲自看呢，只是没有得到皇命。怎么可以写信给他们呢？张无垢担任宰相想有所作为，不在三省公开施行，却设置政典局来任用官员，当成私事来办。别人定会怀疑忌妒。恐怕《尊尧集》还没有送到，张相等人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要
离他们远一点还怕办不到，何况是给他写信呢？」
不久，事态全如陈瓘所言，张无垢被罢黜，他自己也被贬台州。当道者更谴责他私下送东西给张无垢，想要得到任用。众人这才佩服陈有远见。

８７、林立山
【原文】
《武庙实录》将成时，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中贵张永坐罪废。翰林林立山奏记副总裁董中峰曰：「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昨闻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边批，各从其党。］疑信之间，茫无定据。今上方总核名实，书进
二事，必首登一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董公以白总裁费鹅湖，乃据实书：「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天子由是倾心宰辅，宦寺之权始轻。
【译文】
《武庙实录》快要完成时，内阁（明太祖置，相当古代中书省）首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因为忤逆圣旨，罢官回乡，宦官张永因罪被废。
翰林林立山记事上陈总裁（国史实录馆的监修官）董中峰说：「历史是万世是非衡量的标准。昨天听到迎立世宗的事，有人说是宦官所为，有人说是内阁所为；杀逆贼江彬的事，有人说是廷和之力，有人说是张永之力。哪种说法真实，茫然没有一定的依据。现在皇上正
全面核对各个事件的真实性。如果有人禀奏这两件事，皇上必先阅览，恐怕会以为张永真的有功，廷和真的有罪。君子小人，谁得到任用、谁受到罢黜，关键就此决定。」
董中峰将此事报告总裁费鹅湖，于是据实写道：「慈寿太后派宦官听取内阁的决议，天子因此心向内阁宰辅，宦官的职权方被减轻。」

８８、周宗　韩雍
【原文】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
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面见颜而已。
韩公雍旬宣江右时，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边批：已猜着几分。］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状，公辞病聩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
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方释。
【译文】
烈祖（南唐始祖李日升）镇守建业（南京）之时，义祖（烈祖建国后，奉徐温为义祖）在广陵去世，烈祖命人致意丧家，他将亲往奔丧。
自康王（义祖的儿子，名和）以下的多位公子对周宗（南唐·广陵人，字君太）说：「听说兄长的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于情于礼，不必偏劳西渡广陵奔丧。」
周宗猜想这些话不是康王的本意，坚持请求用书信回复，以便对烈祖呈示实情，康王却忽然要告辞离去。
周宗从衣袖里取出笔来，又命左右的人拿纸，拿到旧茗纸贴，请求康王亲笔书写，康王不得已写下：「本应亲自到东府来办丧事，正值多事之秋，二哥不必以奔丧之事为念。」
第二年，烈祖亲临广陵，康王及诸位公子果然握住烈祖的手，表示非常悲痛，并怪烈祖没有奔丧的诚意，用各种理由来责备他，希望引起众人的物议，烈祖因而拿出康王所写的信给众人看，遂使康王羞愧不已。
韩雍巡视江西时，属下忽然报告宁王的弟弟某王来到，韩雍于是称病请求稍待，暗中派人急速去报告三司，且索求一张白木几。
韩雍跪拜相迎，某王一进来，就详细说明兄长叛变的情状，韩雍推说有耳病听不见，请某王用写的，王要纸，左右的人就把白木几端出来，王于是详细地书写此事后才离去。
韩雍将此事禀秦朝廷，朝廷派使臣查不出任何事迹，这时诸王兄弟正欢乐相聚，请旁人不要多言，使臣回朝后，朝廷判处韩雍离间亲王的罪，命人带着刑具要将韩雍押走，韩雍于是呈上白木几和某王亲笔写下的文字，才被释放。

８９、喻樗
【原文】
张浚与赵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相得甚欢。人知其将并相，史馆校勘喻樗独曰：「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在相位，万一不合而去，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悖戾矣。」
［冯述评］
曹可以继萧，费、董可以继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气脉也。若乃不贵李责力，以遗孝和；不贵张齐贤，以遗真庙。是人主自以私恩为市，非帝王之公矣。
【译文】
宋翰人张浚（绵竹人，字德远）与赵鼎同心辅佐政务，专务阻塞侥幸求取官位的门路，压抑皇帝身边亲近习用的人，合作得很愉快。
很多人猜测他们两人将一起担任宰相。
只有史馆校勘（官名）喻樗说：「他们两人只适宜暂时同在枢密院。将来赵鼎退休，而张浚继续留任。成就事业任用人才，应该不会相差太远，那么这股气脉就可以延续；如果两人同处宰相之职，万一合不来而求去，原先的政策作为必然大幅变动，这不就是贤者自相背
离乖戾了吗？」
［冯评译文］
曹参（汉·沛人，接代萧何为相）可以继承萧何，费祎、董允（蜀汉·枝江人，字休昭）可以继承诸葛亮，这是君子为了自己延续自己的气脉而做的布局。至于唐太宗不提拔李绩（唐·离狐人，本姓徐，字懋功，归唐后建立大功，赐姓李），想要留给唐中宗重用。宋太
祖不提拔张齐贤（宋·冤句人，字师亮），想要留给宋真宗重用。动机都出于人君把私人的恩惠做为笼络的手段，就不合帝王应有的公平、公正的态度了。

９１、赵凤杨　王司帑
【原文】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凑其门。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乃就除光禄卿致仕。
杨王沂中闲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杨以所执杖书地上作一画。相者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王谔然，诘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字也。」王笑，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司帑持券熟视曰：「汝何人，乃
敢作我王伪押来赚物。吾当执汝诣有司问罪。」相者具言本末，至声屈，冀动王听。王之司谒与司帑打合五千缗与之，相者大恸，痛骂司帑而去。异日乘间白杨，杨怪问其故，对曰：「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王社，何所复用相。
」王起，抚其背曰：「尔说得是。」即以予相者几百万旌之。［边批：赏得是。］
【译文】
早先，晋阳有位看相的人名叫周玄豹，他曾经说李亶日后将非常显贵。
后来李亶果然即位，成为唐明帝，就想找看相的人到京师来。
赵风说：「玄豹的话已经应验了，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师，恐怕一些轻浮阴险的人，都集中到他那里。自古以来方术之士的胡乱猜测，导致灭族的情形很多！」
于是让他以光禄卿（掌祭祀朝会的官）的荣衔退休。
宋朝时，杨存中（原名沂中，卒封和王）某日闲居时曾到郊外巡视，遇到一位测字的相者。
杨存中用他所拿的杖在地上写了一画，测字的人见了，鞠躬不迭地说：「阁下为什么以便服出巡到此地来，应该自爱自重才是。」
杨存中惊奇得不得了，问他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身份。
测字的人说：「土上一画就是‘王’字啊。」
杨存中很高兴，亲自批示给相者五百万钱，用平日签名的方式，命令看相的第二天去找王府管财物的人领取。
管财物的司帑拿着票券仔细察看，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我家王爷的签名来骗取财物，该把你送到官衙去治罪。」
看相的说出事情的经过，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委屈，希望引起杨存中的注意。杨存中的管家和司帑于是谈好给他五千钱，看相的非常悲痛，大骂司帑之后才离开。
后来司帑乘机告诉杨存中此事，杨存中很奇怪，就问司帑是何故。
司帑说：「他现在说你是亲王，如果将来又胡乱加些言辞，大王您就会遭毁谤了。而且恩王已经设立王社（祭土神的庙），何须再用到看相的人？」
杨存中听了即刻站起来，抚着他的背说：「你说得很对。」
就把原来准备给看相的几百万钱赏赐司帑。

９２、程颢
【原文】
程颢为越州佥判，蔡卞为帅，待公甚厚。初，卞尝为公语：「张怀素道术通神，虽飞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祖成皋相持，彼屡登高观战。不知其岁数，殆非世间人也！」公每窃笑之。及将往四明，而怀素且来会稽。卞留少俟，公不为
止，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以不可训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谄合，下民从风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愿此。不然，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十年，怀素败，多引名士。［边批：欲以自脱。］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寻求无迹而止。非公素
论守正，则不免于罗织矣。
［冯述评］
张让，众所弃也，而太丘独不难一吊。张怀素，众所奉也，而伯淳独不轻一见。明哲保身，岂有定局哉！具二公之识，并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矣，不能自晦以预免董卓之辟；逮既辟，称疾不就犹可也，乃因卓之一怒，惧祸而从；受其宠异，死犹叹息。初
心谓何？介而不果，涅而遂淄，公论自违，犹望以续史幸免，岂不愚乎？视太丘愧死矣！
《容斋随笔》云：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居观之东廊，栽花酿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能作大字。何欣然款留，数日方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即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良久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谢客。忽有一道人，亦
美风仪，多技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骂，合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灵噩，旋得上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无不厚报。若水乘驿赴阙，官至蕊珠殿校籍，父母俱荣封。而老何以尝骂故，朝夕忧惧。若水以书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
二之鉴也！
【译文】
宋朝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字元度）为元帅，对待程颢颇为优厚。
起初，蔡卞不断告诉程颢，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说过孔子杀少正卯时，他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不知道他现在多少岁数，大概不是世间的凡人。
程颢听了偷笑不已。
后来他将前往四明（山名，在浙江余姚县附近）时，张怀素也正要去会稽，便示意程颢稍候。
程颢没有等他，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
二十年后，张怀素东窗事发，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想借此脱罪］，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后来因为找不到一点事迹而作罢。如果不是因为程颢向来言行正直，没有漏洞可寻，就不免被人陷害了。
［冯评译文］
张让是众所摒弃的人物，陈寔却肯去吊祭他的父亲；张怀素是众人所推崇的，而独有程颢不肯轻易和他见面。明哲保身，哪有一定的方式呢？同时具有这两位先生的见识，不相悖而行就可以了。
蔡邕亡命江海达十二年之久，还是不能隐藏自己以回避免董卓的征召；既被征召，称病不去还可以，却因董卓生气，怕降祸于自己而顺从了；受到董卓的宠幸，还为董卓死而叹息。他起初心志耿介却不能坚持，终于受到小人的影响，而违背自己的理念和言论，还希望继
续修纂历史以求赦免，不是很笨吗？蔡邕比起陈，真应该羞愧死了！
《容斋笔记》说：「会稽天宁观的老人何道士，住在观里的东廊，种花酿酒，有客人来就热诚招待。有一天，有个道人登门求见，容貌俊伟，善于言谈，写得一手好大字。何道士很高兴的招待他，几天后才离开。不久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就是前日招待的道人，何道士因
此受连累，坐牢很久才释放出来。
从此，何道士畏惧客人如畏惧老虎一般，关起门来谢绝拜访。某天忽然有一个道人，容貌也很俊美，又多才多艺，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绍他来的，何开口大骂，关起门来拒绝他。
没想到这位道士是永嘉的林灵噩，不久得到皇帝宠幸，显贵一时，赐名灵素。林灵素平日接受别人一点恩惠，无不加倍报答。若水乘驿车到京城去，官做到蕊珠殿校籍，父母也都受封；而老何因为常常骂他的缘故，早晚都担心害怕。若水写信安慰老何，何才稍微安心了
些。
这些都可以作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鉴诫。

９３、薛季昶　徐谊
【原文】
张柬之等既诛二张，迁武后，薛季昶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桓彦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为天子藉手。」季昶叹曰：「吾无死所矣。」及三思乱政，范甚悔之。
赵汝愚先借韩侂胄力，通宫掖，立宁宗。事成，徐谊曰：「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适亦谓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赏酬侂胄，勿令预政。」汝愚谓其易制，皆不听，止加侂胄防御使。侂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
祸。
武三思、韩侂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讨而除之；胄有功，故宜赏而远之。除三思，宜及迁武氏之时；远侂胄，宜及未得志之日，过此皆不可为矣。五王、汝愚皆自恃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驾而有余，而不知凶人手段更胜于豪杰。何者？此疏而彼密，此宽而彼狠
也！忠谋不从，自贻伊戚。悲夫！
【译文】
唐朝时，张柬之等人杀了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之后，又迫使武后交出政权，住到上阳宫里去了。薛季昶（龙门人）说：「两个元凶虽然已经杀了，但后患还在，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桓彦范（丹阳人，字士则）说：「武三思就如同案板上的一块肉罢了，且留给天子做个人情吧！」
薛季昶叹息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后来武三思果然扰乱朝政，桓彦范非常后悔。
宋朝时赵汝愚（字子直）先借韩胄（安阳人，字节夫）之力，请求宪圣太后的同意，拥立宁宗当皇帝。事成后，徐谊（温州人，字子宜）说：「韩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满足他的欲望同时疏远他。」
叶适（永嘉人，字正则）也对赵汝愚说：「韩胄所希望的不过是大将军的名位，应该给他。」
朱熹说：「汝愚应该好好酬谢韩胄，又不要使他得到太大的实权。」
赵汝愚认为韩胄很容易控制，不听众人劝导，只给了韩胄一个防御使的职位，同时又掌握兵权，使他非常怨恨失望，终于酿成赵汝愚日后的祸患。
［冯评译文］
武三思、韩胄都是小人。然而武三思有罪，所以应该明白公布他的罪状，再除掉他；韩胄有功，所以应该奖赏、但是疏远他。除掉武三思应该在武后退位时，疏远韩胄应该在他尚未得志之日。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办法了。五王、赵汝愚，都自恃地位才能超过小人有余，
却不知道这些恶人的手段更胜于豪杰之士。为什么呢？因为君子疏忽而小人精细，君子宽容而小人凶狠。诚意的劝导不肯听从，终于为自己留下哀戚，实在可悲！

９５、刘晏
【原文】
刘晏于扬子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
运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边批：惜小妨大。］
【译文】
唐朝时刘晏（南华人，字士安）在扬州设置造船厂，每艘船贴补一千缗钱（一千个钱用丝绳贯成一串称为一缗）。有人说实际上用不到一半，应删减一些。
刘晏说：「不对，为了长远的打算，不可以吝惜一点小费用。凡事一定要为永久打算，目前才开始设置造船厂，需要用到很多人员，应当先使他们的费用不会短绌，制造出来的产品才能坚固，如果对他们斤斤计较，事情怎能做得长久呢？将来负责的人一定会删减，减半
还可以，如果删减过多，这种事业就无法保持长久了。」
五十年后，果然有官吏删减一半的补贴"到懿宗咸通年间，官吏先算好费用才给钱，就不再有盈余了，于是造出来的船轻薄易损，水道运输因而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