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成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的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径。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远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施行军事统治，虽说是继承了明代的政治结构，奉中国文化传统及儒家经典为正统，但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大兴文字狱，对汉族文化进行了相当的摧残。现在有许多人只考虑政治层面，讲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图，建立大清帝国，繁荣稳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讨清朝盛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为了政权的团结安定，戕害文化艺术生机。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写《己亥杂诗》的时候，就总结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有着诗人全景宏观的直感，看到了晚明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新生机，在清朝运作有效的政治高压下，一点一点一点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没有了文化创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创新的动机与意愿，是没有前景的，只能日渐枯竭，最后濒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华帝国好像还是一个大帝国，疆域辽阔，子民众多，继续声称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像一棵蛀空的大树，从内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渐凋萎的树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摧残。讲明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心中放几把不同的尺子，不能只讲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讲长远的文化艺术传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着眼，都是文化艺术最能够长存，社会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与管制都是短暂的。可是掌握权柄的政客却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颠倒历史意义的先后缓急。
这里提出的历史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昆曲发展的历史背景。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我们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优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说明文化创意的延续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扰。这两部戏曲，都在康熙年间写成，《长生殿》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写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两部戏都运用了历史题材，诉说一些自我的感怀，追思前朝美好岁月的幻灭。这期间应该算是康熙盛世，是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在1683年收复了台湾，稳固了政权，纂修《大清一统志》、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也开始南巡。改朝换代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政局也基本稳定了，发抒点故国的怀念与思古之幽情，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起码创作自由，可是这两部戏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迫，难以摆脱以古讽今的指责，让人心寒。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发展的文化创新与艺术追求，在思想、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领域，经过明清易代，经历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之后，还能有所延续，还能继续在恶劣的政治高压下焕发生机，出现《长生殿》与《桃花扇》，问题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治环境，晚明的自由开放还能持续多久？清朝前半叶为什么还能够让昆曲继续发展，甚至出现张岱的《红楼梦》，都是因为晚明余韵的延续，而不是清朝政治稳定局面的结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来说“余韵”，就是“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到了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文人连残山梦都做不成，连“旧境”都已经抹杀殆尽，都无法入梦了。
第三，清兵入关之后，施行军事统治，虽说是继承了明代的政治结构，奉中国文化传统及儒家经典为正统，但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大兴文字狱，对汉族文化进行了相当的摧残。现在有许多人只考虑政治层面，讲康雍乾三朝如何拓展版图，建立大清帝国，繁荣稳定，成就了大清盛世。很少探讨清朝盛世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为了政权的团结安定，戕害文化艺术生机。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写《己亥杂诗》的时候，就总结出清朝思想文化的退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有着诗人全景宏观的直感，看到了晚明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创新生机，在清朝运作有效的政治高压下，一点一点一点被戕害掉，最后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没有了文化创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创新的动机与意愿，是没有前景的，只能日渐枯竭，最后濒于僵死。表面上看，晚清的中华帝国好像还是一个大帝国，疆域辽阔，子民众多，继续声称继承五千年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像一棵蛀空的大树，从内里掏空了，只剩下日渐凋萎的树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摧残。讲明清历史文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心中放几把不同的尺子，不能只讲短期的政治盛衰，不讲长远的文化艺术传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着眼，都是文化艺术最能够长存，社会生活的改善最得民心，而政治操作与管制都是短暂的。可是掌握权柄的政客却从权力控制的角度思考，颠倒历史意义的先后缓急。
这里提出的历史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昆曲发展的历史背景。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我们可以拿清朝最有名而且是最优秀的昆曲作品，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为例，说明文化创意的延续性，及其遭遇的政治干扰。这两部戏曲，都在康熙年间写成，《长生殿》写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桃花扇》写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相隔十一年。两部戏都运用了历史题材，诉说一些自我的感怀，追思前朝美好岁月的幻灭。这期间应该算是康熙盛世，是个和平稳定的时期，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并在1683年收复了台湾，稳固了政权，纂修《大清一统志》、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也开始南巡。改朝换代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政局也基本稳定了，发抒点故国的怀念与思古之幽情，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起码创作自由，可是这两部戏曲都遭到了很大的政治压迫，难以摆脱以古讽今的指责，让人心寒。由此，我们看到，在晚明发展的文化创新与艺术追求，在思想、文化、艺术和审美的领域，经过明清易代，经历政权更迭，天翻地覆之后，还能有所延续，还能继续在恶劣的政治高压下焕发生机，出现《长生殿》与《桃花扇》，问题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治环境，晚明的自由开放还能持续多久？清朝前半叶为什么还能够让昆曲继续发展，甚至出现张岱的《红楼梦》，都是因为晚明余韵的延续，而不是清朝政治稳定局面的结果。借用孔尚任《桃花扇》的文字来说“余韵”，就是“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到了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文人连残山梦都做不成，连“旧境”都已经抹杀殆尽，都无法入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