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六年：季梁的谏言鲜明地体现了《左传》的民本思想。春秋之事，唯祀与戎，而民是神之主，要想求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和民。随侯恐惧而修明政治，得到民心，使得楚国不敢轻易侵略它，这既是战略思想，也是治国思想。而”齐大非偶“成为郑公子忽流传后世的明言，针对拒婚这件事，既有人感慨他的智慧，也有人感叹他的愚蠢。得到齐女文姜，就得到了大国的支持，郑忽君位可保，但文姜又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她与兄长襄公的淫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鲁、齐两国君主的死亡，哪样的结果恐怕都不是郑忽所想要的吧。

桓公七年：繻葛之战后，郑庄公实力强大，已成小霸，四处征讨。周王室实力更弱。对于诸侯的兼并战争毫无控制的能力，只有善后的作用。这一点从诸侯联军攻打盟邑、向邑后，周桓王只能迁移两地的百姓即可得知。

桓公八年：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说，春秋时有公侯伯子男五种诸侯。其中，周之畿内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亲及与王关系密切者也称为”公“，如虢公、虞公。宋是商朝之后，于周为客，也称为”公“。其他较大的国如齐、鲁、卫、陈、蔡、晋等国皆称”侯“。畿内及畿外小国之君有称为伯的，如原伯、毛伯、郑伯、曹伯等。蛮夷之君皆称子，如楚、吴、越、邾、莒等。男是华夏小国诸侯之称，与子相近，如许男等。但是春秋时期称呼爵位已较为混乱。楚武王是春秋僭号为王的第一人，也是楚国的奠基者之一。他有雄才大略，在位五十一年间，利用周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国尚无力南顾的良好时机。对内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积极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对外进行武力扩张，多次征伐、吞并周围的小国，扩大了楚国的疆域。武王前后伐随三次，其用意不是单为吞并土地，而是想让与天子同姓的随国成为其附庸，提升楚国的政治地位、这里记载的是第二次战争，随国战败后被迫立盟，尊楚子为王，从此开始了楚国的强盛之路。

桓公九年：楚国在南方的崛起的逐渐引起中原诸侯的不安，春秋初期郑国与蔡国为了防范楚国的北进而在邓盟会即是其明证。楚武王熊通僭号称王后，通过沈鹿会盟得到周边诸侯的承认，巴国等在会盟后成为楚国的附庸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邓国是楚国北进的阻碍。鲁桓公九年，由于巴国使者在邓的附属国鄾被杀而引发了楚、巴、邓、鄾之间的战争，邓、鄾联军战败，鄾也被楚国占领，离楚灭邓北进更进一步。此战中楚斗廉采用了后撤诱敌、两翼包抄合围的战法，是春秋时期运用后退包围战术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

桓公十年：《左传》叙事往往注重铺垫，尤其是关涉到国家和人事的兴衰，内因外因都交代清楚，绝无突兀之笔。虢、虞二国的君主均属内政不修，颇有失德之处，如虢公与大夫不和，而虞公兄弟因财生隙，看到两国君主的行为，对两国接连灭亡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

桓公十一年：蒲骚之战是楚国东进的首捷。在这次战争中，郧国大败。楚国远交近攻，与贰、轸二国结成了联盟，顺利开始向汉东的扩张。斗廉提出了“师克在和而不在众”的道理，后来经过吴起、孟轲等思想家、军事家的完善和发展，发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

桓公十二年：楚国在蒲骚之战中战胜了试图阻遏其东进的郧国军队，第二年又用诱敌之计大败绞国，并逼迫绞国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

桓公十三年：楚莫敖屈瑕因蒲骚、绞之战的连续胜利而骄傲自满，在率领大军讨伐小国罗的时候遭遇了惨败。主将屈瑕自缢，开创了楚国统帅以身殉职、以死谢罪的先例。而武王夫人邓曼则在此战之初就显示了她非凡的政远见。清人马骅《左传事纬》称赞邓曼：“趾高而知必败，心荡而知禄尽，楚乃有此奇识人！”

桓公十四年：春秋初霸郑庄公死后，其子昭公、厉公等为继承君位而兄弟相争，列国插手其中，郑国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动荡中，使得郑庄公时期积累的优势消失殆尽。特别是宋国联合齐卫、陈、蔡攻进郑国都城劫掠，可见郑国国力已经大为削弱。

桓公十五年：春秋时期贵族内部的倾轧斗争异常激烈，远非人情所能理解。雍姬在父亲祭仲和丈夫雍纠这两个最重要的亲人之间做出了艰难的抉择，也留下了“人尽可夫”这个经常被误解的成语。雍姬母亲的话从血缘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另外，这种说法也与当时再婚普遍，对妇女还没有“从一而终”的要求有关。这种残酷的选择在春秋政治家族中并不罕见，如襄公二十八年齐大夫卢蒲癸欲杀岳父庆舍，他的妻子庆姜做出了与雍姬相反的选择。

桓公十六年：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认为，春秋时期贵族家庭仍保持有较浓重的家长制色彩，所以男女关系比较通融，平辈间、上下辈间都可以发生婚姻关系，最突出的是儿子继承生母以外之诸母与弟弟继承嫂子，这都是家长制大家庭的特色。有“侄娣从嫁"及”媵“之制度说明家长制家庭中保存多婚及群婚之婚姻状态。从《诗经》中郑、卫等风也可知当时男女较易结合，也分散。但在春秋时期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已渐、改变，可能向个体家庭过度，此类事特别是尊者下淫已有”非礼“之嫌，所以对卫宣公通儿媳，杀二子的丑事，民间不乏讥评。《诗经》中多篇论及其人其事，如《卫风 新台》、《卫风 二子乘舟》等。

桓公十七年：春秋初霸郑庄公死后郑国由盛转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他的生前的两大政治失误有关。一是内宠太多，未能对继承人做出妥善安排，以致死后郑国马上陷入昭公（太子忽）和厉公（公子突）的夺位之争，局势混乱，内耗严重；另一是重用了太子忽所嫌恶的高渠弥，为郑国留下严重后患，高渠弥后来果然杀死了继位的昭公。等到厉公回国执政时，诸侯中已有齐桓称霸，郑国夹在大国齐、楚之间，再难崛起，从此衰弱下去。

桓公十八年：平王、桓王之后，周王室围绕夺嫡争位而发生的祸乱绵延不绝。从王子克之乱、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之乱到王子朝之乱等，前后达200余年，周王室彻底衰落。
春秋时期贵族内部淫乱之事层出不穷，其中齐襄公和文姜兄妹是臭名昭著的两位。两人的不伦之情，殃及无辜，鲁桓公因此送命，而受命的公子彭生也成了替罪羊。由于齐国实力强盛，鲁国众臣对此无可奈何。自己多行不义的齐襄公却利用武力处死弑君作乱的郑国大臣，也可称得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不过《左传》中认为为人君者的德行与其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密切相关，齐襄公后来横死引起齐国内乱正是他当年多行不义的后果。

庄公元年：桓公夫人文姜因乱伦而导致桓公横死，自己惧祸而不敢回都。在她的努力下，其子庄公还一直与齐襄公保持良好的关系，如主持襄公与王姬的婚事，与齐同伐卫等。

庄公二年：文姜出居于外，仍频频与襄公相会。《诗经 齐风》有多首诗讽刺文姜与襄公的淫荡无耻，如《南山》、《载驱》、《猗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