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元年：隐公元年史事的核心是君位的争夺，统治阶级内部是没有平民百姓所谓的亲情的，为权力而父子兄弟反目的事情多不胜数。郑庄公与共叔段兄弟争位的事情即其一例。郑庄公在《左传》中是个浓墨重彩的人物，此人长于征战和外交，有谋略，敢于挑战周天子的权威，高士奇在《左传记事本末 郑庄强国》称之为“春秋诸侯中枭雄之姿也",赵青黎《读左管窥》斥之为"奸人之雄".通过《左传》的叙事，把庄公的伪善，共叔段的愚妄、母亲武姜的偏私刻画的栩栩如生。而与庄公兄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隐公兄弟，隐公是惠公的庶子，由于太子即后来的桓公年幼，他作为兄长摄政，但遵守嫡庶之分，始终准备归政弟弟，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不知道是因为鲁国在诸侯国中一向以守礼比较严格著称，抑或是隐公其人比较仁弱？

隐公二年：纪国是位于商朝东方的姜姓诸侯国，周取代商后又臣服于周。纪与齐、鲁、莒相邻，国力逊于齐鲁。据传说，齐哀公为纪侯谗于周天子而被烹杀，齐国与纪国结下世仇，齐国强大起来以后，纪国又成为齐国向东夸张的障碍，一直处于齐国的威胁中。为了自保，纪国采取了与鲁国、周王室联姻等种种手段，但最终未能幸免被齐国吞并的命运。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大国为争霸而积极从事武力扩张，以强凌弱，小国朝不保夕，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春秋无义战”，但从客观上来说，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加速了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具有进步意义。

隐公四年：州吁的恶行，《左传》作者明言处不多，往往通过第三者如石碏和众仲之口评说，但给人深刻的印象，忠臣石碏杀死助纣为虐的儿子石厚，成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历来被人肯定。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非议，如洪迈《容斋随笔 续笔 二传误后世》说“自《左传》载石碏事，有’大义灭亲‘之语，后世援以为说，杀子孙，害兄弟。如汉章帝废太子庆，魏孝文杀太子恂，唐高宗废太子贤者，不可胜数。"看来同一类事件，还要看行事者立意如何，方能评判。

隐公五年：国君的言行好恶不仅是个人行为，往往对社会时尚、国家的命运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做国军的要遵守礼的约束，不能率性而为。齐桓公好服紫，所以使得国内紫色织品奇贵，后来他主动宣称厌恶紫衣，才止住这一偏差。就连后来皇帝要出去踏青游玩，也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要采摘新鲜水果祭祀祖宗。总之，一切都要纳入礼的范围。鲁隐公要去远离国都的地方看捕鱼，只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与国家大事祀与戎都没有关系，所以遭到了臧僖伯的强烈反对。史官也表示了贬抑。

隐公六年：春秋时期陈国、蔡国的地理位置比邻郑国和楚国，命运也相似。春秋五霸未兴时，郑庄公率先图霸，陈国和蔡国不断受到郑国的欺凌。到楚国兴起后，北上争霸，陈国和蔡国又成为楚国向北扩张的必经之路，最终被楚灭国。君子批评陈桓公不识时务，比邻强国，内政外交都要慎重。而随着陈桓公的之死，陈国内乱，政局也落入大国的操纵之中。

隐公七年：春秋时期，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实际上已经无力控制诸侯。诸侯国成为独立的实体，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逐渐增多。由于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为了暂时消除争端，达成合议，只有凭借神谴和诅盟加以约束和威胁，所以盟誓就成为诸侯之间的重要外事活动之一。《左传》中频繁记载诸侯会盟之事，规模有大有小。春秋以前也有盟誓，但只是单纯的诺言，而春秋时期与之前明显不同的是采用了诅盟，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形式，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面临某种诚信危机，需要外力来干预。这跟诸侯之间交换质的作用一样。春秋初期，结盟国内部的关系还较为平等。到春秋中期以后，随着诸侯争霸斗争日趋激烈，开始出现由盟主来主盟的局面，并不时发生争盟的情况。盟会作为国家大事，陈国的五父担任外交使节，对待盟会却如此懈怠，从侧面反映出他的不够稳重周详，不具备担当国政的能力，所以虽然趁乱篡位，但也不免于祸难。

隐公八年：无骇去世，蒙国君赐以展氏的史实，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姓氏制度有帮助。上古有姓有氏，姓是血缘家族的称号，氏是姓的分支。姓氏本来有别。《通志 氏族略》说："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的作用是"别婚姻“，因为古人朴素的优生学已经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嫁娶要问姓，同姓不通婚。氏用来”明贵贱“。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宗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议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分出来。建立侯国要得到周王的许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的允许，即"胙之土而命之氏。"贵族获得氏的方法有很多，如以国名为氏，以采邑名为氏，以官名为氏，以职业名为氏，以住地为氏，以字为氏。无骇的后人正是以其先祖的字为氏，这也是大多数氏的由来。

隐公九年：郑国地处大国之间，其扩张不仅没有优势，反而危机四伏。但郑庄公成功地成为了春秋初期的小霸，显示出其高超的政治军事才能，解决内患后，他实施了积极而稳步的对外扩张，一方面对随时可能夹击郑国的夙敌邻国宋和卫加强防御，另一方面展开灵活的外交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力量，如与陈国先战后和，向鲁、齐示好并结盟。对天子的态度也是有进有退，既适度地反击，又保持表面的尊重，借用天子的权威打击夙敌，最终使敌国屈服，揭开了春秋诸侯争霸的序幕。

隐公十年：春秋所谓的正义战争，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虽然实力不够，但血统纯正，是名义上的天下的主宰，对于这一点，不仅春秋小霸郑庄公尊奉，后来的五霸也都奉行。所以再跋扈的诸侯，也要试图假借天子的名义征讨其他国家，这样的行为，除了能满足本国的利益，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披上正义的外衣。郑国借王命讨不庭，得到了君子的称赞，是必然的。

隐公十一年：十一年发生的重要战事是郑庄公伐许。郑庄公早想吞并许国，此举既申讨了许国的不合法度，道义上得到支持，而又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灭许，所以只派人防守，还立了个傀儡君主收买民心，庄公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不愧是位有政治谋略的君主。

桓公元年：郑庄公为达到吞并许国的目的，在外交、军事各方面都做了长期积极的努力。如史称“郑伯以璧假许田”事件就是重要的一步。夺取许田，就可进一步占有许国。他精心策划与鲁国换田，因为郑国的祊邑远在山东费县以东，是祭祀前天子沐浴更衣的地方，而许田是鲁国君臣西去朝见天子的"朝宿之邑"，相互交换从地理位置、管理等方面对两家都有利，鲁国没有理由不答应，但是此事合理而不合礼，"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名义上，这些地方都是周天子的，诸侯没有权利交换。优柔寡断的鲁隐公曾拒绝了这项交易，而在桓公那里郑庄公达到了目的，当然他还奉上了珍贵的璧玉作为交易的礼物。郑鲁不经过天子就擅自交换土地，又一次蔑视了天子的共主地位，同时说明随着各国的武力扩张，此时的土地所有权已经下降到诸侯之手。

桓公二年：宋国的华督垂涎孔父嘉的妻子的美貌，杀死了孔父嘉（孔父嘉的后人因此逃亡到鲁国，传至六世孙即为圣人孔子），又杀了闻讯大怒的宋殇公，按理说华督杀人夺妻，又背负“弑君”的恶名，生命和 地位都很难保证。但是他很会拉拢人心，先在国内制造舆论，把穷兵黩武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孔父嘉，减轻了国人对孔父嘉的同情，后积极在各诸侯国之间大行贿赂，鲁、齐、陈、郑都因接受了他的贿赂而承认了华氏建立的傀儡政权，鲁桓公甚至把纳贿的大鼎公然安放在太庙里，尽管臧孙达提出指责，但也无济于事。说明当时统治者道德观念衰落，以至于各国上行下效，叛乱不绝。如晋国桓叔成师与其兄太子仇的继承者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夺位之争，有人从哥俩命名的不祥解释动乱的起源，这种说法比较牵强，祸乱之源其实是统治者的贪婪不仁。

桓公四年：姬姓芮国是周朝的畿内诸侯，芮伯世为周之卿士重臣。因芮伯万荒淫，被其母芮姜驱逐出国，芮国另立新君。但是此举未得到周天子的许可，于是秦国和天子联合出兵护送芮伯万复位。对周朝而言，干涉芮国事物可以显示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尊严；对秦国而言，在天子的许可下逐步把自己邻近的芮国收归自己的管理范围之内，对秦国非常有利。果然，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芮伯万回到芮国，芮国成为秦国的附庸国。到公元前640年，秦穆公干脆灭掉芮国。

桓公五年：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爆发的繻葛之战，在春秋史上很重要，它是长以来周郑矛盾激化，可以看做桓王为维护和恢复王权而进行的最后一搏，也是郑庄公对外扩张的一次有力反击。桓王自即位以来，就在王朝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如重用周公黑肩，依靠虢国，拉拢曲沃，扶植翼侯，逐步削夺郑庄公王朝卿士的权利，团结陈蔡卫等一批小国，对桀骜不驯的郑国发动了繻葛之战。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对手，郑庄公自即位之后，对内平叛，对外用兵，拉拢大国，凭借着国力的强盛，又有身为周朝权臣的有利条件，不断扩充领地，增强实力，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繻葛之战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治上使得王室声威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周王室从此沦落为一般诸侯；军事上，郑军所采用的“鱼丽之阵"使中国古代车战阵法更趋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