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刘别谦(1942年)/Alan Johnson(1938)《你逃我也逃》
To Be or Not to Be在早期的默片时代,由于技术的限制,使得电影中的声音和画面无法同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默片在缺乏声音的加入下,进入了另一条完全由画面主导叙事的道路,因此,当时很多导演和理论家都认为电影是一门纯粹的视觉艺术。尽管影片在电影院放映的时候,影院会为影片放映现成的音乐甚至后来会专门为影片创作乐曲,但是,在有声片出现之初,还是遭到了无数导演和理论家的反对和抵制。
1926年的电影《唐璜》已经带有声音,不过这个声音只限于一些音乐。1927年10月,《爵士歌王》的出现才标志着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片的诞生。电影中出现的人物对白使得当时观众为之倾倒,之后拍摄的《纽约之光》更是一部全对白的影片,虽然情节低俗,但是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1929年底,几乎所有的美国城乡电影院都安装了有声装置。一时间,电影院的观众数量大为增加。虽然有声片给观众带来了一系列更为真实和确切的观影感受,但是,导演们也担心声音的出现会带来一个可怕的问题,即很多电影都是从文学或戏剧作品改编而来,这可能使文学和戏剧侵入到电影,用对话取代蒙太奇的表现,因此,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阿历克山德罗夫在一份声明中提出了“声——画蒙太奇”的概念,即声音是蒙太奇的一个因素,是表达和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有效的途径。
刘别谦的著名喜剧《to be or not to be》出品于1942年,这个时候声音在电影中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了,声音已不再被当作影片的装饰,而是成为积极参与影片,揭示人物内心情感,丰富作品表现力的重要表达工具。这部电影实际上除去紧凑精彩的情节外,使其成功的很大功劳应该是它的台词以及音乐音响的出色运用。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电影中的人物对白。
早期的无声片中,由于声音的缺失,在一些万不得已的地方必须要用字幕来交代剧情,即使如此,电影的剧情也不能拍得过于复杂,否则会影响观众的理解,而字幕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却占用了影片的时间,打断了影片的画面节奏,影响叙事。因此,剧中对白的出现首先解决的就是关于剧情交代的问题。再者,演员在对白中的表情、音色、声调,都是展现人物性格、心理和情绪的重要工具。例如,影片中约瑟夫·杜拉经常会以“最伟大的波兰演员”自称,并且询问别人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头,这里展现的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表演极度自信;再比如影片中真正的艾哈特上校,他总是把自己犯的错误都强加在自己的下属身上,并且用“我还能相信谁”来开脱责任,每次看到他大叫下属的名字加上他吹胡子瞪眼的表情,观众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了。
所以,他的性格特征就是功劳让自己领着,过错让下级担着。
最后,本片对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潜在的丰富内涵。
在影片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哈姆雷特》里的那句台词:“to be or not to be”,这是整部电影的名称,在剧中是男演员约瑟夫·杜拉经常要念到的台词,这句台词具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手法在里头,比如第一次在剧场里约瑟夫一念到这句,就看到一个人站起来离开,当时的他表现出的是惊讶和不理解,之后的台词他有一些停顿试图引起离开那人的注意,并且,他的眼神一直跟随着那人的身影,自此,这句台词成为一个带有特殊意义的符号,象征着他的妻子和索宾斯基中尉的见面暗号而对于他来说就是别人对他的表演没有兴趣的暗示。
还有一些令人捧腹的台词,例如扮演希特勒的布朗斯基说的:“我自己万岁”这就是一个嘲讽,而且是戏中戏的嘲讽,这是他们拍戏时候的台词,但也同样是刘别谦对于希特勒的嘲讽。
再比如艾哈特对假扮希利特斯基的约瑟夫说:“他对莎士比亚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要对波兰做的”,这句话说出口艾哈特上校不知道为什么好笑,但是观众知道,约瑟夫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在莎翁戏剧中的表演,但却被人评价成他在毁莎翁的戏剧,他顿时僵硬的表情让观众忍俊不禁。
这整部电影就是以台词取胜,很多幽默的笑料都是台词表达的,试想如果这是一部默片,那么,估计很多地方观众看都不太明白,更不要说笑了。从无声片中需要观众自己揣测剧情到后来的利用对白推动发展剧情人物,声音在电影的地位在逐渐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