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天，伊万•布拉金斯基教授结婚了。
她叫安雅，是莫/斯/科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她是个好姑娘，虽然她已经年过四十，但她确实是姑娘——战争留下的千千万万老姑娘中的一个。他们去民/事登记处领证的那天，安雅哭了。“万尼亚，原谅我吧！”她歉疚地擦了擦青春不再的面庞，“我忘不了沃洛嘉……”
“我非常理解你，安雅。因为我和你是同一代人……”
在安雅的细心照料下，伊万神经损伤发作的次数也少了。就像托里斯说的那样：两个人过日子总是容易点的。尤其是上了年纪后，人们结婚往往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因为需要陪伴。他和安雅相互尊重，相互照顾，相互理解。他允许安雅将藏着的照片挂在墙上，于是他认识了少尉沃洛嘉•科洛索夫，1943年秋天牺牲于库尔斯克郊外。这是人之常情嘛，他自己不也收着本日记……
日记，他已经不再读了。也许是因为中/国字太难学，读起来难免隐隐地头痛。那日记里没有他，就像他战前的日记里没有王耀一样。有的只是那一去不复返的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的学生时代。那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少年记忆：遥远、纯洁，在1941年夏天戛然而止的记忆。他将日记放在书架最边上，于是少年时代的记忆就不再翻开了。
时常令他回想起来的是另一种记忆。这记忆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轻而易举地鉴定出每个人的本性。这份记忆最严峻、最残/酷。它所蕴藏着的感情，也就最美好、最纯粹。这份记忆有自己的见证，它不仅是一本日记，也是一叠生物观察报告式的来信、一块刻有他们名字首字母的小树皮、一幅画了多年却始终不敢画龙点睛的肖像、一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小白马护身符。
护身符一直戴在他胸口。在他四十五岁那年，当他抱着半岁多的儿子雅可夫时，婴儿的小手不慎将磨损了的线绳扯断了。于是他就用另一根细绳将它重新串起。这根细绳已经在他手腕上系了二十多年，就是那永不复还的一夜，他从王耀发间扯下，在手里攥出了汗的发绳。如今它就贴在他的心头，就像那一夜王耀所做的一样。
有时候他会将护身符托到眼前，看一看小白马那双乌溜溜的眼睛，然后将发绳贴在脸上。那时他就能呼吸到柔软黑发中氤氲着的芬芳——那是树叶和青草的芬芳，是大地的气息啊。
史学家们会写下：卫国战争进行了1418个日日夜夜，损失了2700万人口，1921——1925年出生的苏/联男青年中，只有百分之三活到了战后。
史学家们会总结战争的意义，确定着时间的界碑。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战壕里有过怎样的谈话；篝火边唱过怎样的歌；翘鼻子的狙/击/手怎样一笔一划地在节省下来的卷烟纸上写家信；蓝眼睛的飞行员怎样和自己的战鹰一起化为长久不灭的烈焰，而战友们只能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
那刚刚成年就遇上战争的一代，那带着旧伤日渐老去的一代，将永远在记忆里坚强地保存着这些事情，哪怕没有一本史学著作会提到这些，更不会提到：正是在最艰苦的1941 年冬天，伊万•布拉金斯基平生唯一一次爱情，像花儿一样绽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