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锦绣文化企业合作编辑出版《中华文库》，实在是海峡两岸学界的一大盛事。笔者热切向往，不揣浅陋地以求一试。至为荣幸，在编辑诸君的热诚关照和指导下，书稿竟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并很快问世，激动之情自不待言。
     笔者对本书课题发生兴趣并积累素材已有好几个年头。在大陆学界“文化热”方兴未艾的时日里，笔者的注意力也曾被该“热”所吸引，庞杂地涉猎了有关方面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但掩卷思来，对“文化”问题的复杂性颇感困惑，觉得根据自己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的条件，要想悟出一点道理，获得一点切实心得，与其在大面上浮光掠影，不如选择一点定向地掘进。经过认真思考，便确定了由本书内容反映出的这样一个侧重方向，平时多留意于此。
     本书的选题便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的，旨在依傍广阔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具体史事的考察，揭示从唐初到清末期间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关系状况，探究其规律性，总结经验教训。所取视角，既不同于基督教在华传布史，也不同于中国反洋教抗争史，自有其新颖独特之处。至于内容的基本思路，另在《引言》当中陈述。


   本书的写作当中，力求融会时代感，注意从时代的制高点来鸟瞰和回顾历史，以现代意识来诠释和介绍传统文化。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必然是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即肯定其积极因素而否定其消极成份，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国粹”的极端当然都不可取。尊重历史，力防偏见，实事求是，是本书所着意遵循的原则，努力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决不敢随兴所至，任意铺张。
     对于一部著述来说。内容固然是灵魂所在，但形式也决非无关紧要。《文库》要求各书从标题设计到行文风格都尽量有所创新，注意情趣，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知识和启示，这也是很有见地的。笔者极表赞同并着力遵从、窃以为历史学术也不应该是象牙塔内的禁物，适当活泼的形式不但不会影响学术观点的表达，而且更能扩大传播范围、增强社会效果。
   

尽管笔者确实用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斟酌，劳碌之后难免有一点敝帚自珍和“得失寸心知”的情愫，但决不至刚愎自“用，深知立意并不等于实效，即使有些想法可取，困于水平在实际上未必做好。幸运的是毕竟获得了一个求教于广大读者的宝贵机会，笔者热切地期待着获得指教。对于作者来说，读者就是明察秋毫的上帝。
     为使本书问世，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黄台香女士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从选题、拟订提纲、初稿写作到修改润色的各个环节，潘振平先生更是花费了大量心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具体帮助。张林娜女士也付出了辛劳。笔者的业师苑书义教授，一直关心和指导着本书的写作。没有师长们的提携，便不可能有本书的问世。在此，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董丛林   1991年4月于石家庄


引言   雾中寻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是宋人秦观的名句。其苍茫的意境，极富文学的美感，也颇具哲理的韵味。如果我们别作一番更开阔的联想，则发现：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社会，悠悠岁月，大千世界，正有多少扑朔迷离的现象，恰似月笼雾罩，吸引人们去寻觅、探索。就说“龙”与“上帝”吧。
     龙的人工形象是我们所习见和熟识的，然而，生物起源、进化的历史证明，地球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动物存在。那么，龙的形象究竟缘何而成？时至今日仍是学者们打不清的笔墨战：或说是鳄鱼等动物的神化；或持论乃马头、鹿角、蛇身、鸡爪等生命部件的组装；或推测源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腾形象；或断言就是雷电之神，得名于雷声之“丰隆”……真乃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这个虚构之物已牢不可破地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神州古国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象征意义并不等于宗教崇拜，并不等于诉诸虚幻，而只是一种标识符号。龙之于中国，决不具有基督教世界上帝那样的地位和身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根本特征是伦理中心主义，突出而直接地讲求人与人之间现实存在的关系规范，特别强调道德的约束和教化。中华古国历朝历代的“真龙天子”，除极个别的特例之外，都以所谓德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独立的席位。历史的传统造成华夏民族与宗教王国之间的相对疏远和隔膜。
     这种相对疏远和隔膜不等于绝缘。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绝不可能与宗教绝缘。龙的国度也不会例外。且不论到它的“童年梦幻期”去追根寻源，就从其成熟的传统文化的形成看，便是经历了儒、佛、道三家合流的一个过程。其中儒乃儒学，佛是佛教，道则包括道家学术和道教两种成分。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融进了宗教因素。
     在有些人看来事情尚不止如此，他们坚持把“儒”也视为“儒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不乏持此论者。近年甚至有西方学者将儒家文化认定为世界上的“第三大宗教”，以“哲人型”概括其基本特征，与西方“先知型”和印度“神秘型”宗教相并列。儒家文化究竟是“学”是“教”？双方论者各有所见，各执其理。依笔者愚见，漫道是原本之儒，即使被宗教浸润了的“新儒”，沦肌泱髓的也还是人本之学，而非神本之教。此乃制约龙与上帝关系的一个关键。


   以对上帝的信仰为核心凝聚成的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是西方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渗透了它的性质；科学充当着它的婢女；政治和法律也成为它的分支……总之，基督教神学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固然，人文主义的理性觉醒是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与基督教文化的完全对立，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孕育理性精神的摇篮；也不意味着对基督教神学的全面否定，而只要求对其进行适当改造。基督教文化不但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随之获得“时代更新”，更增强了它走向世界的力量。显然，“上帝”也在因时而变。但无论如何变化，一方面始终保持着其基本的文化特质；一方面也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品格。


龙与上帝都自有其神秘之处，对二者分别进行探赜索隐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的宗旨在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史，时间断限是从唐代双方遇合开始到清末。悠悠干余年间，龙与上帝几度即离，几多悲欢，既斥又吸，有打有和，千头万绪，复杂的事局也如同雾中楼台，月下津渡。
     在笔者看来，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文化关系的线索，一条是政治关系的线索。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绞合，故对其既不应混一又不能割裂。否则，对事局便难以把握肯綮，摸清真象。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条线索地位和作用的主次是不一样的。以鸦片战争为界标，前后呈明显差异。
     本书即循此两条线索，分鸦片战争前后两大阶段，对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进行具体考察。不拟从纯学理上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但着重于文化视野，特别注意从异质文化的撞击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
         耶稣诞生六百多年以后，他的一批并非嫡传的门徒来到了中国。不过，
     他们的身分，又过了将近一千年才为世人理解。
                             从大秦景教碑说起
     如果说，龙与上帝的关系史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那么，它的第一朵浪花发端于何时何地？对此有多种说法，但至今仍保持最权威证者身分的，是一方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常简称“大秦景教碑”）的石刻。所谓“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大秦景教”，乃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起码在唐代即传来中国的确凿证据。
     此碑诞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年），湮没于地下达数百年之久，到明天启三年（1623年），才因偶然的机遇，在陕西省出土，重见天日，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镌有十字架图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个汉宇的碑文，碑底和两侧是古叙利亚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录。这方碑碣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耆老，向人们宣示珍贵的史实。


   备受皇家礼遇
     古碑告诉我们：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城氏安，被唐迁“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里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初称“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对人。不久又让人将自己的肖像画于寺壁，以示光宠，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门”之誉。
     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
   

   多才多艺的景教士
     景教土们并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积极主动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
     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经典的翻译，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名为景净（Adam）的著名教士，自己就译经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资建筑和制造奇器来取悦皇室。一位名叫阿罗憾（Abraham）的，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曾为“聚钱百万亿”，助成洛阳皇城端门之外名为“颂德天枢”的建筑。这是纪念和颂扬武氏功业的一座巨型铜柱，巍峨别致，高耸云天。景门为此献资出力，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时曾“广造奇器异巧”进呈皇室，为所悦纳。对当时景门摆脱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纲”而“维绝纽”，有重要作用。这从唐廷某些官员对其所谓“求媚圣意，摇荡圣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证明。
     有的景教士则善施医术，亦成为讨好皇室的有效手段。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的弟弟李宪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们十分着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诊治之后，竟立见好转，玄宗大悦，“特赐绊袍鱼袋，以赏异崇一”。“绊袍”是一种红色的品官服饰，“鱼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员姓名，随身佩带，由此可见赏赐之隆。文献中还有关于景教士善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的记载。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参与军政要务，授予高职。大秦景教碑碑文中就载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肃宗委派在郭子仪帐下襄办军务，因功被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等职衔。
     如此看来，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几分气势。但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灭佛风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骤然崩散，夭于一朝，体质的脆弱似与外表的气势很不相称。唐朝景教的真正实力究竟如何？


   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亏了波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
     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并非独独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显示出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强大和繁荣的国势，使当时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并蓄兼收，又更加促进其强大和繁荣的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遂在前已积累的文化基础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文化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许多国家，从官方使节到民间访者，从学人墨客到教士僧侣，从商贾游人到乐工舞士等各种人物来来往往，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繁华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势
     作为基督大本营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这时尚处于中世纪初期。其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日耳曼蛮族南侵，把本已相当可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严重破坏后，从粗野的原始状态重新发展的，因此造成两个时代的文化断层，不像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传承和连续性。这使得它与中国唐朝文化相较，处于明显的劣势，不足以对唐朝文化造成重大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当时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响中国的力度。
  

   此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先前与中国曾有过的直接联系已基本断绝，改由西亚地区充当中西联系的中介。据有该区西部的东罗马帝国虽奉基督教为国教，但与“异端”的景教不可能发生密切联系；与波斯等国也多有不谐，这就更妨碍了景教与故乡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区，则正在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及其独具特色的地区文化体系。凡此种种，使得景教难以得到母乳的充足哺养，它的发育以及在异域的竞争力便更受到限制。
     所以，景教传入中国，若单纯从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说飞疑是具有肇端意义的大事，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里看，那就有如汹涌大潮挟裹的涓滴细水，缺乏喧腾的力量和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