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契机
     景教自唐末在内地灭绝殆尽，仅北方边塞地区尚有延续。后来，该教在蒙古的乃蛮、汪古、克烈等部落中获得发展。回回世纪初年，就曾留下了20万克烈人皈依上帝的逸闻。据说，克烈王某日在山中行猎，为暴风雪所阻，迷失了路径。忽然间有一圣者显形，对他说。“如果你信仰基督，我愿引导你走出迷途，使你绝境逢生。”克烈王答应了，于是在圣者的引导下安全地返回营帐。因此，他和他的臣民便都信奉了上帝。
     这并非神话故事，明明白白载于当时教会的函件。其情节固带有传奇色彩，20万的数字也或多夸大，但克烈部世有信奉基督教者确是事实。成吉思汗时克烈部长王罕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明显都和基督教有关。该部扎合敢不的女儿莎尔合黑帖尼，即蒙哥和忽必烈的生母，也是该教信徒。蒙古诸汗的家人和宫廷里，多有景教的信奉者。至于社会基层景教的活动，也有迹可寻。
     蒙古人不但与景教有着密切缘分，而且早在其入主中原以前，就与天主教方面发生直接接触。
     1246年，作为教皇专使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en Carpin），就来到过蒙古的都城哈刺和林，还参加了贵由汗的登基大典。1254年，法国的天主教士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也来到蒙古都城，拜访了蒙哥汗。他们都写有出访报告，介绍了蒙古多方面的情况，流传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和中国北方地区历史的宝贵参考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基督教在蒙古的见闻。


   没走多远，两名教士就畏难而退，波罗家一行三人百折不挠，继续前进。他们穿经叙利亚的两河流域，横跨伊朗全境，踏过中亚沙漠，翻过帕米尔高原，寒暑数度，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上都。其时忽必烈正在这里“巡幸”暂驻。波罗一行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呈上教皇的书信和礼品。忽必烈深受感动，他“十分虔敬地接受了从圣墓中取来的灯油，命令以宗教的诚心妥善地保存”①。波罗一行自然是备受款待和看重。
     ①同上书，第11页。
     这样，元朝与罗马教廷的官方联系便正式建立起来。如果说，老波罗兄弟为此付出了堪值称道的艰苦努力。那么，年轻的马可·波罗此行的成效就更远道他的长辈。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示给西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价值。当我们为之惊叹时，可曾想到它与也里可温的联系？


    盂特·戈维诺的成就
     虽然随波罗同行的两名教士中途折返，其后教廷又曾派遣一批教士赴华，亦未见结果（可能中途遇难），但终于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有一个名叫孟特·戈维诺（Monte Govino）的天主教士成功地来到中国。他是意大利人，属方济各会。其人在华多年，教务工作颇有成效。他赢得元朝皇帝的同意，在大都建立起中国的第一批天主教堂。第一座教堂建立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面有高耸云际的钟塔，其内悬钟三具，每时一鸣，以唤众信徒祈祷。七年之后建起的第二座教堂，使得孟特·戈维诺更为得意，他曾致函教皇详细报告说：此堂近临皇宫大门，距离仅有一掷石之远，在中国全境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为合适的地址了；教堂规模宏大，从城内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看到这一新建筑，并且还有一个红十字架高树其上，都认为似乎是一个奇迹；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歌唱的声音，这种情况也被当作奇迹在各民族中间传告。及至元仁宗延佑五年（1318年），第三座教堂又拔地而起。


     兴亡之谜
     诸多迹象表明，元时的景教因为比天主教有基础，其势也颇显兴盛。
     在大都，景教亦设有总主教。有着规模可观的组织设施。从当时遗留下来的《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看，经常地、正规地举行祈祷、礼赞等宗教活动仪式是可以肯定的。该教派力量之大，以至能压制和迫害以孟特·戈维诺为首的天主教势力。
     在镇江，曾任该府路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Mar Sarghis），就是一个著名的景教人物，非常热衷于教务。据说，一天夜里，他梦见天门开七重，二神人要他兴建教堂七所，并赠以白物为标记，他遂休官而专务建堂。不管其梦是真是假，景寺是建成了，并且还一度得到元廷的玺书护持，拨赐江南官地30顷，又增加浙江民田34顷，为其专用。于是道场大备，教务煞是兴旺。为建景寺，马薛里吉思竟倚势将历史悠久的佛家金山寺霸占，引起佛门大哗，酿成两教讼事，引起当时人对景门“势甚张”之恶评。


   在泉州，据业已发现的景教碑刻等文物、史料证明，这里驻有管领泉州路景教掌教司的主教和管领江南诸路景教的教长，是为该教的又一重心地区。此外，还有温州等诸多地方，也是景教势力比较集中的据点。
     尽管景教和天主教两派之间久存芥蒂，嫌怨甚深，但毕竟同属上帝大家庭，在华都属也里可温。统而观之，其势更壮大倍加，构成元朝社会中一种可观的力量。
     也里可温的分布几遍及各个行省、地区，根据《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类”中所提供的统计：其时其地的“侨寓户”3845户中，有也里可温23户；10555口人中，有也里可温109人。算来，平均每167户中就有一户，每63人中就有一人是也里可温。该教人员的成分，据《元史》记载，包括诸如“达官”、“孝子”、“良医”、“学者”、“义士”等多种多类的人物。
     也里可温如此广、众、杂，以致元廷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崇福司”，与分别管理佛、道两教的宣政院和集宣院并列。诏令、文告中则惯以“僧、道、也里可温”并称。其事务之繁，一个官员这样感叹：“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的勾当多有，便有100个官人，也管不得。”①


    五根手指与一个拳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功业赫赫可睹，他和他的子孙们跃马西征的情景也惊心动魄。这股黄色风暴扫及中、西、南亚和东欧、中欧的广大地区，甚至一度直通西欧，史家留下了成吉思汗“灭国四十”的一笔难算大账。它在造成战乱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冲破了洲际国间的界线，连通了一个空前广阔的天地，廓清中西交通的路径，从而利于中西方和世界的文化交流。有前辈学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迄于元代，混一欧亚，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波罗的海、地中海，
     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皆隶版图。幅员之广，古今未有……通蒙古语，
     即可由欧洲至中国，毫无阻障。驿站遍于全国，故交通尤为便捷……东罗
     马、西罗马及日耳曼之游历家、商贾、教士、工程师等，皆得东来，贸易
     内地，自由传教，挂名仕版。东西两大文明……以前皆独立发生，不相闻
     问，彼此无关者，至此乃实际接触。①
         ①张星烺《中西交通史史料汇编》第2册第1—2页，辅仁大学1930年刊本。
     元朝基督教的兴盛，与这种开放的环境分不开。后来随着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也里可温也就相应受到影响。


    错觉与困境
     这时中西间文化反差的缩小，从客观上为天主教输入中国并加强其影响力度，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教方未必自觉，而实际上它是得益于这一“天时”条件的。
     但另一方面，因为教方存在着对元朝的某种错觉，而把发展在华传教事业主要寄托在依赖元帝国“强大”王权的宽容和支持上。派孟特·戈维诺来华之时，教皇写给忽必烈的书信中就说：“如无陛下的帮助，派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使至高无上的天主喜悦之事。”①他几乎是以乞求的口气，请这位中国皇帝关照和支持教士们的工作。这绝非只是表面的客套，也包含着发自心底的真诚。
     ①阿·克·穆尔《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93页，中华书局1984年中译本，北京。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元帝国很快显出衰弱迹象的时候，教方也就本能地随之产生失落感和危机感，不愿白白地做蒙古统治者的殉葬品而采取主动疏离的措施。对于天主教的在华势力来说，这自然无异于釜底抽薪。教廷使团不顾元顺帝的苦苦挽留而执意离华，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元朝政局动荡，秩序混乱，预感到这个王朝不可能久存。就连波罗父子的离去，也是顾虑忽必烈死后发生变故而身无所寄。
  

   与对教方有利的宏观时势条件相体，教廷这时却正一度陷入其历史上“最苦难的一个时代”。1294年至1303年在位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因为教权与王权之争，和法国国王胖力四世（PHilippe Ⅳ）发生冲突，结果受腓力四世凌辱忧愤而死。腓力四世另立了一个法国人为教皇，就是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教廷也被迁到法国的阿维农城，教皇成了唯法国国王之命是从的傀儡。直到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oresorso ⅩⅠ）时，才于1376年重返罗马。
     此间近70年之久，被史家喻称为“阿维农之四”。元朝后三分之二的时间与此期对应。这就是当时元朝的使团为什么不到罗马而到阿维农的原因。教廷在这种自顾不暇的困境当中，对遥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布道工作的操持，就必然受到限制，这无疑也是其越往后对中国教务越趋消极的原因之一。元朝也里可温后期的衰落，与此自有关联。


    聪明的共容
     决定也里可温命运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蒙古民族多元共容的宗教文化传统，与华夏儒、佛、道合流的文化传统的较量。
     也里可温得以兴起，蒙古人的基督教传统和元朝统治者对该教的宽容态度，固然是基础性条件。不过，蒙古人的宗教传统并非独尊基督教，元朝统治者也不仅把也里可温作为宽容的对象。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元共容的信仰观。
     关于建立元朝以前蒙古的这种传统宗教政策，英国学者道森（Dawson）考察表明：
         大汗们尽管缺乏文化，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循一种
     普遍宽容的宽大政策。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
     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①
         ①道森《出使蒙古记》绪言第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北京。
     蒙古人表面上有时也说只信仰一神，似乎是上帝，但并不以祈祷、赞颂或任何一种成规仪式来崇拜他，并且随时制造偶像，非常重视预言和预兆，使用巫术和咒语。显然，这与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大为相悖。
     蒙哥汗对蒙古人的宗教观念曾作过生动形象地解释，他说：
         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都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但是，
     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踢给人们不同的途径。①
         ①《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鲁布鲁克东行纪》第302页，中华书局1985年中译本，北京。
     很显然，这“五根不同的手指”，便把那“一个神”根本地否决掉了。事实上，长期以来在蒙古人那里，除了景教徒之外，还会聚着其他形形色色的教徒。他们中间有人就说：“蠢人才说只有一个上帝，但聪明人说有很多。”①


   ①同上书，第300页。
     蒙古大汗们就算得这样的“聪明人”。尽管各教种教派之间少不了明争暗斗，大汗们却一直和事佬般地兼容并纳。我们不妨借用蒙哥汗的用语，以“五根手指”喻称其这种宗教文化传统。
     入主中原以后，元统治者仍继承着这种传统。由其带过来的加上内地原有的，宗教便空前地繁杂起来，五花八门，元朝皇帝一概容纳。除了宗教，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上，其时都是开放的。无垠的草原，游牧的生产方式，动辄千里的戎马生活，使蒙古人头脑中边界、围墙的观念要淡薄得多。


    帝中国之术
     元朝的皇帝毕竟不同于昔日的蒙古大汗，他们的使命是“王华夏”、“帝中国”。而中国儒、佛、道合流的文化传统，到了这时更是牢不可破了。
     宋代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三家合流历史过程中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步骤，是继两汉经学之后儒学发展史上的再一个主要里程碑。经此之后，三家合流的历史过程便近于尾声，中国传统文化便告基本“定型”，儒、佛、道三家此时已紧紧合成一个拳头。
     对于帝中国的元统治者来说，这个“拳头”比蒙古人那“五根手指”，要有力得多，有用得多。所以，不管情愿与否，元皇帝们也得特别借重理学，推崇儒家。所谓元朝人分十等，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比妓女还低一个档次，戏言而已，实际并非如此，更非法规定制。
     从开国皇帝忽必烈，便带了提倡理学的头。他进兵南宋时，亡金的儒士大夫杨惟中、姚枢随军，在湖北俘获了号称“江汉先生”的老儒赵复，便宝贝般地加以保护，延其在国立的“太极书院”讲授理学，选作教学书目的理学著述多达8000余

种，使得理学在北方传播，开启了元代理学发展的源头。号称“朱子之后第一人”的名儒许衡，更是受到忽必烈重用，纳其定朝仪官制之议。其后元成宗也曾诏明崇泰孔子，武宗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最典型的还要数仁宗。他做皇太子时便潜心学习儒学，有人进《大学衍义》，他高兴地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即皇位后，他对孔、孟更加尊崇备至，并敕宋代的诸名儒及本朝的名儒许衡配祀孔庙。他不拘资历地位地广揽儒生，“果才而贤，虽白身（平民）亦用之”。他命将汉文经史蒙译，以在蒙古和色国人中传授。又决定实行科举，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命题。何以如此？这位皇帝明确回答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又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其意至明矣！总之，他们不能不认可“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北方之有中夏者，当行汉法乃可长久”①的道理。
     ①以上见《元史》卷24、26、158，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
     然而，颇重道统的理学之中，包容着“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浓重成分，与之相应的便是对“异端”的排摈。而包括也里可温在内的蒙古人的那“五根手指”，无一例外地都属于异端之列。对此，强悍的蒙古贵族自然不情愿买账，便运用其政治权力进行反排斥。这种反排斥的结果，一方面使也里可温等“异端”在王权的保护伞下可以存留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更掘宽了它与汉民族和华夏传统文化间的鸿沟。


为什么能够如此？原因固然复杂，但与基督教在华相比，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外来的伊斯兰教信徒惯于聚居，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通过教内以及与当地居民通婚，进行家族繁衍，不但不断地增加人口，而且逐步地由“侨居”向“土生”穆斯林转变，遂在血缘上植根于中国；第二，一般说来，伊斯兰教不向外人传教。其内部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也比较简约，利于避免同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宗教的正面冲突，减少敌对面，特别是它不但不攻击儒学，而且尊崇儒学，这样，便利于在文化上也植根于中国。
     元代的基督教却没有能像答失蛮那样从血缘上植根于中国（特别是内地）。史实说明，也里可温绝多为色国人（包括许多来华侨居的西方人），蒙古人中也有一些皈依者，但绝少有汉人。内地者多来自边地和外国的“侨富户”，很少本地人。而且它与儒学格格不入，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佛、道二教冲突激烈，这使得它很难从文化上植根华夏，自然也影响到其在华势力的发展。
     元朝的也里可温，有如系于蒙古马背上的异客，当元王朝的皇统被打断，蒙古马队仓惶退向北方草原和大漠的时候，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被驮走了，全没了来时的朝气，只留下几丝悲凉。


第三章   磐石开裂
         当利玛窦1598年来到北京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时，他绝对没有想到，
     清末上海钟表业会将他奉为祖师，每月朔望都献上香火。
                               利玛窦的成功
     在元朝也里可温绝迹200多年之后，到了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中国大门，上帝再次来到华夏神州。
     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并非偶然，既有着不寻常的背景，又带着不寻常的力量。
     这时的西方已非昔比，它历经文艺复兴运动，近代科学文化的晨曦，已驱走中世纪神学蒙昧的漫漫长夜，一轮迸射新时代光辉的朝阳就要从那里出现。西方探险家们以“首先拥抱地球”的壮举获得了“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扩大了世界市场，奏响了殖民掠夺的进行曲；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世界各文化的联系，推动着西方文明的传播。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们身负着所谓“救人灵魂”和“淘金”的双重使命，与商人联袂结伴，势不可挡地涌向世界各地。这时，他们脑袋中装的，行囊里带的，从无形到有形的许多东西，已经跟其前驱者大不相同。东来的传教士当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可谓脚步迅捷，人马强壮，他们自然不会忽视和放过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防卫的屏障
     这时的中国已恢复了汉家皇统，其主人为朱氏。该朝京都规模的宏大，皇家宫阙的宏伟，都使元帝国相形见细。然而，明大帝们缺乏忽必烈那样的气度和胸襟，关起门来做皇帝似乎成了家风。宫门重重那就不必说了，后来连四面八方的国门也都严关起来。万里海疆实行封禁，不光是为了饿死那些跑到海上去的本国“穷寇”，也是为了防避来自那个弹丸小邦的“倭寇”，以及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毛蕃鬼”。而在几乎贴着皇城围墙的地方筑起长城，则主要是为了阻挡北方可怕的鞑靼马队，绝没有想到要给人类留下叹为观止的奇景。
     比这道长城更有防卫实效的，是那条历经悠悠岁月所筑起的传统文化的无形长城。尽管文字狱断送了无数冤魂，但这决不表明明太祖对孔圣人的藐视和亵渎，相反，正是从骨子里敬畏到严重变态程度的表现。他和他的子孙们都无一例外地要借重孔门的护身符。
     为了使这道护身符更能因时制宜，王阳明这样的当朝“圣人”便应运而生。他可以说是上言无形长城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巨匠。其“心即理”、“致良知”等学说，给儒学的伦理内核又加上佛门神秘主义的新光环，使传统文化的长城更闪射出几道异彩。它对上帝使者们来说诚若怵目的山峦，但与当时西方文化的峰端相比，分明已显出时代反差。
     在当时来说，不管哪一道长城，哪一方国门，都是为了保卫朱家天下。无论外面如何变化，朱氏大帝们毕竟还拥有主宰其家天下的权柄和力量，还可以拒纳唐突造次的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