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则主持制定了“西洋新历”供中国使用。他的参与，才使洋洋180万言的《崇帧历书》得以问世。此书共137卷，其中介绍了西方历法和天文学、数学、计算工具、测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识。
     汤若望还为钦天监制造了浑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写下了《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恒星表》、《测食说》、《测天约说》、《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多种天文著述。南怀仁在主持治历的同时，也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写下若干天文著述。
     在教廷宣布解除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之后，传教士又对日心地动说予以宣传介绍。法国籍耶稣会士蒋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说介绍了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恒星和行星的旋转理论，为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播最先启蒙。
     对耶稣会士们的天文历法之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承认：“有我中华昔贤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①自从洋教士们参与乃至主持宫廷的测天治历工作，钦天监里就一直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间也没有断绝。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著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 Rodri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①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铸炮技术。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著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著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nis 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①。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进宫廷供职，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描绘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古贵族居画幅正中，乾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乾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①。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亲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亲具体应用，疏抽象思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①
         ①《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8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求高奇。对所谓“奇技淫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著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著作。《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①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8页。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①
         ①《徐光启集》上册第78页。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著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欲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①
         ①同注2书，第298页。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自学焉”①，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①《庭训格言》第51页，光绪年刻本。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①。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乾隆帝表现得相当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①冯作民《西洋全史》第八册第257页，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台北。
     有一次，乾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乾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乾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①
         ①同注3书，第4卷第2分册第640—641、693页。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