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这个时节真是乍阴乍晴，风云多变。及至康熙帝年事稍大，临朝亲政，便开始为蒙冤的教士们平反，恢复对他们的任用和礼遇，其福音事业在华遂又逢阳春一度。
     康熙八年（1669年），年轻的君主在干净利落收拾了鳌拜的前夕，先行牛刀小试地制裁杨光先辈。不愧为英主，他略施小计，便恰到好处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历狱之后，杨光先取代了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其人本是个既刚愎自用又颟顸昏聩的人物，根本不懂什么天文科学，他主持所订历法错误甚多。康熙帝先让内侍请教于南怀仁等教士，洞彻其谬，掌握了把柄。这天，将礼部、钦天监的官员和南怀仁等教士召集在一起，宣明历法系国家要务，各人勿怀夙仇，务当平心考察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然后，以教方所指错谬当众向杨光先质问。杨光先既羞又愤，蛮横地与教士们争执。教士们则心平气和，据理驳辩。
     第二天，康熙帝又令双方当着众多朝臣，现场测算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推算得不差分毫，而杨光先则茫无所知。他却上奏声称，中国乃尧舜之历，是万万去不得的，如若用西洋历法，必致短促国柞，不利子孙。
     君上的倾向性本已明显，杨光先如此不识时务，怎能不火上浇油？康熙帝斥其妄言，着即革职，命由南怀仁代任钦天监监正。接着即着手为历狱彻底平反昭雪。对于教方来说，这无异是又换了一个乾坤。


   巧机妙缘
     康熙帝像乃父那样任用和礼敬教士。他亲临天主教堂，御笔题写“钦天”二字。给南怀仁屡加诰封，经常召见，与之讲论西学。南怀仁病殁，康熙帝诏命赐葬，并派员致祭，又御制碑文，以示悼伤和奖誉。
     康熙帝对天主教的宽容态度，不但直接惠及在华教士，而且诱使数万里之外一个以“太阳王”自命的人野心膨胀。他就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他对葡萄牙垄断中国教权早就于心不甘，这时乘机选派一批有竞争能力的耶稣会士赴华。这批人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抵达，受到康熙帝的召见，特命其中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和白晋（Bouvet）留京供职，其余赴省传教。这便是法国耶稣会士人华之始。
     康熙帝礼待教士，教士们也千方百计地投合这位中国君王的心意，有时还真能碰上走运的巧机妙缘。譬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夏，不意“龙体”打起摆子，忽冷忽热。太医使出浑身解数全不奏效，而张诚等人献上西药奎宁，奇迹般地一服即愈。龙颜大悦自不待言，特赐地增建天主堂一所（即北京的“北堂”），并为该堂亲题“万有真源”匾额一方，另赐联语，再御题律诗一首。甚至大帝的画像，也和法三路易十四的肖像一起悬挂堂中。
     随着康熙帝对天主教传布的开禁，福音事业在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到康熙三十九年（177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发展到约30万之众。
     另外，此间俄国的东正教士也在北京设立教堂。虽说其传教活动与天主教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代表了基督教的又一大教派进入中国。


   礼仪之争
     对上帝的宽松气候未能保持多久，便因为一场所谓“礼仪之争”再度趋于恶劣，最后陷入冰封雪飘的寒冬。
    

礼仪之争先是在教方内部发生。相继入华的天教几个修会的势力当中，最占优势的耶会由葡萄牙控制，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则属西班牙把持。耶会士奉行利玛窦式传教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教士多不以为然，

     龙体透视
     要对上述情状作出彻底的诊断，自然得从“真龙天子”的身上开始。
                               必然的限制图
     对于刚刚入主中原的清初皇帝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在其头脑中还浅，特别是夏夷之辨的防线尚未牢固筑起，对外国人较少抱有传统的成见。在宗教文化方面，则表现出较灵活宽松的特点。这和元代帝王的情况有些类似。这恐怕是清初皇帝比明末皇帝对洋教士们能更为礼敬和信任的重要原因。就以顺治朝皇家与汤若望的关系来说，有的外国学者作过这样有见地的评析：“这些满洲新人物，虽然仍继续中国的传统，但却不要为传统的奴隶，所以他们就能把一种在先朝决不能办到的位置给予汤若望。”①至于康熙皇帝平反历狱、开放教禁的举措，就更表现出了宽宏的胸襟和非常的魄力。


①[德]魏特《汤若望传》第1册第234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上海。
     然而，他们也和元朝的皇帝们一样，既然要帝中国，就必须适应、维护和利用中国的基本文化传统。这就划定了他们对教方态度和政策的限制圈：对洋教士们可礼其人而用其技，但他们必须循规蹈矩，为皇朝效力；对乃教也可宽容，但必须是感觉它不与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相抵触。
     清初的皇帝们不但把洋教士当作品德可嘉的异国宾客，更视为能够为己所用的勤恳一远臣”。顺治帝的《御制天主堂碑记》当中，就是这样表彰汤若望辈的：
         惟其远臣，西国之良。测天治历，克殚其长。敬业奉神，笃守弗忘……
     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矜斯式！
     南怀仁病殁后，康熙为其御制的碑文也是这般口吻，主要褒誉其人为皇朝服务的业绩，所谓“莅事惟精，奉职弗懈”。清帝给予他们的褒奖和一切话封、荣典，无不表示君上对臣下的一种恩赐。


金轮王转世
     从顺治帝到康熙帝，对传教士们的“事神尽虔”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修养，虽说皆表钦敬，但对其所奉的神本身并无真正兴趣，也无起码了解。顺治帝的《御制天主堂碑记》中有这样一段非常典型的话：
     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指天主堂），是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籍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曾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译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
     在这中间，很明确地划分了儒学、道和佛两者（《道德〔经〕》、《楞严》分别为道、佛经名），以及天主教三个类别，并依了解多寡对它们作了排列，实际上即所认定的主次顺序。顺治帝无可移易地以儒学为首要，对道、佛经典尚有所涉猎，对天主教的典籍则是素未览阅，一无所知。


   后来顺治帝与佛门倒是结下不解之缘。这位仅活了二十四岁的皇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与憨璞聪、玉林璓、木陈囗等僧人过从甚密。这些出家人告诉顺治帝，他乃夙世为僧，甚至是“金轮王”转世。顺治帝竟信以为真，几乎出家为僧。
     而这时顺治帝对汤若望等洋教士，则愈趋疏远。作为玛法的汤若望，平时千方百计地劝诱顺治帝皈依天主教，在其他方面多爱听从玛法劝导的顺治帝，独对此事坚决拒绝，告诉玛法不要强其所难。最后顺治帝竟如此倾心于佛门，使汤若望困惑不解。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受文化“血缘”的影响，佛教毕竟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合体的组成部分，而基督教则是异质之物。顺治帝作为一个中国皇帝，在两者之间的选择本能地就会是上述结果。


   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
     康熙帝是有清一代皇帝中少有的英才，他没有乃父的宗教狂热，在对教方的态度上表现得相当理智。他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由衷地感兴趣；虚心学习和利用。即使对西教，在文化意义的了解上也显稍多一些。但仍然谈不上对基督教特质的真正了解。他也只能立足于利玛窦建立的“中西相通”说的基础上来认识问题。当他体察到教方有悖“真儒”甚至公然对抗“真儒”的时候，便毫不客气地运用他的权杖进行防卫和回击。这在“礼仪之争”的情事表现得十分明显。
   

，康熙帝怒斥教方“不通文理”，“知识扁浅”，无资格批评中国礼仪，而极力阐扬“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的道理。针对西洋人对此表现出的隔膜，他说：
         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所可妄论！
         尔欲议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
     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


不行！有些字在这个贴吧打不上去！

         康熙帝对问题的实际处理也显得比较明智和富于策略。在坚持原则抵制教廷的同时，对利玛窦式传教术仍然表示肯定和赞赏，明确谕称利玛窦辈“并无贪邪**，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对这样的教士中国朝廷是轸念矜恤的，表示对愿意谨守中国法度而又身怀技艺的传教士可以继续容留和利用，使其各献其长，还可以给予永久居留权，以免回去遭受教廷迫害。①
     ①以上引文同注1书，第十一至十三通。
     由上述情事便可看出，康熙帝对基督教和教方人员的基本态度相当明确，且完全处于一种自觉状态。有论者认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的发生触怒康熙帝，他有可能皈依基督教而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据说，康熙皇帝真的曾说过，一旦朕改信基督教，则中国臣民就都会跟着立刻皈依。其实，这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已经融化在这位中国皇帝血液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他作为“王化”实施者的中华帝国君主的身分，决定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基督教也决不会成为中国国教。


“宁可”与“不可”
     在对龙体透视时，不可忘记杨光先等人，因为他们是兴风作浪，影响“气候”变幻的重要人物。
     杨光先是带着“仇洋”的痼疾结束一生的。康熙帝平反历狱，他随之坐罪，王公大臣们议定处斩，康熙帝念其年纪已老，姑免死罪，着即驱逐回籍。杨氏狼狈出京，回安徽歙县老家，行至山东德州，背上恶疽发作，旋即死去。
     观乎其人反洋教的迷狂，较之明朝的沈淮及《破邪集》的众作者们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坐罪之后，仍然矢志不已。他留下的《不得已》一书，是继《破邪集》之后又一部典型的反洋教文集，文章皆出自他一人手笔。其中有些卫道理论，与《破邪集》中的内容大旨略同，并无多少创新，但有个突出特征值得注意，他把西洋科技视为传教士借以摧毁中国圣道、破坏皇朝天下的主要祸患，对它的惊惧、憎恶和排斥较明末反教士大夫更甚。


喷饭满案笑地圆
     因其本能地斥拒“高奇”事物，所以造成对科学的懵懂无知，缺乏起码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譬如对传教士带来的地圆说，杨光先认为荒谬绝伦：如果大地果真是一个圆球，万国错布其四旁，球面之大小洼处即大小洋水，处于球之上下左右的人们脚心相对，那么，处于侧面和底面的水为什么不倾？难道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吗？你洋人们把一杯水倒过来试试！处于侧面和底面的人为什么不倒不落？难道有横立倒立之人吗？只有蜾虫能横行壁立，蝇能仰栖，人谁能之？杨光先耻笑相信其说者为没有头脑的傻瓜，觉得自己才是有识见的智者。他这样说：
         如无心孔之人只知一时高兴，随意诌谎，不顾失枝脱节，无识者听之
     不悟彼之为妄，反叹己之闻见不广；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①


①同上书，下卷第67页。
     像杨光先这种认识水平，在当时反教士大夫中并非特例。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在杨光先稍后的雍正初年，兵部尚书李卫为杭州一所天主堂改为天后宫题写碑记，也是一篇很典型的反洋教文字，其中即把“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务穷思力索，精其艺而后止”作为谬端罪举来指斥，忿然声称：“一技一能，原无当于生人日用之重，至于奇技淫巧，尤为王法之所不容！”李卫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西洋科技进行贬斥：
         其所精者仪器，(王睿)玑玉衡，见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指南车，
     周公曾为之矣；所奇者自呜钟、铜壳滴漏，汉时早有矣；所骇人者机巧，
     木牛流马，诸葛武侯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时有之，至今尤有流传者。①
         ①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162—165页引录该碑记全文，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成都。
     总之，是待论“其说不经，其所制造为中国之所素有，其为术又不能祸福人”，如此一无是处，智者减不该为其所惑。此公真足以与杨光先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