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
2006年4月14日华中师大讲座整理

这20多年来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任何成功的现代化社会，社会发展的起点从来是大学，而中国却是小渔村（深圳）。
●正在主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是一帮愚蠢之至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
●一个学者、大学教授所有的人生追求，都放在房子从80平米到100、120、160、180、260平米这样折腾的时候，他还有可能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不可能。
●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都是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那就是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还有一位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三个校长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校长，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这三个校长风格俨然不同。
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全国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的校长。章开沅先生曾经讲到，好多教育部召开的会他都不去，基本上不跟教育部的官僚们打交道，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让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就让底下的人去做”，他自己很少去参与行政事务。那么，章先生这样完全保持以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是官僚姿态来治校的风格，让当时的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成为一个很有个性的学校。
我见到过我的好多朋友都是从当时的华中师大出去的，他们的身上的风范都打上了章校长的风范（的印迹）。多年以后我请章校长到我们学校去讲座的时候，讲到这一点，大家还很有同感。那么朱九思在武汉当时是最有资历的（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工治理得非常严谨，把华工治理得井井有条，华工整个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大批大批的标准化的大学生，所以华工的严谨，华工的学风，所谓“学在华工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朱九思的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是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被看作当时改革开发的先驱这么一个形象。在刘道玉先生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的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校园都可能没有超越。比如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自由地转系，可以不听课，所有的课程都可以选修。包括一些生活方面的，男女生之间的交流，宿舍之间没有界限等等。可能直到最近，武汉大学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最自由的传统。
多年以后，武汉大学可能变了样。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了武汉大学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的一个名望非常高的高峰上退出了。而且退出以后，居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间，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的职位。就去年，刘道玉先生才重新走上媒体。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我正好去了。
在那个会上，有很多骄傲的武大校友，他们说，武大了不起，我们武大是80年代的小深圳。小深圳，我就抓住这一点，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这句话，对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的意思很清楚，很明白。武汉大学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而深圳意味着什么，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这个说法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说法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它们的起点，从来都是文化先锋，从来都是大学。只有中国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一个南方的小渔村。那么深圳为什么能够带领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后面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西方，是英国。
说到底，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这个民族自己拽着自己往前走，它的动力来源却是整个西方世界。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的脑震荡”，我想说的是我认为，100多年来，中国人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我们中国人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洋人拽着香港往前走，香港拽着深圳，深圳拽着广州，广州拽着武汉。这样一步步的，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模式，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武汉大学很骄傲，它把自己比做是中国的小深圳。
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学永远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在精神上，在心灵上，在带领一个国家往前走这个方面，大学永远是最高的。但是我们中国却恰好相反了，武汉大学居然是中国的小深圳这是中国的怪胎，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意先生本人的政治命运。
我们暂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等等，他的政治前途中有一点是值得玩味的，他是60年代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周总理亲自去迎接。从教育部返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这么一个年轻的，优秀的干部，在中国一批老干部退出，要选拔一批年轻干部的时候，刘道玉，这么一个政治明星，既没有出任武汉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校长，当然是这个社会最高的思想权威，他是不屑于去做任何官的。


直到今天，比如牛津大学校长，剑桥大学校长，他们的资历是其他的部长不能比的。他们是和这个社会最高级的精英是平起平坐的。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学校长无疑享有最高的思想权威。如果在西方的背景下，刘道玉是不会去做什么武汉市市长的，但这是在中国，武汉大学的校长如果他要升上去，就必须做武汉市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他在这个路上滑落了，这是中国特色。我们要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其实至少在这20多年来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除了80年代那种昙花一现的大学以外，中国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大学的。直到今天，中国也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理念上的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人类出现文明开始，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种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理念。可是对原始民族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使得所有的人在面对它的时候能暂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是一个文明成立的前提，越是文明的国家就越是有一个专门的知识分子体系，甚至有一批专门的学者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或者系统的理念，用这个系统的理论来影响辐射所有的人。而这些人抱抱有非常高的智慧的。那么这时候大学就开始形成了。
中国式的大学，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孔子形成一个学校，通过这个学校形成了一种理论，可以世世代代传下来。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经典的方式传承下来。于是就进入了轴心时代。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做是这几大文明的经典影响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重点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西方人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我们说过去有四大文明古国，后来这四大文明古国都不行了。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现代化的时代，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我们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早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柏拉图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那么一个东西，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我们中国的科学院就是中国的academy，柏拉图在academy中间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而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一种Logos，或者按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规律，一种规则，这个东西是万物体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把握了万物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用逻辑，用数学，用严密的逻辑体系表达出来的。只要把握了这个东西，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就形成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
古希腊哲学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直觉的感性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人和对象之间这种感性的直觉的生动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西方人，柏拉图时代，就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寻找它们之间的和谐，它们之间的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法治，这种智慧一脉相承，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通过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了一个讲道理的宗教。
到了公元12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更加学术化，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就是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那种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推理，严格的理论推理，按照这种方式来赋予万物以规律。这种智慧就使得基督教越来越讲道理，这种智慧到了12世纪使得基督教越来越理性化。于是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最早的大学。
两个月之前，我去了世界上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现在还在，那些房子非常的老旧了，已经支撑不住了，实在支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撑上，撑起来，还保持老样子，那些残垣断壁都很好地保护在那个街上，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接近1000年了。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这些大学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了世界的一种抽象的规律、规则，抽象的道理，寻找后面的Logos。这些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不好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