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
2006年4月14日华中师大讲座整理

这20多年来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只有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任何成功的现代化社会，社会发展的起点从来是大学，而中国却是小渔村（深圳）。
●正在主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是一帮愚蠢之至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
●一个学者、大学教授所有的人生追求，都放在房子从80平米到100、120、160、180、260平米这样折腾的时候，他还有可能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不可能。
●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都是脑袋有毛病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那就是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还有一位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先生。三个校长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校长，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这三个校长风格俨然不同。
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全国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的校长。章开沅先生曾经讲到，好多教育部召开的会他都不去，基本上不跟教育部的官僚们打交道，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让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就让底下的人去做”，他自己很少去参与行政事务。那么，章先生这样完全保持以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是官僚姿态来治校的风格，让当时的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成为一个很有个性的学校。
我见到过我的好多朋友都是从当时的华中师大出去的，他们的身上的风范都打上了章校长的风范（的印迹）。多年以后我请章校长到我们学校去讲座的时候，讲到这一点，大家还很有同感。那么朱九思在武汉当时是最有资历的（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工治理得非常严谨，把华工治理得井井有条，华工整个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大批大批的标准化的大学生，所以华工的严谨，华工的学风，所谓“学在华工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朱九思的时代留下来的。


直到今天，比如牛津大学校长，剑桥大学校长，他们的资历是其他的部长不能比的。他们是和这个社会最高级的精英是平起平坐的。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大学校长无疑享有最高的思想权威。如果在西方的背景下，刘道玉是不会去做什么武汉市市长的，但这是在中国，武汉大学的校长如果他要升上去，就必须做武汉市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他在这个路上滑落了，这是中国特色。我们要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其实至少在这20多年来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除了80年代那种昙花一现的大学以外，中国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大学的。直到今天，中国也是没有真正的大学的。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理念上的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人类出现文明开始，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种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理念。可是对原始民族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使得所有的人在面对它的时候能暂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是一个文明成立的前提，越是文明的国家就越是有一个专门的知识分子体系，甚至有一批专门的学者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或者系统的理念，用这个系统的理论来影响辐射所有的人。而这些人抱抱有非常高的智慧的。那么这时候大学就开始形成了。
中国式的大学，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孔子形成一个学校，通过这个学校形成了一种理论，可以世世代代传下来。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经典的方式传承下来。于是就进入了轴心时代。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做是这几大文明的经典影响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重点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西方人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我们说过去有四大文明古国，后来这四大文明古国都不行了。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现代化的时代，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我们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早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柏拉图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那么一个东西，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我们中国的科学院就是中国的academy，柏拉图在academy中间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而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一种Logos，或者按我们今天所说的，一种规律，一种规则，这个东西是万物体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把握了万物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用逻辑，用数学，用严密的逻辑体系表达出来的。只要把握了这个东西，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就形成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
古希腊哲学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尤其是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直觉的感性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人和对象之间这种感性的直觉的生动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西方人，柏拉图时代，就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寻找它们之间的和谐，它们之间的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法治，这种智慧一脉相承，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通过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了一个讲道理的宗教。
到了公元12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更加学术化，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就是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那种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推理，严格的理论推理，按照这种方式来赋予万物以规律。这种智慧就使得基督教越来越讲道理，这种智慧到了12世纪使得基督教越来越理性化。于是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最早的大学。
两个月之前，我去了世界上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现在还在，那些房子非常的老旧了，已经支撑不住了，实在支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撑上，撑起来，还保持老样子，那些残垣断壁都很好地保护在那个街上，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接近1000年了。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这些大学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了世界的一种抽象的规律、规则，抽象的道理，寻找后面的Logos。这些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不好的概念。


商业文明，航海文明，进一步来说工商业文明，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它不是靠自己土地上生长的东西来养活自己，而是靠把这些东西卖到别的地方去。商人就产生了，当他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大海上时，自己感性没有办法跟农民一样直接跟对话他只能看到比较抽象简单的东西，于是这些商人、航海家他们的数学，几何学就产生了。商人老是跟数字，跟比例打交道，于是数学思维就产生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尤其是跟商业相关的手工业高度地发达，而手工业跟商业一配套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导致了机械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学过牛顿的人都知道，牛顿的思维方式就是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古代希腊就已经有了，原子论就已经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慢慢地影响到近代就导致了牛顿的产生，牛顿的思维就是跟古希腊的这种反自然的、机械论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它去寻找万物背后一种抽象的规律，于是自然科学就产生了。自然科学的产生就使我们相信万物背后的物质是不重要的，万物背后规律规则是最重要的，，那个能够用数学和逻辑表达出来的抽象的公式F=ma走到哪里都可以管用，这种理性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来源，而这个来源从哪里开始，从柏拉图那个时代开始，从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开始，导致了牛顿的产生。
自然科学是怎么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西方人今天除了自然科学这个最有力量的作为改变世界的工具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友情，通过人情网络关系来把握，或者通过权利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的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可以把握的客观的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理性思维，法理思维，跟那个自然科学思维是如出一辙。它同样是相信所有个别的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规律，中国人是不相信的。
中国如果说有上帝的话，这个上帝也是个具体的人，比如说皇帝，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小孩子就说上帝就是父母。但是他是个活人，上帝在西方，是绝对抽象的看不见的，甚至一神教那里上帝就变成一种抽象的道理。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一个自然科学，一个就是法律、法治，这两个东西，都是从希腊哲学中间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怎么跟自然规律是一回事情呢，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自然）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其实呢，在西方语言中间，它是一个东西，都叫law，自然规律叫NatureLaw，人间的法律就是法律，西方人今天成功的奥妙都在这里。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Logos，有一个规则，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个普遍的共相，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的。
而大学是干什么的呢？大学就是秉承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然后到中世纪的那个经院哲学，精神是西方人今天所有成功的奥妙。执著追求上帝赋予事物的那个抽象的规则。而且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就是要争论，这种把道理搞清楚，高于一切的心态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可以体现出来。